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肩隨踵接：步趨三楊，衍為流派
第一節 入直文淵閣者：黃淮與金幼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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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即與三楊之官職場域愈為相近者，其於文學活動的從眾效應中，主動仿效 三楊之臺閣體，或被動受到三楊臺閣文風之渲染而影響寫作風格的情形便會相對 提高，故屬於臺閣派成員的可能性亦相對提升。以下即將黃淮、金幼孜、夏原吉、
周述、周敘、蕭鎡、鍾復與姜洪八人，根據其於永樂至宣德間的入職背景，分為 入直文淵閣、直授翰林官職、專置翰林之庶吉士與其它（即不為翰林而與三楊政 務關係密切者），以於館臣對於此八人以三楊為中心的臺閣成員的述評情形中，
觀察八人文學的趨仿現象。
第一節 入直文淵閣者：黃淮與金幼孜
明成祖朱棣藉故靖難奪取皇位後，為更有效處理國務，遂於洪武三十五年
（1402）八月先召解縉（1369-1451）、黃淮入直文淵閣，不久後遂又復召胡廣
（1369-1418）、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與胡儼（1360-1443）同入直，屆時內閣 臣員擴增至七人，以參預機務，內閣制度亦至此建立。286然需要一提的是，此時 的「內閣」僅是成祖用以安頓解縉等七人入直文淵閣後之政務取向所冠上的名 目，因此不論在政治之權利與制度的意義，或官僚行政體系的實質定位上，皆仍 處在混沌不明的狀態，僅能與翰林院官員作身分上的區別，不但不具實際的官 職，而且尚附屬於翰林院官署底下。職此，就實質的意義理解，則所謂解縉、黃 淮與楊士奇等七人入直文淵閣，亦僅只是於其原本所隸屬的翰林院官職的身分、
職務之外，附加充任名義上「內閣」的角色，因此本來於翰林院任職侍讀的解縉、
胡廣，編修的黃淮、楊士奇，檢討的金幼孜、胡儼及修撰的楊榮，仍須負責起草 詔書誥命、修史編書、掌文詞翰墨、陪侍皇室成員讀書、為皇子師傅授書講學等 翰林院庶務。287至於作為閣臣後所名義上額外增加的「預機務」之內容，《春明 夢餘錄》中在述及永樂皇帝「始開內閣」一事時，便以「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
286 ［清］張廷玉：《明史》，全 2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 冊，卷 72，頁 1734。
287 《明史‧職官志》：「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務 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 相關白。」從文獻可知，解縉等人雖入直文淵閣，但當時並未封任為殿閣大學士（永樂十四年［
1416］才設文淵閣大學士），而是以侍讀、修撰、編修、檢討等翰林官署的身分充任。又翰林院 官員事實上早在洪武末年時就已經能夠參預機務，如《明史‧職官志》：「當是時（洪武十五年［
1382］），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平駁。」而建文帝時，亦曾命方孝孺參預國家大政的 議論與代皇上批答奏章等，如《明史‧方孝孺傳》：「及惠帝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 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 扆前批答。」此處特別要釐清的是，以內閣之名目行參預機務之實者當於成祖之際，儘管當時內 閣閣員隸屬於翰林院的體系，但從內閣制度的發展來說「翰林院參預機務」與「隸屬翰林院之內 閣參預機務」仍然有其意義程度的不同。分別參見［清］張廷玉：《明史》，全 28 冊（北京：中 華書局，1974 年），第 6 冊，卷 72，頁 1734；頁 1733；第 13 冊，卷 141，頁 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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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入直文淵閣的解縉、黃淮等七人職務之概括，288其中又可分為「諸六部大政」
跟「平章」兩個部分，前者指的是吏、戶、禮、兵、刑、工之庶政；後者則又可 細分為「平駁諸司文章」與「平章軍國事」，289故由此推敲則「掌獻替可否，奉 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290應當可視為「預機務」之職任。
由此觀之，較之解縉、黃淮與楊士奇等七人入閣之前的文事屬性以為國舉才、編 輯史籍或教學為多，雖然不無文治之效，但始終與核心政治隔了一層，然入直文 淵之後雖然只是名義上的「內閣」，且於職權上仍有諸多制約性的限制，但作為 君王諮政、代筆的對象實以大大提升了七人政治參與的直接性，於是內閣制度的 建立奠定了楊士奇等七人文人政治的基礎格局，一方面成為君王應對諸官員、機 構等政務的背後中介；另一方面則為君王文治政治運作的窗口。職此，閣臣公（國 家政務）、私（應人之求）文學活動之從事，便於極大的向度上與君王治政繫聯，
故「凡大議論、大製作，出公居多。肆其餘力，旁及應世之文，率皆關乎世教，
吐辭賦詠，沖澹和平，渢渢乎大雅之音」291的為文作詩之心態，遂普遍發酵於楊 士奇、楊榮等閣臣輔以詩文致用的理想中，不僅刺激了臺閣體的成熟，亦引起了 朝臣仿效臺閣文風的趨勢。
奠基於此，檢視館臣於〈提要〉中對於內閣七人的論述，則楊士奇、楊榮以 其奠定臺閣體的成熟，並成為朝臣肩隨書寫臺閣文風的首要對象而成為臺閣派的 領袖，固本來就是臺閣派的成員之外；其餘四人中，黃淮與金幼孜則同樣為館臣 視為臺閣體作家而歸於臺閣派的成員行列中，至於解縉、胡廣與胡儼三人，除了 館臣於〈頤菴文選提要〉中點明胡儼之詩風雖然「頗近江西一派」而「詞旨高邁，
寄託深遠」但與「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稍殊」而獨「卓為明初之一家」，292以 說明其詩縱然與三楊之臺閣體皆有類同江西詩風的部分，但二處詩作所欲寄寓的 整體意涵卻有偏重取向的不同，胡儼重在以超逸之言詞旨意寄託詩境，而三楊之 詩則意在營構悠揚舒緩的中庸之聲，故而可獨立自成一家之外，館臣對於解縉與 胡廣的論述則多不在詩文批評的部分：如在〈文毅集提要〉中館臣所聚焦者實為 解縉流傳於世之詩、文集的真偽問題與以「分類編韻之法」纂修《永樂大典》之 功，關於其文風的述評部分，僅從「才氣」面言其「下筆不能自休」的為文作詩 之態勢；293而在〈胡文穆集提要〉中則延續〈胡文穆雜著提要〉裡對於胡廣於靖 難之變中「負王艮而迎成祖」一事之有虧大節的說法，而無所涉及其詩文風格之
288 ［明］孫承澤撰：《春明夢餘錄》，全 2 冊（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 年），上冊，
卷 23，頁 226。
289 張顯清、林金樹主編：《明代政治史》，全 2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3 年），上冊，頁 262。
290 ［清］張廷玉：《明史》，全 2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 冊，卷 72，頁 1732。
291 ［明］楊士奇著；劉伯涵、朱海點校：《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1。
292 ［清］永瑢、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0，集部別集類 23，頁 4（冊）
之 497-498。
293 ［清］永瑢、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0，集部別集類 23，頁 4（冊）
之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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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述評，294是以館臣對於二人之論述，非但不同於黃淮、金幼孜之直接與三楊 及其臺閣體系聯而視為臺閣派成員，而且也未能同於胡儼般，從二位具體風格之 評價以窺見其與三楊臺閣體之間的差異，以釐清二者雖然任官與入閣的背景皆於 其它四人相同，卻不為臺閣派成員的原因，由此可見，館臣在臺閣派成員的歸屬 與區辨上，實存有著頗為鮮明的主觀意識。以下即以〈省愆集提要〉與〈文靖集 提要〉為據，並以人物作為分節單位，闡述館臣如何於〈提要〉的撰述中釐定黃 淮、金幼孜二人的臺閣派成員身分。
一、黃淮
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燕王簒位，命入直文淵 閣，陞翰林院編修，累進右春坊大學士，輔皇太子監國，為漢王髙煦所譖，
坐繫詔獄十年。洪熙初復官，授武英殿大學士，累加少保，卒，諡文簡。
事跡具《明史》本傳。淮當革除之際，身事兩朝，不免為白圭之玷。史又 言「淮性頗隘，同列有小過，輙以聞。解縉之死，淮有力焉。」人品亦不 甚醇。然通逹治體，多所獻替，其輔導仁宗，從容調護，尤為有功，雖以 是被謗獲罪，而賜環以後，復躋禁近，迨至引年歸里，受三朝寵遇者又數 十年。遭際之隆，幾與三楊相埒。其文章舂容安雅，亦與三楊體格略同。
此集乃其繫獄時所作，故以《省愆》為名，當患難幽憂之日，而和平温厚，
無所怨尤，可謂不失風人之旨。故特存之，以見其著作之梗概。至其《退 直》、《入覲》、《歸田》三稿同編為《介庵集》者，門徑與三楊不異。《東 里》諸集，既已著錄，則是可姑置焉。295
從〈省愆集提要〉述評的內容可知，館臣乃是以黃淮的官職背景與官途際遇作為 該篇〈提要〉撰寫的軸心，從黃淮官職經歷的通盤性介述中，針對黃淮身事二朝、
度量狹隘的人格瑕疵與官職經歷由詔獄十年至遭際之隆提出說明，並從而繫聯三 楊的官場際遇而達於直接性的呼應，進而間接性的帶出黃淮與三楊文風的類同，
以作為得以視為臺閣派成員之依據。首先，館臣特別指摘黃淮的人格問題納入〈提 要〉之論述，在在可見館臣於論人與論書之間相與斟酌的情形，以落實《四庫全
294 《四庫全書》僅收胡廣《胡文穆雜著》而列於子部，對於其詩文則不收，故《胡文穆集》僅 作存目而已，由此觀之，面對具有歷史爭議性的人物，四庫館臣對於其作品的收入與否仍舊有人 品與文品的考量，是以館臣於〈胡文穆雜著提要〉中針對胡廣以黃生、蘇軾之說論武王非聖人一 事，表明胡廣之意圖乃在「似曲為靖難解者」，以凸顯其「自知大節有虧，而故為成仁取義之言，
以掩後世之耳目歟？」之開脫心態，故館臣雖未直言抨擊胡廣之變節，但於〈提要〉的字裡行間 中，足可見館臣對其人格的否定與貶抑。參見［清］永瑢、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卷 122，子部雜家類 6，頁 3（冊）之 645-646。
295 ［清］永瑢、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0，集部別集類 23，頁 4（冊）
295 ［清］永瑢、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0，集部別集類 23，頁 4（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