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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與印度銀行自由化的比較分析

第二節 中國大陸與印度銀行業轉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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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陸與印度銀行業轉型的差異

首先分析兩個國家在社會鑲嵌層次上的差異。中國大陸在社會鑲嵌層次上是一黨專 政的政黨體系,黨中央依據經濟發展的需求,及總體經濟的情勢決定銀行部門轉型的步 調,所以政策執行效率佳,改革的進程由共產黨完全主導。而在印度的社會鑲嵌層次中,

政黨體系為多黨制的聯合政府,政策面上雖存在著左派陣營(國大黨)與右派陣營(人 民黨)。印度由於人口眾多,文化複雜,且貧富差距大,因此其選民結構差異大,導致 很難有單一政黨可在印度國會取得絕對多數,因此其政府組成多為聯合政府,政府政策 往往為妥協下的產物,改革執行成效不佳。

在制度環境層次,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為五年一任可連任一次,並兼任黨的總書 記。所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推動銀行改革政策時,沒有選舉的考量,改革的主要目的 為因應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履行開放市場的承諾。印度為內閣 制的政府,下議院每五年改選一次,由國會中的最大黨組閣或組成聯合內閣。因此,印 度的改革必須要同時面對選舉的考量及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的步調受到國內政治因素 及國際經濟情勢的影響較大。

各方行為者的能力展現與互動主要表現在治理機制層次。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由於 制度環境的優勢,得以藉由行政手段全面掌控銀行循序漸近的改革過程,即使面對國際 金融積極的要求市場開放,亦無法撼動其改革的步調。相反的,印度除了有選舉的考量 外,還必須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的要求,所以在銀行自由化的改革進程上比中國大陸更早 也更快。即使印度銀行體系的建構及制度的建立都較中國大陸要更早及完整,但是,印 度在整體金融的穩定度及對經濟發展的成果則不如中國大陸。

在資源分配的層次部分,兩國各有一個相同的行為者及二個不同的行為者。國家是 雙方都共同有的行為者;中國大陸與印度的國有銀行都占各國金融資本額度一半以上的 比重,且國有銀行官方持股的比例都具有優勢的主導權。就資源分配層次上不同的行為 者來看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使國家成為主要的資源分配者,印度在國內受制於政黨及利 益團體的影響,國際上必須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自由化的要求,大幅降低了印度政府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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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金融體系的情況,使得印度的銀行體系建立起國際標準的規範與監督管理的機制,並 提早開放外資進入印度的金融市場。因此,自由化與國際化使得印度更容易受到國際金 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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