由於制度環境會對非政府組織形成一些進入援外網絡的機制，在台灣非政府 組織與援外活動的興起上，可清楚看出。早期由於台灣社會發展的特殊歷史背 景，長時期的戒嚴與相關的管制政策的箝制，使得民間社會的結社活力受到抑 制。此現象一直到 l986 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令後，自此民間團體在數量上的成 長才有大幅的增加。政府並進一步在 1989 年修訂已實施近 50 年的「非常時期人 民團體組織法」，至 1992 年又進一步修訂此法，更名為「人民團體法」，此係 人民組織社會團體、職業團體與政治團體的基本規範之法令。因為解除戒嚴的關 係，人民的思想言論與社會活動獲得了開放與抒解的管道，再者，因新修訂的人 民團體法對於人民組織團體的方式有較合理的規範，例如：在成立的名義與宗旨 或在數量上已不再限制，因此本土非政府組織急遽增加；90 除了在「量」上的 急遽增加之外，這種結社趨勢的成長更彰顯了台灣人民結社的「結構變遷」。除 了，非政府組織的急遽增加，另外也因為台灣經濟起飛，陸續有一些本土的非政 府組織展開對外的援助。台灣經濟發展一直是產官學界所稱道的國家實力表現，
主計處資料顯示台灣國民生產毛額（ GNP）從 1980 年約 140 萬躍增至 2002 年的 1000 萬元左右，國民所得相形增加。若以國民生產毛額為計算基準，以家庭為 例的國民儲蓄比例從 1980 年的 6.71%、1990 年的 7.29%、上升至 2000 年的 8.54%，國民儲蓄力明顯增加。除此之外，國人在娛樂消遣、教育文化服務上的 花費佔總消費金額的比例，從 1980 年的 12.80﹪、1990 年的 16.26﹪增加至 2000 年的 19.28﹪，可說明國人不但所得消費提高，且用於文化服務事業的消費比例
90 請參照前述表 1-1。
相對提高，參與社福團體活動的比例增加。91聯合勸募資料指出，台灣民間從 1996 年年度捐款 8 千萬開始，往後每年便維持在一億四千萬左右的資源分配總額，921 地震災害，也使得民間捐款激增，台灣民眾的捐款行為相較於 10 年前頻繁，這 是總體經濟成長表現之外，另一個支持民間社會福利團體持續經營的原因。92
同時，長期經濟發展因素，促使教育普及、大眾媒體的報導、出國機會的增 加，再再強化並喚醒社會意識，使得經濟發展累積的富裕，不再僅侷限於追求基 本溫飽，而更注意社會與政治的改造，這些改變使得非政府組織對社會議題有所 貢獻，國際援助工作即是新興的社會議題之一。另外，從官方資料來看，外交部 於國際災難人道救濟金額，從86年度、87年度到88年度的支出比例，各佔國民生 產毛額0.043﹪、0.035﹪、0.105﹪，雖然88年度由政府提撥的人道援助金額明顯 提高，但仍不及於國際協定人道援助比例需佔國家國民生產毛額0.7﹪之標準。93 而對此來說，台灣援外金額與援外工作實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需要政府與民間 非政府組織長期努力，台灣非政府組織之發展還可以提高其所扮演的援外角色重 要性。
綜觀台灣政治經濟因素的轉變，可發現1980 年代的台灣正值政治鬆綁、經 濟起飛及非政府組織興起的年代，來自政府與民間兩股推力，這樣的歷史背景促 成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援助工作。尤以1990年為台灣國際援助行動發展的最顛 峰，主要原因有三，1.為政治環境穩定；2.為經濟蓬勃發展，各機構募款較為順 利，機構有能力規劃援外經費預算；3.為全球遇有重大災害，政府鼓勵民間參與 救援與重建有關。因此，此時期台灣各民間組織的國際援助參與力向上提昇，尤 以原本未發展國際服務，只以國內特定弱勢族群為服務人口群的本土機構，轉向 為東南亞等地區提供服務，這是最大的改變。慈濟基金會為主要代表。
這些由本土走向國際的組織，其服務方式仍舊延續國內服務經驗，在服務人
91 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摘要表- 民國 91 年 3 月》，（台北：行政院，初版，2002 年 3 月）。
92 中華聯合勸募協會：〈歷年聯勸捐款數字〉，《聯合勸募會訊》，（ 2002年），頁 22。
93 外交部網站，同前註。
口群上並未有大幅的轉向，將在國內經營累積已久的服務計劃與經驗拓展至國際 是這類型組織的特色。同時，這些本土機構在尋求國際化的過程中，其服務提供 方式皆以短期單一事件的資源挹注，作為拓展服務領域的重要策略，如義診、物 資提供等，便是服務型態較單純、時間人力成本較低，但其服務效益回饋較為迅 速，且較立竿見影的援外工作方式。對援助者而言，是較為簡單且成效迅速顯著 的服務提供方法，但與受援對象的接觸不長，甚至彼此之間沒有任何互動，只有 物資上的標誌宣示著物資的來源，尤其在災害發生時，通常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將 物資運抵受助者手中，待災害的緊急救援期一過，便停止物資輸入。在這短暫的 過程中，要做到充分了解受援者，或者彼此之間產生關聯有所互動，的確不容易 做到。甚至還發生受援國人民將台灣非政府組織誤以為是中共的援助窘境。這種 服務對象的互動不多，在強化援助者、弱化受援者的生態下，援助缺乏生根的機 會，使受援國一直處於?依賴?下，依賴國外援助，這樣援助對當地反而是弱化受 援國，使邊陲國家愈被邊緣化。所以要真正能達到援助效果，必須要能深耕當地，
使當地居民能自立自強、自給自足的生活，這才是正本清源之道。然而，要達到 援助效果，必須長期在當地進行援助發展計劃，這種長期帶狀式服務以社區參與 為主，在台灣不多見，彼此工作方法也因人力運用和參與程度的差異而歧異性 大。依第四章背景論述及本研究所蒐集資料，在東南亞進行這種長期帶狀的援外 計劃的也只有本研究三個個案- 海外和平服務團、知風草文教協會及慈濟；而慈 濟一開始，也是以短期物資援助為主，並不是有長期援助的發展計劃，但從多年 援外經驗累積下來，慈濟也開始在做長期援助計劃，且成果卓越。從慈濟的例子，
本研究可以發現，國內援外非政府組織的行動策略，已漸由國內物資與人力資源 單向輸出的急難救助模式，漸漸轉向在「受援國」發展草根組織，或與其他國際 性援外組織以「技術合作」方式，採用長期方案作為永續發展的目標，加強社會 資源的積累性，不論是海外和平服務團、知風草文教協會及慈濟皆有此特徵。
在知風草方面，其主要理念是在柬埔寨做長久教育援助計劃，主要服務柬埔 寨弱勢、急待援助群體，期望用教育紮根，使柬埔寨的後一代能夠往和平的路推
進，而不在生活在戰爭的苦難中。
在海外和平服務團方面，在柬埔寨及泰國分別設立工作隊，為人道援助工作 紮根，其受訪者論述到，其組織一開始便是要援助中南半島，一直到其組織改名 後，仍然在泰國及柬埔寨設工作隊，進行當地長期的社區發展計劃。
在慈濟方面，以泰北計劃扶困計劃來說，主要是長久教育志業，其受訪者提 及，一開始扶困計劃只有三年，但三年後，難民生活穩定，反而是缺乏教育，為 了能讓當地難民能永久自給自足，於是，便有從小學、中學到職業技術學校的希 望工程計劃（B2-2）。
另外，在印尼大愛村計劃，主要是以整體社區發展援助為主，其援助者，在 訪談中許多部分都有提到，長期援助發展的觀念：
?我們在做紅溪河這件事，我們做的很完整，五管齊下，所謂五管就是 發放，抽水，清掃，消毒，義診，完成後，還有辦就業輔導與辦教育，
做一長期的，社區援助發展計劃。?（B1-1）
其中，辦就業輔導與教育，就是為了讓當地居民在長久發展上，能夠脫離貧 困的生活，而有謀生能力。
?一開始大愛村計劃並不是很企劃性的，起因是水災的緊急救援，送物 姿，送水，社區義診，等這些事都告一段落後就回來跟上人報告狀況，
上人看了他們帶回來的錄影帶與資料之後，上人覺得除了緊急救援外，
也討論出紅溪河下雨造成大水患的原因是河兩岸的違建與垃圾亂丟，使 得原本 7 米深，75 公尺寬的河道變成 1 米深，2 公尺寬，換句話說，這 條河原本可以容納雨水的量變成 1/3 或 1/4，於是水就外溢，所以，上 人就覺得正本清源之道，如果有因緣，就把這條河疏通，清乾淨，找一 塊地方容納那些違章建築，讓當地政府好好整治這條河，才能根本解決
水患之苦，那麼因為這想法，所以，大愛村計劃便開始萌芽，也因為這 河上居民生活環境，收入或整個教育環境都不是很好，因此上人也覺應 該給他們一種完整的生活環境機能，所以，因為水災，所以要整治這條 河，也因為要整治這條河，當地政府有一塊地，於是就有大愛村之計劃。
也因大愛村計劃，所以就有一些長期的慈善規劃及社區發展計劃，在慈 善規劃上，主要有老人之家，醫療發展計劃有設立學校與職業訓練中 心，使得鰥寡孤獨癈疾者有安身處，達到老者安之、病者醫之、壯者教 之之主要策略規劃，一勞永逸。?（B1-3）
而當本研究有訪問慈濟受訪人，從資料中有提及，當地居民並不是很習慣要 爬樓梯的公寓式大愛村，既然援助活動是以當地人民需求為考量，為何這次大愛 村反而沒有考慮當地居民生活習慣，蓋如同 921 的簡易屋就好，還是蓋公寓式的
而當本研究有訪問慈濟受訪人，從資料中有提及，當地居民並不是很習慣要 爬樓梯的公寓式大愛村，既然援助活動是以當地人民需求為考量，為何這次大愛 村反而沒有考慮當地居民生活習慣，蓋如同 921 的簡易屋就好，還是蓋公寓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