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前輩典型：三楊體格，典範永宣
第一節 「三楊」典型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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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三楊」典型的建構
文學批評論述中關於「典型」的概念，其應源於「型」字意義的引申，《說 文》以「鑄器之法」解釋「型」字，而段玉裁則據此而注曰：「以木為之曰模，
以竹曰範，以土曰型，引申為典型。」155由此可知，「模」、「範」、「型」皆為鑄 造器物之模子，而以這些模子為媒介所鑄造出來的器物，便能達於規式的相同。
故段注引申為「典型」，即是將「型」字由「模型」之功能層意義向「準則」之 認知層意義拉升，尤其經由「典」字之界義與構詞，則代表人、事、物類各種層 面之「範式」、「標準」的意義指向更為鮮明，故就文學作品中詩文體類的指涉而 言，「典型」的概念則得於各詩文體類之代表性的寫作人物與寫作形式兩互為表 裡之面向觀察。又某一人、事、物得以於其自身從屬之領域、狀態或屬性中成為 該類之典型，實尚須經過「他者認可」之過程。
換言之，人、事、物之「典型」是被眾多接受的他者建構得來的結果，而聚 焦於詩文體類典型的建構，其可略分為「創作仿效」與「論述批評」兩類途徑，
前者指的是眾多的他者在認同某種詩文體類的前提下，根據其寫作形式進行仿效 與創作的過程，進而帶動從事該詩文體類的寫作趨勢與現象，以奠定其在文學史 歷時性動態發展中的某一個階段較為突出的情形。後者則涉及他者對於此詩文體 類的評價問題，或就其創作本身，進行以文學性為主軸的評價論述；或透過與其 他詩文體類並列討論之方式，凸顯其特色；或採回護一途，以辯駁他者對於該詩 文體類之負面批評等。關於前者，這些所謂「認可的他者」可以是與此詩文體類 之生成並時的參與者，亦可以是在該詩文體類歷時發展過程中的追隨者；至於後 者，則未必是在該詩文體類形成之同期予其述評，多傾向於觀察該詩文體類在文 學史之發展歷程中興衰演變之始末後，提出相關之評價論述，故「認可的他者」
後世批評的屬性較為高些。然某一詩文體類得以成為典型，實來自這些取徑不 同，而有同時、歷時或後世之別的他者們，在其主觀認可的匯聚下所型塑出的結 果，故為「相對性」典型的範疇。
奠基於此，四庫館臣視「三楊」為明代臺閣體之典型，顯然是採取「論述批 評」之建構途徑，然值得注意的是，較之於單純闡說「三楊」何以為臺閣體典型 的靜態性述評，館臣似乎在論述批評之策略上更傾向採取動態性述評之方式，輪 廓來自與三楊同期或之後等「眾多的他者」對於三楊臺閣體之接受情形，以呈顯
「三楊」──臺閣體典型的成立，乃是緣於他者認可的結果。循此，「三楊體閣」、
「三楊之體」、「三楊臺閣之體」等以「三楊」為中心構詞的複合詞彙，可於三楊 臺閣體之肩隨者、後繼者之〈提要〉中得見，至於楊士奇與楊榮二處〈提要〉， 館臣雖各以「前輩典型」、「一代文柄」指稱二者為臺閣體典型的意義，但二則〈提 要〉中更令館臣傾盡筆墨論述的則是臺閣體的整體評價問題，故而將三楊臺閣體
155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頁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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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性置於臺閣體派發展的脈絡上討論，以與末流之模習者有其區辨。以下即 針對〈東里全集提要〉、〈楊文敏集提要〉論析館臣如何於多面性述評中建構楊士 奇、楊榮有別於政治質性的文學性典型面貌。
一、楊士奇
明初三楊並稱，而士奇文章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歐陽脩 文，士奇文亦平正紆餘，得其彷彿，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文典則，無 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後來館閣著作沿為流派，遂為
七子之口實。然李夢陽詩云：「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亦不 盡沒其所長。蓋其文雖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輩典型，遂主持數十年之
風氣，非偶然也。156
誠如該節前言所述，在明代歷史的語境背景下，時人對於「三楊」的概念多建立 在「政治內閣」的意義上，因此如何於述評策略上凸顯「三楊」文學性的典型意 義，或許是館臣於臺閣體派之詮釋方面致力建構的目標。在〈東里全集提要〉中 館臣或參照歷史既定之說法，或援引他人觀點，似乎欲以多面視角之觀察作為述 評之基礎，進而確立楊士奇之於臺閣體的典型意義。首先，在揭示「三楊」文學 質性的前提下，館臣試圖於論述中實現「三楊內閣」至「三楊臺閣」之典型轉移 的情形，故以歷史中之「明初三楊」作為論述起點的意義，即在對「三楊」政治 質性的接受與認同下，欲進一步深化探求所謂三楊之政治質性，實是三楊以文事 落實文治的成果，因此「三楊」之文學質性當為政治質性意義的內涵。職是，館 臣在點出「明初三楊」並稱的歷史事實後，遂而筆鋒一轉的將論述聚焦於楊士奇
「文章特優」的文學性表現：第一、「特優」是館臣對於楊士奇文章出色不凡之 整體評價。然尤加注意的是，館臣「特優」評價的成立，應是站在比較意義立場 下的斟酌與評斷，故從前句「明初三楊並稱」的敘述推測可知，楊士奇之「特優」
似乎是館臣將三楊進行文學性水平比較後得出的結果，然如此之評定雖然出於館 臣之主觀性，但楊士奇善於文章之觀點實早已能於明人王鏊、尹直的論述中窺 見，而不獨為館臣之孤論。第二、若將楊士奇文學性的表現側重於「文事」一環，
則館臣視楊士奇文章特優的背後，或許便是藉由強調楊士奇之文學性以達於「文 治」意義的趨於鮮明。「制誥」即「皇帝的詔令」；「碑版」為「碑碣上所刻的志 傳文字」，故館臣言「多出其手」即說明了楊士奇於「承命草擬詔令」和「為他 人立傳」之擅長。然觀察兩類文書的相對屬性可知，「制誥」與「碑版」應該分 別代表官方與民間兩種具有公開性質且較為正式的文學體類，因此實用性的意義
156 ［清］永瑢、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0，集部別集類 23，頁 4（冊）
之 49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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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高於藝術性。綜合一、二，檢視館臣「文章特優」所蘊含的價值性意義，或 許在重視楊士奇的文學藝術性之外，館臣更欲積極張揚者則是楊士奇文學實用性 的部分，因此「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乃是從文學之實用性，即所謂以文事落實 文治的中心目標下，限縮楊士奇文章特優之藝術性面向。
再者，承續楊士奇文章特優之論述，館臣欲進一步凸顯的是楊士奇「平正紆 餘」的文風特色，實亦有其形塑的來歷，故從仁宗皇帝對於歐陽脩（1007-1072）
文之雅好切入，說明楊士奇之文風有趨似歐文的傾向。而具體之細節，楊士奇於
《三朝聖諭錄》之記載尤其詳盡：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文雍容醇厚，氣象近 三代，有生不同時之歎。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數舉以勵羣臣。遂命臣 及贊善陳濟校讐歐文，正其誤，補其闕，釐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
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過三四人而止。恒諭臣曰：「為文而不本 正道，斯無用之文。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其無忝矣，廬陵 有君子。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157
《三朝聖諭錄》成於正統七年（1442），分上、中、下三卷，此書之編纂實有效 法歐陽脩（1007-1072）著《奏事錄》、司馬文正（1019-1086）著《手錄具記》
之意義，158故楊士奇在感念舊恩的前提下，自錄與成祖、仁宗、宣宗三朝面承詔 旨以及奏對之語，目的即欲紀錄「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159。據楊士奇的紀錄可 知，仁宗皇帝喜愛歐陽脩文，並非處於莫知其然而所以然的狀態，而是能夠精確 的指出雅好歐文之處，即文風之雍容醇厚與諫疏之切直明白兩類取向。「雍容醇 厚」一詞就文學表現而言，指的即是舒緩不迫而謹慎莊重的文風；至於作用於條 陳得失之諫疏一類的「明白切直」即為清楚明確而懇切率直的奏章風格，然不論 是「雍容醇厚」或「明白切直」，兩類風格的寫作核心皆不脫離「正」的意涵。
所謂的「正」指涉的即是合於規範、法則的概念，故以「正」作為統攝「行文」
與「諫疏」兩體類的表述尺度，則為文之內容便不會流於操切佻薄，而為言之進 諫亦無須畏懼君權、君威而顯得迂曲含渾、言辭閃爍。職是，「雍容醇厚」與「明 白切直」之風格，僅能視為仁宗對於歐文賞愛之表象，而真正為仁宗所關注的實 是蘊含於表象之後的核心原則，即「正」之尺度的落實與實踐，故在對楊士奇的 告諭中，仁宗藉由「無用之文」、「不忠之臣」之反面闡述，揭明歐陽脩「正道為 文」、「正言為臣」的君子典範，進而期勉楊士奇能視其為楷模致力行之。準此，
「有用」與「無用」顯然是仁宗在以「正道」為標準的前提下對於「文」的基礎 類分，而從其由「為文」、「為言」再至「為臣」，最後導向「君子典範」的論述 層次可知，「正道」與「正言」所含涉的原則尺度當與「政教」之治政範疇關係
157 ［明］楊士奇著；劉伯涵、朱海校點：《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394。
158 ［明］楊士奇著；劉伯涵、朱海校點：《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385-386。
159 ［明］楊士奇著；劉伯涵、朱海校點：《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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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故「文」所以淪為「無用」乃在於不符合政教理念下之治政期望。因此，
仁宗對於歐文之雅好乃出於「以正致用」層面的落實，故「士奇勉之」的意涵，
即在期勉楊士奇作為一名同歐陽脩般之忠臣、君子的同時，也暗示著楊士奇當憑 依正道，撰寫契合政教取向的「有用之文」。由此觀之，仁宗對於歐文的欽賞不 徒建立在「生不同時之嘆」的自我觀感抒發，而是採取更為明確具體的方式，達
即在期勉楊士奇作為一名同歐陽脩般之忠臣、君子的同時，也暗示著楊士奇當憑 依正道，撰寫契合政教取向的「有用之文」。由此觀之，仁宗對於歐文的欽賞不 徒建立在「生不同時之嘆」的自我觀感抒發，而是採取更為明確具體的方式，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