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家自下午一點開始便會輪番觀賞各式不同的節目，包括政論新聞、美國 職籃、綜藝節目、愛情連續劇等。而過去兩年來所累積的 DVD 影片都只能作為 忘記繳費時的後備方案了。而迪家的電視機往往工作到全家人紛紛就寢，或是直 到夜間 11 點才被迫斷電結束。隨著迪家的電視收看時數增加，成員們對於內容 的評述也愈來愈顯現。在觀看談及偏鄉教育問題的新聞片時，平日最常告訴我「這 裡(指水墾區)很窮」的迪媽說「他們是真的很窮的地方！雖然我們沒有很多錢，
可是在山上不會肚子餓，我們有米、有菜，也有雞阿，還有很多乾淨的水可以用，
都不用擔心。」
又有次在看菲律賓移工在香港被殺的專題報導時，迪爸說，「你看，他們根 本不把菲律賓人當作人在看，如果他們想殺就殺。不懂得尊重，把別人當作動物 一樣，那些去工作的人就跟動物一樣。他們只是去工作，沒想到就丟了性命。在 台灣也會欺負外國勞工嗎？」電視內容不僅讓居民看到了「外界」，也透過比對 來觀看自己。他們正透過電視逐漸地建構出自我認定。當居民在村路中看見馬尼 拉的購物商城、非洲的樂舞、日本的黑道、紐約的自由女神等。然而事實上，居 民透過這些影像會與自身對話，他們會說「我們跟非洲一樣窮嗎？」「自由女神 是美國人嗎？」「日本黑道跟 NPA 一樣嗎？」等問題。這也就像是 Appadurai (2009:26)所說的出全球化在很深的意義上是，一段歷史的、不均勻的、甚至是地 方化的過程。
除了電視之外，村裡使用頻率較高的產品就是手機。在藏峰聚落的教堂前有 一間居民合力搭建的茅草屋。在午後日落前，教堂邊的小廣場上便會有許多孩童 聚集玩耍，也會有放學後的年輕學子在茅草屋下閒聊歇息。Ema(女性，16 歲，
中學生)的家就坐落在教會的前方，有一日我便在經過茅草屋時遇見她，看他手 中拿著手機充電器往來奔走，不一會兒後他也坐進茅草屋內與我聊天。此時，他 手上除了手機充電器(線)之外，還多了一支手機。他對我說：「我剛剛先去借手 機充電線回家充我的電池，之後再去借手機殼，要把我的電池裝進去，我要傳簡 訊給我在 Tabuk 的姊姊，跟她說叫她回家。只有這個電池是我的啦(笑)，手機充 電器跟手機殼都是別人的，我去借的啊，我要用的時候再借就好。我還要先去把 錢存進去。147」
147 菲律賓手機使用方式多以「預付」方式為主，必須先到儲值點存入足夠的金額才能使用手機 功能；金額小自一披索、十披索都可以存入。在菲律賓傳送簡訊(text)只需一披索費用，因此大 多數人使用傳送簡訊功能比通話功能來得多。
聚落裡除了 Ema 之外，也有多位高中女學生以「共同擁有」的方式在輪流 使用手機，擁有一台專屬自己的手機者多是就讀大學的學生或是其他已從事工作 的成年人。共用手機的方式一方面削減掉購買的負擔，一方面是建立起可用手機 通訊的網路社群，也就是說透過共用手機累積可通訊的名單，讓手機的使用率增 高，也讓使用者們有更多的名單可聯繫。共用手機的小圈圈裡，彼此也會交換使 用手機的心得以及資訊，當然也會相互解決彼此在使用上的困難。然而，誠如之 前所說，共用手機的現象多僅存在於聚落之內，一旦外出念書、工作便會減少共 用手機的行為。「共用擁有」的手機使用方法還有另一種形式，也就是不會使用 手機通訊的人或是買不起手機的家庭，便會固定找幾個親朋好友幫忙打電話傳遞 訊息。例如迪家大嫂剛生下新生兒時，便會來找家中的老六幫忙打電話到戶政單 位提報戶口。從手機的例子中，便可發現電力產品互動網路的邊際是無法估量的。
文化邊界中的邊界不僅是定位在官方定義下的文化單位之間，文化邊界事實 上會透過不同的生活經驗、性別、政經地位等而歧異地被形塑。在手機的交錯連 結中，村裡年輕女孩的聊天話題變得更為豐富，Ema 說，「有手機很危險的，因 為常常有人因為手機交友而結婚。我不想要有手機，常常會有人打電話來約你出 去，有時候出去後就會跟對方在一起。我們學校有人就這樣，就結婚了。我覺得 這樣不好，我不喜歡。」擅用手機交友的人還有迪家老六。老六不僅交友廣闊，
也常在朋友邀請下到各地拜訪與表演歌唱，因此結識許多僅有一面之緣的朋友。
而老六的手機號碼便隨著這些朋友一路流傳到老六從未踏足過的他島上，例如 Visayas 島或是 Mindanao 島。此後，老六不時地會接到陌生電話的來電聊天，調 皮的老六樂於變換各種身分與口音跟對方聊天，作為日常的消遣。不過老六相當 了解手機交友的風險與現實面，因此都是帶著好玩但被動的心態在進行手機交 友。其實手機交友在我的觀察看來，部分的人之所以躍躍欲試的原因在於「新鮮 感」。聚落內年輕人們的工作、親友、生活都緊密連結，對於聚落內的消息也幾 乎聊若指掌。手機遠端的那份「未知」，成了年輕人之間在話題上的調劑，因此 使得手機的地位與存在有了必要性。
然而文化邊界的延展也不只是世代間的差距或是物質層面的可見之處而 已。文化邊界也作為族群之間、地域之間的區別。水墾區是依據個人的出生地作 為分類上的根據。他們作出族群區分的現場會發生在看音樂錄影帶的當下，當電 視螢幕播放每一年的節慶樂曲時，就會聽見「這是 Kalinga 的舞蹈，聽音樂和節
奏就知道是 Kalinga 的…還有那個衣服。你看 Baguio(市)的人就比較胖，他們跳 舞很慢；衣服顏色也比較不一樣。他們都叫老人出來跳。Kalinga 的音樂比較好 聽。你等一下看 Ifugao 的，他們的音樂跟我們的不一樣。」在觀看樂舞影帶的 過程中，幾乎在場觀眾都可以透過語言、衣著、音樂和表演方式指出各地人群間 的差異。文化邊界呈現其雙重性，讓不同地區之間的人所擁有的差異突顯，但也 讓跨界連結在通訊工具中延長開來。
此外，電力輸入對於村落所造成的關係重組是一段政治過程。除了手機、電 視之外，電腦也是常被提及的電子產品之一。聚落內最常提及電腦的族群是青少 年、大學生們，由於大學生們在城裡讀大學時偶有電腦學習課程，部分人因著研 讀電腦相關科系而會談及電腦。一剛開始，我因著聚落內少見電腦而忽略觀察電 腦的影響與重要性。但是隨著與多位青少年愈加熟悉，當他們主動詢問我電腦資 訊的次數增加，我才意識到即便電腦在聚落內少見，但是電腦的使用和印象都存 在於居民的言談和腦海裡。
上村的第一台電腦是由臺灣的志工隊捐贈給當地小學的，由於是捐給學校使 用，所以管理與使用權都在校方，因此居民們可談論與使用的機會相當有限。而 居民們所共同擁有的第一台電腦是由跨國企業奇蹟公司所提供；當時奇蹟公司與 地方政府在上村舉行地熱開發案的公聽會，奇蹟公司為表示與地方居民協調的誠 意，贈與各村不同的物資。上村因此得到一台桌上型電腦以及一台發電機。也就 是說，電腦被視為一種友好的象徵，贈送電腦及相關設備成為關係牽引的中介。
村內會使用電腦的人不多，當時人在村內的我曾被諮詢過能否協助安裝電腦，不 過陰錯陽差之際我並未去成，而是再到下一趟拜訪時，我才見到這台「公用電 腦」。由於水墾區沒有網路可以使用，因此這台放在村長家的電腦只能用來作為 文書處理以及資料列印使用。有一次，當花叔正在外地念研究所的女兒 Jenny(23 歲，研究生)回來時，約我一同去修理電腦，並詢問我關於電腦列印上的問題。
Jenny 說「你是台灣人，你會修電腦。」
這台「公用電腦」的使用者只有兩位，一位是 Jenny、一位是 Sue(女性，25 歲)。兩位都是大學的畢業生，Sue 還擔任村辦公室的文書一職，也自營一間小小 的雜貨店。倒是村長家並未有人會使用這台電腦，僅是把電腦放在村長家而已。
電腦的使用權代表的是一種知識能力，能使用電腦的人握有使用上的說服力。由 於電腦是一外來物，當大家都對電腦的認識很薄弱的時候，「電腦」便具有不可
侵犯的光芒。除了以電腦作為友好工具之外，還有碾米機、水質探測器、翻土機 等機械性用具。這些工具的背後其實是意圖交換居民的信任和親密。政府、跨國 企業和 NGO 透過這些工具就像在下圍棋一樣進行高地勢力的圈圍，並且在無形 之中拉攏山區居民的政治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