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台北市婦權會捲入公娼事件之後，許多人開始對民間委員的代表性 提出質疑，有人認為婦權會沒有納入基層婦女代表，也有人認為進入體制的婦 女代表無法完全反映全體婦女的心聲。不過，隨著國民黨馬英九及郝龍斌市長 執政多年後，異議聲浪逐漸消退，婦權會參與式民主模式已成為婦女團體落實 婦運主張的管道。甚至在國民黨郝龍斌市長的邀請下，親近民進黨的社團台北 市女權會在 2006 年也重新加入婦權會運作，因此，誰來代表女性的問題，似乎 不再出現。
不過，男性代表越來越多的情形，卻成為台北市婦權會另外一個爭議焦 點，尤其第六屆婦權會六位學者專家代表當中，男性代表就佔了四位，而第七 屆也是同樣情形。
對於男性比例增高的奇特現象，多數受訪者表示不贊成，受訪者 A 指出府 內委員多數為男性首長，所以不能單獨計算府外委員的性別比例，應以整體性 別比例為計算基礎，否則會出現男多於女的情形，她說：
婦權會委員現在很多是酬庸性質。府內委員男性居多，其實應該用整體比 例來算，完全用生物性別也不對。NGO 對政府操作不了解，容易流於為自己的 組織去爭取利益，淪為個別機構發展 NGO 利益，代表機構而不是代表整體的女 人。代表性及專業性都不足。（受訪者A）
受訪者 A 指出三個代表性的問題；第一個是計算方式不對，才會出現男性 學者過多的現象，第二個是生物性別的問題，她指出許多女性根本不具性別觀 念，有些男性反而具有強烈的性別敏感度，所以不能完全以生物性別作為篩選 指標，第三個是南部代表的問題，她認為台北市是台灣婦運最旺盛的城市，婦 女人才比比皆是，根本不需要聘請南部代表。受訪者 A 還強調，婦權會的代表 應該要代表全體女性發聲，不該淪為個別機構的代表，整體而言，她認為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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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代表性仍然不足。
受訪者 B 也指出婦權會委員可能淪為酬庸性質，她認為問題出在婦權會委 員都是市長邀請來的，並沒有經過遴選機制，她說：
這就牽涉到代表性的問題！為什麼是A？不是 B？是這些人？不是那些人？
委員的產生沒有一個公開遴選的過程，而是由市長或院長邀請。這其中可能有許 多政治或人情的考量。當然即使公開遴選也難免政治和人情考量。直接邀請就留 下更多猜測空間和藍綠聯想。至於誰可以宣稱代表所有女人，就更是一個問題。
（受訪者B）
受訪者B 強調，市長可能會邀請他喜歡的人或怕的人，有政治考量或人情包 袱，所以代表性就會有問題。不過，她認為太多人一起開會，討論不易聚焦，所 以限定人數也是不得已的作法。另外，她以民選議員為例，說明經由選舉制度產 生的民意代表，在程序上比較有代表性，她說：
議會是透過正式選舉制度產生的，在程序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像英國的 Women’s National Commission，宣稱是代表全國婦女發言，它的 membership 是 open 的，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加！我們婦權會則是政府邀請的特定的一批人。（受 訪者B）
受訪者 C 則強調有無經驗比較重要，她認為婦權會要有強勢代表出來領 軍，或是幾位志同道合的委員集結起來，互相支持，才能發揮影響力，動的了 政府，她說：
政策要著力，婦權會的組成，至少要有一~三個 informal leaders，總要幾個人 比較強勢，願意扛下擔子，委員之間彼此能互相支持，婦權會才能走下來。我比 較擔心婦權會委員一直換新，除非她能非常堅持，一直講話，官員才會聽，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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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否則一開始都很客氣，等到熟悉時，要不客氣了，任期也到了。（受訪者C）
受訪者C 除了強調經驗或資深代表的重要性之外，她還指出中央婦權會有推 薦方式，而台北市沒有，市長應該擴大推薦範圍。另外，她也認為沒必要邀請南 部代表北上開會，因為路途遙遠，以至於出席率實在太低。至於男性代表，她觀 察到有些男性代表從來不講話，她說：
委員資深或資淺比較有關係，是否參加過婦運，參加過政策，有沒有經 驗，比較重要，不過，還可以再擴大。男生代表有些從來不講話，而女生代表 有幾個長期有些議題又太偏，對市府政策、內部運作也不太了解，第一年還在 摸索，就很容易被官員操作，不見了。（受訪者C）
受訪者 D 多次代表婦女團體參與婦權會，她認為任期限制雖然可以擴大參 與對象，但是，任期結束後就被排除在外，沒機會再度提案關心政策或持續追 蹤議題，她說：
○○○委員會我擔任十多年，沒限制，後來民主化，我就沒擔任，就沒權責了。
但婦權會制度上有任期限制，沒擔任委員就沒機會提案。（受訪者D）
受訪者 D 認為男性代表可能具備一些性別概念，但不敢發言，所以功能不 大。另外，她還指出婦權會聘請的顧問很難發揮影響力，比婦權會委員更沒作 用，她說：
男性代表可能有泛泛概念，並不是很專業在某個議題上，不敢講話，沒什麼 用，掛名符合比例而已。顧問比委員更沒用，根本沒影響力。（受訪者D）
受訪者 E 指出台北市婦女團體及學者專家人才濟濟，但名額有限，所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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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輪流參與婦權會，所以代表性當然不夠，她說：
府內委員就占掉一半名額，台北市女性團體及專家學者這麼多，如何取捨，
有時候只好用輪流，像女權會兩屆之後不能續聘，規範就是這麼訂的，這些委員 是否足夠代表女性的需要，我覺得不一定足夠。（受訪者E）
雖然受訪者 E 也認為男性代表很少發言，不過，她認為有些男性代表在就 業議題上提供很不錯的意見，值得參考，她說：
有些團體就是派出男性代表，男性發言比例是少一點，但在就業議題上，
有些男性委員就提出不錯的看法。（受訪者E）
受訪者F 認為許多婦運界的代表都已受邀進入台北市婦權會，所以代表性應 該沒有問題，她強調人數不是問題，有沒有發揮功能才重要，她說：
學者我比較不認識，但現代、勵馨、善牧、主婦聯盟也進來了，我覺得還 OK，我覺得不是人數的問題，而是委員能不能發揮功能的問題。（受訪者 F）
至於男性代表的問題，受訪者F 認為男性委員能夠提供不一樣的思考觀點，
討論議題時會提出不同想法，對於政府的宣傳策略有幫助，所以男性代表還是 有他的功能，她說：
（研究者問：男性代表的表現如何？都不說話嗎？）有講話啊！不過我跟他 們不熟。上次有一位委員出國 CSW 回來後在大會上分享心得。這次善牧基金會 的代表是男性，他有一些有趣的點，譬如談到男性參與…他認為要讓男性覺得做 家事也會得到樂趣，當中就會有些辯論…這是一個「分工」還是「樂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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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會說宣傳策略上如何讓男生聽到…所以男性還是有他的功能。（受訪者 F）
受訪者G 指出女性代表在專業性及代表性都沒問題，但男性代表很少發言可 能是因為是本身沒有性別意識，開會時只好保持沉默，她認為男性代表恐怕很難 將性別敏感度運用到專業上，她說：
我覺得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是男性委員的問題，團體代表推出的女性，在專 業性與代表性上已相當夠。女性代表大部分沒問題。但要找足夠三分之一男性委 員時，會遇到問題，這些男性有沒有性別意識是一個很大問題。（研究者問：男 性代表都不說話嗎？）他們不知道怎麼說，他們的男性身份在整體面的性別意識 敏感性有問題，在就業或工程上他們可能有專業，但沒辦法把性別敏感度應用在 這些方面，所以難免發言少，這跟個人經驗也有關，沒辦法苛責。（受訪者G）
受訪者G 同時還指出府內委員的代表性問題，她認為府內代表若是常常換來 換去，代表性及專業性都會有問題，恐怕很難要求。而代理人層級太低時，本身 在局處內的代表性就有問題，開會時根本不敢做決定，她說：
局處代表常常換，代打的人可能是科、股長或專員，所以代表性與專業性就 無從要求起，因為層級太低，講也講不出來，不敢做決定，只能帶回去再研究，
她們自己在局處內的代表性就有問題，我們也不能逼迫她們，因此在女權會運作 上，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受訪者G）
受訪者 G 以府內委員原民會代表為例，她認為生物性別不是唯一指標，是 否具備性別意識更為重要，她說：
像原民會代表若沒有性別意識，無從做起，還不如邀請其它原住民協會，
不見得要婦女。（受訪者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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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訪G 也指出目前就業或經濟方面的代表比較少，因為社會局偏重在 受害女性議題，她認為現在婦女議題都是跨局處或橫跨各個層面，所以，應該改 變現在以受害女性福利照顧的主軸，往其它方向走，比較符合國際社會正面肯定 女性主體力量的趨勢，她說：
社會局本身性質難免偏向社會福利，因此有些面向，如勞工、就業、經濟 的女性代表就會較少。我們現在所談婦女議題都是intersectionality 的問題，各個 影響因素交錯性的問題，因此我覺得在族群、年齡、性傾向上都要有交錯的代 表，目前有性別人權協會，但基層勞工或經濟性的代表較少。（受訪者G）
整體而言，對於「誰能代表女性」進入體制參與決策的代表性問題，多數受 訪者都抱持質疑態度，只有兩位受訪者肯定婦權會的代表性。不過，對於男性代
整體而言，對於「誰能代表女性」進入體制參與決策的代表性問題，多數受 訪者都抱持質疑態度，只有兩位受訪者肯定婦權會的代表性。不過，對於男性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