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肩隨踵接：步趨三楊，衍為流派
第四節 其它：夏原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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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其它：夏原吉
檢視四庫館臣對於明代永宣之際屬於三楊臺閣派成員之臺閣作家的〈提要〉
述評情形可知，諸位被館臣理解為肩隨三楊之臺閣派的臺閣作家中，其官職身分 的屬性不盡相同，或於永樂朝揀選為內閣者，或登第而直授翰林官員者，抑或登 科進士後擇揀為庶吉士者，而縱然三種官職於品秩、身分皆有差異，但文淵閣與 翰林院實為此三種官職身分者最為頻繁接觸的官署場域，也是其主要政務職掌的 負責單位，故而可以視為內閣、翰林官員與庶吉士身分之臺閣作家的交集核心。
而於上述各小節中亦言及內閣、翰林官員與庶吉士和明初作為官方文學代表之臺 閣體間文風形塑、養成的關係，當中包含翰林院之翰林官員對於內閣三楊之臺閣 文風的接受，以及透過主試二京之鄉、會試把關並促進臺閣文風於士人圈的蔓 延，或藉由翰林館師教習、課督庶吉士的過程中授受臺閣體的寫作範式等，是以 翰林院與翰林官員對於明初臺閣文風的形塑與蔓延著力甚深，也因此明初寫作臺 閣體者多由翰林院出。然永宣之間為館臣視為臺閣成員的八位作家中，夏原吉是 唯一的一位在入官經歷、官職背景方面全然與翰林院無關者，換言之，其臺閣文 風的養成並非直接受於科舉制度、翰林教習等官方有意主導之途徑而來，而許是 其官職身分所負責的職務與三楊相近下，於文風上漸受三楊影響所致，是以館臣 於〈夏忠靖集提要〉中認為其「淳實之遺風」得以肩隨楊士奇、黃淮諸人，而得 視為臺閣派作家：
原吉字維喆，湘陰人。以鄉薦遊太學，選授戶部主事。燕王篡立，原吉降
附。後官至戶部尚書，諡忠靖。……原吉詩文集六卷，……前有楊溥序，
稱其詩文「平實雅淡，不事華靡」。考原吉以政事著，不以文章著，洪永 之際，作者如林，以原吉位置其間，尚未能並騖中原，齊驅方駕。然致用 之言，疏通暢達，猶有淳實之遺風，以肩隨楊士奇、黃淮諸人，固亦無愧 也。403
由〈提要〉的敘述可知，夏原吉士是以鄉薦之途選入太學受學，這遂與士大夫之 應試科考的入仕途徑有別，也就說明了夏原吉入官的基礎點便與登科進士後授為 翰林者或選為庶吉士者有所區隔；換言之，對於夏原吉而言，其於太學中受習儒 家經典與思想的階段，實為其認識與接觸官方文風的起點，這遂又與應考科舉之 士子於準備科考的狀態中，先行透過翰林官員所編選之《鄉試錄》、《會試錄》掌 握官方文風，直至登科為翰林官員或庶吉士後再受教習的狀況不同；又從〈提要〉
中述及夏原吉入太學後選授戶部主事、戶部尚書的情形來看，顯然「供俸文字為
403 ［清］永瑢、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0，集部別集類 23，頁 4（冊）
之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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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的翰林院並不在夏原吉以財務體系為官歷遷升之主要單位的項目中，故翰林 院對於官方文風所起的主導與影響作用，實難於夏原吉臺閣文風的養成條件中有 所落實。
關於夏原吉官職升遷的狀況，館臣僅於〈提要〉中言其「官至戶部尚書」後 遂止，然由《明史•夏原吉傳》的載述可知，夏原吉在官職晉升的情況下，與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等內閣大臣於政務上的互動遂開始頻繁起來，如仁宗即位後 夏原吉除復官戶部尚書之外，仁宗亦加進其少保、太子少傅，遂而與楊士奇、金 幼孜有著相同屬性單位的官職；404此外，仁宗亦先後賜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 夏原吉「繩愆糾繆」之銀章，以期許楊士奇、夏原吉等人能於朝中扮演糾舉過失、
錯誤的角色，足見仁宗皇帝對於楊士奇、夏原吉等人之重視，405故《明史•夏原 吉傳》以「仁、宣之世，外兼臺省，內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說明夏原吉與 楊士奇等人之政務互動關係，406其中所謂「外兼臺省」指的即是其戶部尚書之本 職；至於此處的「內參館閣」並非言其兼管翰林院庶務，而是三楊、金幼孜等之 內閣政務，包含掌獻替，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等庶務，足見作為君王 親臣之夏原吉，在輔君治政的環節上與楊士奇相與比美之處，是以《明史》遂進 一步以「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407確切的點出夏原吉與楊士奇於協輔仁、宣治政 的過程中所扮演之舉足輕重的角色。
《明史》中對於夏原吉的撰述雖沒有涉及詩文表現、評價與成就的部分，然 從其述及夏原吉與三楊「同心輔政」的政務互動情形思考，則實為館臣所謂「以 政事著，不以文章著」之夏原吉其臺閣文風的形塑提供了得以系聯的脈絡，即夏 原吉與三楊於政務性的互動過程中連動性的帶動了夏原吉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對 於三楊之典型臺閣體的文學性漸染、接受或學仿傾向，是以在「不以文章著」的 前提下，館臣對於夏原吉詩文風格之述評，乃是欲由其風格之整體性認知中，掘 發出其個體性面向，目的即在為夏原吉於「洪永之際，作者如林」的文學環境下，
定位其文學價值與意義。基此，館臣透過援引楊溥在〈夏忠靖集序〉中以「平實 雅淡，不事華靡」之語評論夏原吉詩文的部分，作為述評夏原吉詩文個體性風格 的基點，其中「平實」就是「平正樸實」，指以質樸無華之文辭表述明白而確實 之旨意；「雅淡」即「高雅簡淡」，意即詩文之作得於簡樸的文辭中呈顯出高雅不 俗的風貌，故「平實雅淡」之意涵其實就是楊溥下句所接之「不事華靡」，即作 文寫詩不刻意雕琢、藻飾；又在〈夏忠靖集序〉中楊溥更以「觀者亦可以想見其 為人也」接於「平實雅淡，不事華靡」一句之後，可見夏原吉「平實雅淡」之詩 文風貌，事實上正是三楊所謂為文作詩當出於「性情之正」的體現，因此平實雅 淡的作品風格實為夏原吉個我性情的寫照，也是三楊之臺閣體寫作之精神所在，
是以館臣徵引楊溥之評論除了藉以點出夏原吉之詩文能於質樸之語言文字中烘
404 ［清］張廷玉：《明史》，全 2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 冊，卷 149，頁 4153。
405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集 部別集類 177，頁 1238（冊）之 429。
406 ［清］張廷玉：《明史》，全 2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 冊，卷 149，頁 4155。
407 ［清］張廷玉：《明史》，全 2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 冊，卷 149，頁 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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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出高雅不俗的整體性風格外，或許館臣亦試圖透過楊溥此一臺閣體典型作家以 表徵臺閣文風的語彙評論夏原吉詩文風貌的情形，證成其詩文之作所具有的臺閣 體質性，以作為將其歸分於臺閣派成員的理據。而在夏原吉「平實雅淡」的整體 詩文之中，館臣則關注到其「致用之言」於語言文句的使用、精神內涵的體現中 所分別呈露之「疏通暢達」與「淳實遺風」的個體性特色：首先，所謂「致用之 言」即為儒者渴望用志於世的心跡與態度，此處即指夏原吉於作品中寄寓、表露 願效命君王，為君王任用的詩文內容；再者，「疏通暢達」乃是就語言文字的使 用而言，而「疏通」與「暢達」實為表流暢之意的同義詞，故此即說明夏原吉擅 以流暢的語句清楚明白的表露自己欲致君堯舜般之心志；至於「淳實遺風」者，
則為夏原吉於作品中所體現的精神內涵，「淳實」即「淳厚樸實」，故「淳實遺風」
指的便是古人淳厚樸實的風氣，即《詩三百》中所寓含的詩教、詩用精神，是以 館臣認為夏原吉於致用之言的表白中所承載與體現的即是《詩三百》中個我之志 與群我之用的精神寓託。奠基於此，館臣特別於楊溥對於夏原吉詩文的整體性評 論中，著眼其個體性的詩文風格，其目的或許是欲更進一步的充實夏原吉「平實 雅淡」的詩文內涵，以與形似臺閣體的作品有所區隔；換言之，楊溥所謂「平實 雅淡」的評論，比較傾向於體貌層面的批評範疇，因此容易與通過遣詞、用字等 書寫模式的手法達到形似之效而缺乏內涵的諸臺閣體作品混淆，故單就體貌性的 評論實不能完全凸顯出夏原吉的詩文作品與其他形似「平實雅淡」者的差異；
是以從夏原吉詩文中所寄寓的致用精神充實其臺閣體的體用內涵，正因為夏原吉 於作品中所寄寓之個我的性情之正與群我的致用之志實為無真實情感者所不能 模效之處，故能與形似臺閣體之作區辨。職此，館臣點出夏原吉「致用之言」的 作品內涵，正好呼應館臣對其「以政事著」的考察，而如此致用之心則實與三楊、
金幼孜、黃淮同調，故經由與三楊「同心輔政」的過程中所漸染、接受或學仿之 臺閣體才能與三楊典型臺閣體的精神同步，是以館臣認為夏原吉的詩文作品雖然 於整體水平上未能與明初文壇之輩作者並駕齊驅，但能夠寫作出符合典型的臺閣 體之作則已高於形似臺閣體者太多，故以「無愧」再次表示將夏原吉視為臺閣作 家的合理性。
第五節 小結
當「三楊」的典型性從政治語境的「內閣三楊」拓及至文學語境的「臺閣三 楊」時，則意味著政治與文學間關係的緊密疊合，而間接性的反映了在上位之君 王企圖透過文事來作為實現文治的治政目標，意即當三楊之臺閣體文風成為代表 官方文風立場的指標時，則不僅有助於官方文風的形塑，亦能藉以達到官方思想 的宣揚與教化的目的，並進一步帶動朝中文風趨仿於三楊的從眾現象。因此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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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探討者，即以永宣時期與三楊同為朝中任職之官員為對象，說明四庫館臣對
所欲探討者，即以永宣時期與三楊同為朝中任職之官員為對象，說明四庫館臣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