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傅立葉等人比較分析民進黨執政下台北市婦權會與國民黨執政下中 央、高雄婦權會，指出當年台北市婦權會處理議題比較廣泛多元，中央與高雄婦 權會只是移植過來的空殼子（傅立葉，1999）。經過多年運作之後，這種睥睨全 國的優勢是否繼續存在呢？從「提案數量」消長可能會懷疑台北市婦權會的角色 與功能逐漸萎縮，領先局面不再，然而，若從「提案內容」進一步比較分析，又 會得到不同答案。
綜觀歷屆提案（附錄九），扁政府時期台北市婦權會關心面向除了社區治安、
校園安全、家暴、性侵害、性騷擾、性交易、公娼等人身安全問題之外，也關懷 公廁、就業、醫療環境、性平教育、父職教育、安養、托育、家庭照顧支持系統 及都市規劃等政策，另外，對於單親、青少女、托老等女性生命週期相關議題也 提出不少意見，在婦女中心、媒體宣傳、官員性平教育上更費盡心力。此時許多 重要的性別法案尚未通過。
到了馬英九政府時期，台北市婦權會除了延續治安、校園事件、家暴、性騷 擾、公娼、空間、就業等議題之外，也具體要求交通計時號誌、公車品質、地下 道治安、女性科學營、女性首長比例等個別政策的落實，此時性別法案也陸續在 立法院通過。另外，對新移民、特殊境遇婦女、就業歧視等付出更多關懷，同時 開始著手規劃「婦女預算」及「性別主流化」制度建立。此階段馬英九市長出席 率仍相當高，對府內外委員「性別歧視檢查與否」等爭議，皆能以市長高度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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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對立，有效回應府外委員的要求。但是，對於「研考會」的角色與功能卻束 手無策，未能以市長權威樹立應有的課責機制，留下婦權會「民主治理」的一大 缺憾。
直至郝龍斌政府時期，此時重要性別法案多已通過，台北市婦權會則轉向官 僚「性別主流化」的積極實踐，大會提案數量因此減少許多。該階段「性別主流 化」作為政策評估工具，已成為婦女團體及婦權會的尚方寶劍，利用一系列提問 作為引導工具，使得各局處業務不得不加入性別元素或性別觀點，有系統地逐步 建立性平架構。
當各機關皆能運用「性別影響評估」作為政策執行前後的檢視工具時，台北 市婦權會再也不必以「提案」方式逐一要求個別政策的落實，而是直接將性平觀 點整合到各局處業務內的每一個大計劃及小方案，因此擺脫以往零碎、個別的提 案方式。至於成效如何，有待未來更多驗證。
第五節 小結
台北市婦權會自 1996 年創立以來，歷經三位市長 15 年運作，從衝撞、磨合 到內化，隨著民選市長的改選腳步，婦權會的角色與功能也呈現出三個階段的波 動。
陳水扁市長率全國之先，於1996 年 1 月 23 日創立台北市婦權會，這個任務 編組單位提供了民間婦女體制內參與的機會，讓婦女代表能夠直接與官員對話，
不再需要透過街頭抗議或民代陳情方式表達意願。
台北市婦權會創立之初，由於民間委員多數來自婦運界，草根性質較濃厚，
因此，對於後威權官僚體制造成不小衝擊，不過，在陳水扁市長強力支持下，第 一、二屆婦權會不論「大會次數」或「提案數量」都相當多，內容廣泛且多元，
從婦女人身安全、家暴、性騷擾、性別空間、公廁、友善醫療、就業、托育、養 老等議題，無所不包，該階段婦權會委員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協助政府建立各 機關的性平制度，包括性平教育、性騷擾或家暴防治等，婦權會都發揮了極大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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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民進黨籍地方縣市政府結合民間團體連續舉辦六場「全國婦女國是 會議」，多位台北市婦權會民間委員也共襄盛舉，紛紛出席各縣市政府舉辦的會 議發表研究心得，使得婦女議題從邊緣轉為主流，讓各政黨不得不認真面對這個 新興組織。1997 年彭婉如、白曉燕命案接連發生，國民黨執政下的行政院與高雄 市政府不得不回應民間社會的呼籲，在1997 年跟進成立相同組織，從此確立了婦 權會的體制性發展。
1998 年底陳水扁市長連任失敗，由馬英九市長接任，婦權會委員名單也隨著 市長略為調整，新舊委員銜接尚稱良好，提案內容多數延續陳水扁時代婦權會所 關心議題，例如家暴、性騷擾、性別空間及就業等等。
雖然第三屆出現府內外委員針鋒相對局面，不過，在馬英九市長的協調與裁 決下，官員很快回應了府外委員（民間委員）的要求，之後，馬市長延攬兩位女 性主義者政務官，此舉加速婦權會性平政策的實踐，例如家暴防治中心及兩性工 作平等法專案檢查制度。但是，第四屆婦權會發現台北市「性別主流化」建置已 落後中央，因此提案要求市長儘速展開「性別主流化」策略運用，不過市府拖延 許久，直到第五屆婦權會再度提案，市府才找來顧問嚴祥鸞擔任召集人研擬「性 別檢視清單」。
該階段雖然馬市長出席率相當高，民間委員的提案也不少，但是，對於「性 別主流化」的建置，官僚回應性似乎不強，在婦權會多次提案催促下，市府才勉 為其難進行，同時，馬英九市長八年任內對於「研考會」課責機制無法確立，這 些作為使得婦權會在民主治理成效上不進反退。
2006 年底郝龍斌市長上台，婦權會委員名單跟著變動，學者專家民間委員出 現性別逆轉情形，男性與女性學者的比例為四比二。不過，團體代表也出現跨性 別協會，呈現多元參與情形，涵納性增加。雖然郝市長出席率相當低，但是台北 市婦權會仍舊運作自如，繼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該階段婦權會從「挾 天子以令諸侯」方式演變為自主治理模式，不再需要市長權威領導，開始展現民 主治理的功能與特色。
從各機關初步成果，可見到性別觀點已逐漸整合進入各局處業務，但是「研 考會」角色至今仍曖昧不明，未能真正發揮監督考核功能，是否因此延宕性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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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實施成果，有待更多觀察。本論文下一章將藉由「個案分析」進一步檢視台 北市婦權會的民主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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