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肩隨踵接：步趨三楊，衍為流派
第二節 直授翰林官職：鍾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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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之異者，館臣側重的面向在於詩文內容所能夠反映、觸及社會、生活等層面 的廣度，故詩文作品之內容愈能呈現社會、生活的多面性，便愈可凸顯作者於詩 文中包孕題材的能力，而成就作品的豐富性，是以館臣以楊士奇文章之博大反顯 金幼孜文章邊幅稍狹之不足，即說明了在館臣帶有主觀性的文學審美眼光下，金 幼孜的詩文作品於內容廣度的豐富性上，未能滿足館臣對於文學的審美要求。至 於肩隨之同者，館臣則以金幼孜文學作品所呈現的整體風貌與楊士奇觀照，而得 出二人文風皆呈「雍容雅步」之共同性。誠如前言，「雍容」與「雅步」皆為表 述臺閣體之體貌意涵的樣態義與形構義，以揭顯臺閣體舒徐從容而典雅高尚的美 感形相，而對於金幼孜雍容雅步之文風形塑，館臣以「肩隨」一詞說明楊士奇之 臺閣體文風影響金幼孜寫作風格的可能性；換言之，在太平盛世的國家景況、內 閣文臣的職能身分與儒者致用的裨世心態下，輝映時局的舂容、典雅之文風或許 普遍存在於諸內閣要臣、翰林院官員等朝臣的文學作品中，故館臣以「操觚者亦 不知」說明明朝國家當盛之時，朝臣執筆以詩文美贊君王、響應世道之情態是一 種於大環境的氣氛渲染下，不自覺的文學創作行為，是以如此之普遍性而紛陳的 文風，僅能視為一種文學寫作的模式，而尚未上升至一文類體裁所具有之標誌性 的典型風格；直至三楊於相同的文學寫作模式下完成之作品所表現出的普遍性文 風得到君王之認同、喜愛，並且在君王有意營造且試圖流行於朝廷的書寫風氣之 前提下，雍容、典雅、平正與安雅等文學書寫的模式至三楊後得以奠定其標誌性 的典型風格，而作為一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文類體裁，以成為原本就已在書寫類似 文風者，或剛開始接觸此類文風者的從眾指標。職此，館臣所謂金幼孜於文風上 肩隨楊士奇的意義，並非是從「無」到「有」的狀態，而是指從「混沌之有」（即 普遍性的文學書寫模式）至「明確之有」（即標誌性的文類體裁風格）的狀態，
故館臣以「頗亦」來描述金幼孜在原有的寫作模式基礎下趨效三楊之臺閣體典型 風格的情形；而館臣以「頗亦肩隨」一句連結金幼孜於文風上從眾於楊士奇的關 係，或許便是經過權衡金幼孜是否得為臺閣體派成員的結果，是以思量與斟酌金 幼孜與楊士奇「文風同」而「內容異」的情況下，則金幼孜雖與楊士奇有異，但 所異在於內容之不及楊士奇之博大，而非於內容上的思想背反楊士奇，故詩文之 整體性尚不至於有異於臺閣體的精神、氣象，而得入臺閣體派之行列。
第二節 直授翰林官職：鍾復
明代翰林院不僅為明朝中央集權之政治體制下的一個職能單位，也是一種官 僚制度。明成祖即位之後，即承明太祖於洪武十八年（1385）所釐定之翰林院官 制為該單位之組織體系，包含翰林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 二人（從五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九人（正八品），典籍 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修撰三人（從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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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320官秩最高不會超過正五品，最低則 為從九品，較之洪武初二年之正三品翰林學士，品階確實下降不少。321翰林院官 員主要負責掌起草詔書誥命、詳正史冊、文書等文翰之事，及考議制度等日常性 庶務與經筵顧問、修纂實錄、史志諸書、玉牒等非日常性的指派性職務。322而不 論是日常性或非日常性之職掌又可根據項目之性質分為政務性庶務與文學性庶 務兩類，前者如掌制誥、考議制度；後者則為詳正文史之書、經筵日講、修纂實 錄與被為顧問等。然從翰林官員的文臣身分來看，文學性庶務固然能夠充分體現 其文學方面之長才，而政務性的文務工作，則因為代帝王之言的公文寫作，遂無 法展現個我之文學特色，但如何能於公文式的文字書寫中呈展帝王氣象與朝廷風 度，實亦考驗著和翰林官臣的文學能力。
翰林院既為明朝中央集權體制下的文官機構，其文學立場必然是以君王、朝 廷之官方治政之用為圭臬，是以政務性的文務工作，其背後便明顯滲透著帝王施 政需求的影響力，故翰林官員所起草之詔書誥命尚需進呈以觀，而君王在以其執 政理念、文學思想、文風偏好等進行潤飾，即所謂的「視草」制度，323實充分的 反映了帝王對於公文寫作的強勢性干預現象，以端正視聽，樹立官方文風之形 象，如明太祖對翰林諸臣的公文書寫便有「渾厚醇正」的要求，324認為「取通道 理，明世務者」325才是官方文風尚欲經營之本色，故而詔禁使用四六文辭書寫表 箋奏疏等公文，326足見君王試圖透過政務性的文務工作，達到要求翰林官員奠定 官方文風的手段。相較於帝王積極而強勢性的介入翰林諸臣於官方文風之形塑，
文學性的庶務則反而能夠凸顯翰林官臣於朝廷文風經營的主導性，包括透過經筵 日講以引導君王之文學觀、擔任科考主試以奠立官方主流文風型態或編纂典籍以 彰明官方文學的立場等：首先，經筵、日講即是針對明代皇族所進行的教育制度，
多以翰林學士充任、兼任侍講一職，而講述的書籍亦有其規定，據黃佐《翰林記》
所述儒臣之進講首重《四書》、《五經》，其中又以《大學》與《尚書》為優先，
327目的在培養皇族成員能夠藉由經書之研讀涵養君德，進而修習治國之道，故成 祖對於輔臣、侍講官講授皇長孫朱瞻基的經筵內容，即有「爾等宜盡心開導，凡 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究，浸漬之久，涵養 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辭為能也」
320 ［清］張廷玉：《明史》，全 2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 6 冊，卷 73，頁 1786-1788。
321 ［清］張廷玉：《明史》，全 2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 6 冊，卷 73，頁 1787。
322 ［清］張廷玉：《明史》，全 2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 6 冊，卷 73，頁 1786。
323 ［明］黃佐：《翰林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1，史部 職官類 354，頁 596（冊）之 974。
324 ［明］黃佐：《翰林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1，史部 職官類 354，頁 596（冊）之 977。
32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校勘：《太祖實錄》，全 8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67 年）， 第 1 冊，卷 40，頁 811 之［洪武二年三月戊申條］。
32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校勘：《太祖實錄》，全 8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67 年）， 第 2 冊，卷 85，頁 783 之［洪武六年九月庚戌條］。
327 ［明］黃佐：《翰林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史部職 官類 354，頁 596（冊）之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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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328以「所資甚大」強調皇族成員於個我修身、正言的養成對於日後作為 的必然性影響，故較之於儒生為因應科舉而需著力於章句、修辭等工夫之訓練，
修德正心、端正言行顯然更為首要。循此，《詩經》雖為《五經》之一，但由於 具有鮮明的文學性，因此多列在《四書》、《尚書》之後講習，而講習的內容也多 繫於政治教化一環，換言之，讓皇族成員意識到政教化、功用化的實用性文學觀，
方是翰林官臣反覆經筵講解的目的所在，即廓清文學於國家政治層面的意義，以 滲透於君王、太子之治國思維之中，故誠如前述言及楊士奇任東宮侍講時，以「詩 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勸太子若娛意於文事當觀有「裨益之道」之用的兩漢詔 令之作可知，329作為經筵進講官，透過講習以端正帝王、太子等治國政道之思想 實為其職責之所在，故對於文學性較鮮明的作品，其講習的重點便在凸顯「裨益 治道」之用，否則無益政教之詞的教習，非僅浪費了帝王、太子有限的學習時間，
更甚者則會致使帝王的思想偏離治國正道一途，而於國家之統治無所助益，足見 翰林官臣於經筵講習中對於皇族成員文學意識的引導、塑造所起的不可輕忽之作 用。
其次，關於翰林官員擔任科考主試官對於官方文風之奠定部分，據《明會典•
翰林院•事例》所述之「凡兩京鄉試及會試考試官，禮部奏行內閣，於大學士、
學士等官及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官內，具名奏請欽命；其會試同考試官，於本 院侍讀等官及春坊、司經局官內，與各衙門官相兼推選」330可知，科舉主辦之事 宜由禮部職掌，而翰林院、詹事府及隸屬詹事府的春坊、司經局則為協助禮部舉 行科舉的單位之一，主要擔任兩京鄉試與會試的考試官，負責主考、命題、評卷 與錄取之工作，實已意味著翰林官員對於士人文風的過濾意義，故作品合於翰林 官員所重視之官方文風者，則考取科舉的機會愈大；反之，作品的文風與官方之 文學指標相去甚遠者，便自然為翰林官員淘汰於門檻之外，故士人為求登科之機 會，遂而有意的遷合於官方文風的為文傾向，是以翰林官員作為科舉考試幕後的 把關、篩選者，其奠定官方文風主流性色彩之角色意義格外鮮明，如洪武四年
（1371）即有「科舉初設，凡詞理平順者，皆預選列，以示激勸」之詔令；331而 宣德七年（1432）四月，宣宗便與禮部尚書胡瀅說明考官於京城鄉試取士之標準，
當以「文章不悖經意」為充選依據，由此可知，以平實醇順的文風闡述契合國家 用世之需的經意之理，實為官方文風所欲型塑之主流形象，是以作為主試之翰林
當以「文章不悖經意」為充選依據，由此可知，以平實醇順的文風闡述契合國家 用世之需的經意之理，實為官方文風所欲型塑之主流形象，是以作為主試之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