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臺閣先聲：諸輩異響，同鳴洪武
第一節 地域文學的系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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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閣先聲：諸輩異響，同鳴洪武
「三楊」雖然奠定了明代臺閣體的典範性，而成為肩隨者取法的對象，然而 在四庫館臣的認知中，早在三楊臺閣體之前的洪武之際，就已經有作為「先聲」
的臺閣體存在，因此三楊的出場只能夠視為明代臺閣體由醞釀發展至成熟的指 標，至於明代臺閣體的起源，館臣則另有其他的溯源：其一、從文學的地緣性特 質系聯，認為詩風平正典雅的西江派領袖劉崧（1321-1381），可為明代臺閣體的 創始之人；其二、藉由上溯楊士奇的家學淵源與師承背景，指出陳謨
（1305-1400）、梁蘭（？-1410）對於楊士奇臺閣體詩文風格的養成，有著啟發 性的意義；其三、於符合明初開國氣象的詩風歸類下，點明袁華（1319-？）與 吳伯宗（1334-1348）舂容典雅之作，可作為臺閣之胚胎而開臺閣一派。如此觀 之，在館臣看來，臺閣體的淵源不限一端，而是在多源匯流的醞釀上，成就三楊 臺閣體的典範性。循此，本節即從地域文學的系聯、家學師法的承繼與典雅風格 的共契三個面向，說明四庫館臣於《總目》中對於臺閣體起源的建構與詮釋情形。
第一節 地域文學的系聯
「文學地域化」的發展現象，是明初文壇極其顯著的特色，而根據錢謙益
（1582-1664）的觀察，元末地方割據之勢力紛然竄起的情形，或許是導致明初 文學走向地域化演進的關鍵：
元末，張士誠據吳，方谷真據慶元，皆能禮賢下士；而閩海之士，歸於有 定，一時文士，遭逢世難，得以苟全者，亦群雄之力也。63
從引文的敘述可知，元末世難之際地方群雄與文士間的依存關係：一方面張士誠
（1321-1367）、方谷真（1319-1374）與陳友定（1330-1368）雖憑藉著各自的軍 事勢力而分別占據吳中、浙東與閩中等地，然對於文士卻能夠盡到「禮賢下士」
的態度，究其主要的政治目的，乃是欲透過籠絡文士之手段，以達到維繫軍事集 團聲望的結果；而另一方面，文士所以能夠於世難中求得苟全，進而相與結社成 派，使得文學的演進免於紊亂政局的波及，實有賴群雄軍事力量之屏障，所發揮 的保護生命之效。循此，就文學發展的面向而言，群雄與文人間相與依存的關係
63 ［清］陳衍撰：《元詩紀事》，收入楊家駱主編：《歷代詩史長編•第十三種》，共 24 種（臺北：
鼎文書局，1971 年），頁 13（冊）之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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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建立，則群雄憑恃其軍事力量所占據的政治屬地，即成為該地域文人文學發 展之核心；又受囿於各集團間壁壘分明的軍政環境，不同地域間的文人在失去了 可以相與交流的文學空間與平臺下，僅能就自身隸屬的地域性文人群體之互動深 化其文學特色，於是各地域間的文學雖然共時發展，卻呈現了分化的面貌，遂而 導致明初文學、文學流派地域化的衍成。
關於明初文學、文學流派地域化的具體情況，胡應麟於《詩藪》中的闡述尤 其深刻：
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 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昭代，
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64
胡應麟（1551-1602）為明嘉靖至萬曆時期的文人，其《詩藪》一書的編纂雖涉 及了自身論詩主「格調」的復古傾向，但就其對明初詩壇格局之勾勒與詩派五分 之眼光來看，其見地實反應了明初詩人致力於元末詩風轉型之情形。首先，胡應 麟根據明初文人群體所處的地域作為流派分類之考量，將明初詩壇概括為：吳詩 派（江蘇）、越詩派（浙東）、閩詩派（福建）、嶺南詩派（廣州）及江右詩派（江 西），並且透過「昉」字指出代表各派的領導人物：高啟（1336-1373，吳詩派）、
劉基（1311-1375，越詩派）、林鴻（1341-1383，閩詩派）、孫蕡（1334-1389，嶺 南詩派）與劉崧（1321-1381，江右詩派）。此種陳述正說明了明初詩壇中，不同 領導人物的引領與影響，如何帶領各地域文人於相應的文學群體中，藉由系列性 的文學活動推展為詩旨趣，進而形塑成派的現象。再者，胡應麟雖以「才力咸足」、
「雄據一方」之評價肯定五家詩派於明初詩壇上「先驅昭代」的活躍氣象；但卻 也依其「格調論詩」的立場，點出五家詩派之詩作於「詩格」和「詩體」方面的 不足，故而有「不甚高」、「不甚大」之批評。儘管如此，胡應麟藉由對明初五派 的述評，輪廓明初詩壇較為活躍的面向，尤其各派詩人在歷經了元末由割據至亡 國的動盪與戰亂後，隨即過渡到的是開國新朝的廓然氣象，這些兼具元代「遺民」
身分的明初文人，他們的詩文風格與理念亦隨著身分的認同、心態的調整與仕途 的順遂與否而有所轉變，其中最為顯著者，莫過於文學從地域化趨向統一化的情 形。
從前文的敘述可知，元末群雄地方割據的政治意圖，對於明初文學地域化的 現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入明之後，政權由地方朝向中央轉移的結果，致使 原本構成文學必須朝向地域化發展的軍政因素完全消弭，因此當地域間的疆界得 到鬆動，不同地域間的文人群體遂得突破藩籬的枷鎖而有所交流。在明王朝人才 招募與任用制度的實施下，透過徵召與科舉之管道，元明之際的文人紛紛走向仕 途，從而擔任修書與教育等職務，如宋濂（1310-1381，浙東派）先後分別和高
64 ［明］胡應麟：《詩藪》，全 3 冊（臺北：廣文書局，1973 年），第 3 冊，頁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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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派，大抵以清和婉約之音提導後進。迨楊士奇等嗣起，復變為臺閣博 大之體，久之遂浸成冗漫。北地、信陽乃乘其獘而力排之，遂分正、嘉之 門戶。然崧詩平正典雅，實不失為正聲，固不能以末流放失，併咎剏始之 人矣。69
館臣於此則〈提要〉當中除了從詩風質性的類同面向來聯繫劉崧與臺閣體派的關 係外，地域性的系聯亦是館臣有意梳理出來的一條觀察線索：首先，劉崧為江西 泰和人，與明代臺閣體的首要領袖楊士奇（1364-1444）具有相同的地域性背景。
再者，從〈提要〉的敘述可知，「清和婉約」、「平正典雅」為西江派自身具有的 地域化詩風，而「臺閣博大之體」則是西江派詩風從地域化向統一化轉型的結果，
其中詩風的「復變」則意味著西江派發展的最終邊界，代之而起的則是以楊士奇 為首領的臺閣體派。然值得一提的是楊士奇雖為造成西江派詩風復變的推手，然 西江派的衰歇事實上早在劉崧提攜「後進」的階段中就逐漸開始了，故「復變」
不惟突然，是歷時性文學轉型下必然的結果。如此觀之，〈提要〉中雖然沒有直 接梳理出劉崧與楊士奇間是否存有更為緊密的交往互動關係，但是從西江派（地 域化）向臺閣派（統一化）轉型的線性歷程觀察，實不難發現兩派間的關係實有 一條以地域性聯結作為伏流的參照基準，而劉崧與西江派即是此條隱性伏流的源 頭。
此外，館臣不僅於此則〈提要〉中扼要概述西江派轉向臺閣派發展的情況，
也針對臺閣體派歷來所面臨的詬病問題提出典範源流予以辯駁：其一，「博大」
與「冗漫」對舉，以奠定臺閣體的審美指標。所謂的「博大」本是就空間的廣遠 而言，然可以就對象之具體或抽象的情形引申為規模之宏大或旨意之宏遠的意 思，館臣以「博大」言臺閣體，即是兼具體與抽象二種概念來說的，一方面就篇 幅言臺閣作品之規模宏大；另一方面則是言臺閣作品所欲表達的宏遠旨意；至若
「冗漫」則是相對於「博大」的反義詞，指的是文學寫作「繁瑣雜蕪」的情形，
故由「博大」到「冗漫」所凸顯的是臺閣在歷時性的創作過程中，漸趨疲弱的態 勢。其二，「正聲」與「末流」對舉，以劃清詬病的界線。館臣特意作此區分，
主要的目地便是要釐清七子派詬病的對象，認為「臺閣正聲」與「臺閣末流」不 能相提並論，並以劉崧「平正典雅」之詩風作為「臺閣正聲」的指標，足見館臣 對於該文體的回護甚深。
從這則〈提要〉中，館臣透過兩個面向來建構與詮釋劉崧作為明代臺閣體派 起源的可能，一者透過地域詩學的背景系聯西江派與臺閣派的關係，而作為影響 臺閣派發展的伏流人物；另一者則從詩風平正典雅的特色類歸，而賦予劉崧臺閣 體派創始人的定位，其中後者的詩風又是依循前者地域化的特色而來，故雖然區 辨起源的角度有異，但次序卻有其邏輯，足見館臣於學術推究上考鏡源流之用心。
69 ［清］永瑢、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69，集部別集類 22，頁 4（冊）之 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