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第23 條「大企業托兒措施」成效不彰，另外一項重點稽查第 13 條「性 騷擾防治」成效卻相當好。從會議記錄可以看到，台北市婦權會早於1996 年就開 始積極提案，2002 年兩性工作平等法與 2006 年性騷擾防治法正式實施之前，婦 權會已提案13 次，聽取報告 1 次，之後還有 1 次報告案，前後多達 15 次提案及 報告案。
事實上，2000 年之前，婦權會已協助市府完成設置性騷擾處理要點及成立評 議委員會，也就是法規面及處理機制都已佈署完畢。1998 年 6 月 5 日第二屆第 1 次大會還以提案宣示，民間委員將參與 6 場勞工局舉辦的性騷擾說明會，親自投 入宣傳工作。2000 年發現評議委員會件數太少時，就在第三屆第 2 次大會上以臨 時提案要求市府重視。1999 年協助市府成立校園性騷擾處理機制之後，2002 年 還以提案方式催促教育局限時完成處理手冊。對於2001 年市立交響樂團發生性騷 擾個案，婦權會也不放棄提案討論。最後，對於主責單位、分工架構、當事人心 理輔導及法律協助資源網絡等，婦權會也以報告案方式確認完成。
加上馬英九任命女性主義者顧燕翎主掌公訓中心及社會局，此舉有助於市府 加速推動性騷擾防治，在她的指導下，行政官員很快就掌握住性騷擾定義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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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顧燕翎局長受訪時，回憶當初推動情形，她表示方法很重要，她說：
通過性騷擾防治法的時候，我就建議採用別的方法，不要全員調訓，採用多 元學習管道，讓官員們自主學習，我們只看成效，而公訓中心負責設計網路遊戲 課程，比較有趣，三個月後再全員抽考，錯一題罰局處首長一百元，效果很好。
我親自抽考了幾人，他們對答如流，我非常滿意。聽說那段期間，市政府的官員 們在餐廳用餐時都在談性騷擾防治法，興緻高昂。在抽考同仁之前，我們先考市 長，局處首長就不敢掉以輕心。所以執行時，方法太重要！形式化沒用，表面 化，交差了事不行，要確保決策的品質！
從會議記錄及訪談資料可以看到，婦權會與女性主義者政務官通力合作，對 性騷擾防治採取相當細緻的作法；在中央尚未完成立法前，婦權會就採取緊迫盯 人方式，不斷提案要求行政部門及早建立處理機制，除了灌輸官員防治觀念之 外，民間委員也親自擔任第一線講員，向企業及勞工說明性騷擾議題，同時協助 市府建立處理要點及評議委員會，加上女性主義者政務官設計有趣的學習管道，
讓市府官員充分了解該項議題的重要性。
因此，2002 年勞工局開始實施兩平法專案檢查時，市府對於性騷擾防治已有 萬全準備，加上1998 年開始就透過勞工局所舉辦的多場說明會，大力宣傳，因此 執行過程相當順利。同時，性騷擾防治的作法相當容易，只要張貼一張通告，成 立內部申訴及協調委員會，就可通過兩平法第13 條的稽查，因此，企業不合格率 很快就降到個位數，治理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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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從三個案例分析，進一步檢視婦權會的民主治理成效，公廁、病房助理、
女性就業性別歧視勞動檢查等三個個案代表三種不同的治理經驗，本論文透過婦 權會會議記錄、行政部門的資料、實地現場勘驗等多方面管道，試圖解釋台北市 婦權會在每一項政策的民主治理成效。
首先，公廁政策是民間社會發動的議題，中央也迅速修法調整男女廁所比例，
台北市婦權會民間委員更是積極提案，持續關心女廁議題，而市長與各局處首長 也全心投入改善公廁問題，行政部門環保局為了回應婦權會的提案，還舉辦一系 列的公廁博覽會，廣邀相關社團及外國專家與會，代表性、專業性、回應性看似 很好，但是官僚的回應性也僅止於法律規定的範圍，法律沒規範的品質問題（例 如大小尺寸空間、掛勾等問題），官僚往往視而不見，因此行政部門對於女廁治 理只停留在「量」的改善而已，課責性無法發揮。
其次，病房助理政策完全由公部門主動提出，並非婦權會的提案。雖然第一 屆婦權會相當關心「照顧女性化」議題，陳水扁市長為了回應婦權會提案，也曾 派員出國取經，政府政策朝向照顧公共化邁進，不過換黨執政後，照顧公共化不 再是馬政府婦權會的核心議題，婦權會對於公共照顧政策並未多所著墨。2003 年 SARS 事件發生後，行政部門衛生局為了減少醫院內部交叉感染機會，主動規劃病 房助理全責照顧計畫，婦權會民間委員只是從旁引導，強化政策的性別意識。不 過病房助理政策執行成效良好，陪病率大幅下降，減輕女性照顧者負擔，產生性 別正義效果。但是，多年來仍停留在試辦階段，並未擴大執行，因此「照顧女性 化」的困境依然存在。
最後，性別歧視勞動檢查是台北市婦權會民間委員主動提案，要求政府根據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執行性別歧視勞動檢查，起初行政部門態度消極，不過，2002 年立法院完成兩性工作平等法後，面對該部國家法律，官員不得不加強執行專案 檢查，官員的回應性因此增強不少，尤其在女性主義者政務官積極指導下，性別 歧視專案檢查開始顯現成效，不過，行政官員並未諮詢任何婦女團體，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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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從未主動回報婦權會，從民主治理角度觀之，勞工局官員似乎只有埋頭苦幹，
沒有擴大參與，與婦權會也沒有互相回應，過程中雖有民代持續監督，但課責功 效仍難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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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我國戰後婦女運動始於1971 年呂秀蓮推動的新女性主義，不過，由於社會風 氣保守，而政治上處於戒嚴狀態，因此，婦女運動受到多方壓抑，無法全面施展。
1979 年呂秀蓮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後，為了延續婦運理念，1982 年李元貞等人創立 婦女新知雜誌社，繼續倡議女性自覺觀念，為婦運打下扎實基礎。
1986 年黨外人士衝破政治禁忌，成立第一個本土政黨民進黨，撼動長達 38 年 的戒嚴體制。1987 年解嚴後，社會力奔放，婦女團體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並 且展開合縱連橫的策略行動，從價值倡議、街頭抗爭到立法遊說，無役不與，展 現旺盛的活力。
伴隨民主化歷程，婦運團體與政治人物及政黨有更多接觸機會，由於民進黨 屬於新興政黨，沒有傳統體制包袱，對於社運及婦運理念接受度較高，因此逐漸 與婦運團體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甚至網羅婦運界重要人士進入政黨工作，為婦 運與政黨結盟奠定良好基礎。
1992 年第二屆立法委員全面改選，婦運人士為了順利推動法案，與更多政治 人物互動往來。1994 年解嚴後第一次首都市長選舉，民進黨籍陳水扁在婦運團體 的協助下，推出「給台北市姊妹的七大獻禮」等婦女政見，成功吸引婦女選票。
當選後，為了履行競選承諾，陳水扁市長在握有政治實力的婦女團體建議下，於 1996 年率先創立全國第一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遴聘民間學者及婦女團體代表 擔任委員，提供婦運人士在體制內發言、影響政策的管道，是第一個婦女參與公 共事務的公私合作組織。
婦女運動因此從價值倡議、街頭抗爭、立法遊說，進一步擴展至政府體制參 與決策，婦運人士透過婦權會機制，不僅將婦運帶入國家，也將國家帶入婦運，
互相形塑，彼此鑲嵌，加速我國性別平權政策的落實（黃長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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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台北市婦權會歷經三位市長超過15 年運作，官民合作機制逐漸穩定，也受到 多數婦女團體的肯定。不過，第三位市長的出席率卻相當低落，而大會提案數也 逐漸減少，令人不禁懷疑該體制是否已經式微，不再受到重視。為了找出婦權會 變遷的前因後果，筆者從民主治理角度出發，透過訪談、會議記錄、個案分析三 個層次的檢視，發現婦權會體制雖然累積不少成果，但也面臨許多挑戰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