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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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檢閱
本文試圖從政治經濟學及制度改革的角度，比較中國大陸與印度在金融管制與自由 化的發展過程。文獻檢閱將分別從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關係、發展型國家論、經濟轉 型論、金融管制與自由化，及對中國大陸與印度比較研究的現況提出討論。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有關金融體系影響經濟發展的觀念，最早的經濟學文獻 可溯及到 Schumpeter (1911)的《經濟發展的理論》一書，Schumpeter 早在二十世紀初 即指出，銀行體系所提供的投資評估及融資的功能，可促進技術創新與經濟成長。
Gurley 和 Shaw (1955)的研究則為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基礎；
Goldsmith(1969)的《金融結構與發展》一書中則是運用了 35 個國家在 1964 年之前的 定群追踪資料，證明了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並說明了間接金融－銀行，在國 家的經濟發展上其重要性遠大於非銀行的間接金融及直接金融的證券市場(Goldsmith，
1969 : 390)。
McKinnon(1973) 則認為金融發展可以活絡資本市場中的價格機能，除了使儲蓄者 得到合理的利率報酬而提高儲蓄率，同時也提高了資金配置的效率，有利於經濟成長。
Bencivenga 和 Smith (1991)則認為銀行可以消除資金流動性不足的風險，而且當銀行 發展愈趨於成熟與專業化時，將會加快資本累積的速度，對於長期的經濟成長有正面的 助益。King & Levine (1993a) 使用1960-1989 年間80個國家的資料，分析金融發展與 實質資本累積、投資及資本生產力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金融機構的發展的確實能 帶動經濟的成長。King and Levine (1993b) 也提出金融發展可以促進技術創新與生產 力的成長。Levine(1997)的研究則指出：「無論在跨國的比較研究、個別國家的分析及 公司層次的調查中都顯示出同樣的方向：金融體系的功能與經濟的成長是有顯著的相關 性」。何思因(2005)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制度的好壞，對於國家的富強及其 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是有因果的關係。
因此金融部門效率的發揮將是經濟成長所不可獲缺的重要因素，有經濟學家認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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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改革在經濟轉型的國家中更是重要(Griffith-Jones，1995; World Bank，1996; Hermes and Lensink，2000)。因為，經濟轉型國家可以利用銀行動員資金進行投資、及資金的分配來 影響公司治理及資助私有企業等，這些都是轉型成功的重要因素。金融改革在經濟轉型 國家中所包含的範圍不僅僅是自由化而已，還包含了金融體系的結構與功能的重整 (Long 和 Sagari ，1991: 431)。
從歷史上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銀行總是遵循中央政府的計畫，執行資金分配與調 度的行政機構，中國大陸與印度在經濟改革前的國有銀行都有這個特質。中國大陸與印 度在經濟轉型及發展的過程中，金融制度的改革與深化，是其經濟發展及國家發展過程 中，必然要面對及解決的問題。
二、發展型國家理論－金融、權力與國家發展。20 世紀 30 年代的凱因斯的主義，
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凱因斯主義奠定了國家 在經濟運作中的理論基礎。70 年代後期開始，「國家論」再次受到重視，興起所謂國家 中心（state-centric）之研究途徑，並逐漸成為一種典範(Skocpol，1985)。縱使新古典經 濟學派以拉丁美洲國家介入市場運作作為失敗的例子，而質疑國家干預市場的作法，但 對於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成功的經驗，若不從國家著手將無法窺其堂奧，因此 80 與 90 年 代多位學者，開始探討國家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Amsden， 1989；Johnson，1982；Wade，1990)。他們從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與 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解釋國家內部與外部因素之間的關聯，探討國家對重大經濟產 業的主導，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最後發現國家的介入是東亞國家發展成 功的重要原因。因此，發展中國家為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將國家介入市場視為是經濟發 展的必要條件(Kuo，1995:10)。
發展型國家的理論根源，最早可以回溯至Gerschenkron 於1962年所提出的「後進 工業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或「經濟落後」(economic backwardness)國家的 發展策略。 Gerschenkron 主張後進工業化國家為了拉近自己與先進國家之間在技術與 工業上的差距，最好的方式即是透過國家動員必要的資源，規劃及執行整體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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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泉源」(Brewer， 1989)，金融的控制被認為是發展型國家的特質(Gerschenkron，1962;Johnson，1982; Woo-Cumings，1999)。Skocpol(1985)也提出同樣的看法，金融資源是 進工業的調整(Zysman，1983)。Marx 則強調政治、經濟、社會變易的關係在於生產的工 具（Marx，1867）。Gerschenkron 則強調意識型態和組織（Gerschenkron，1962）。Woo-Cummings 強調原始資本的快速累積（Woo-Cumings，1991）。Winters 和 Frieden 強調資本的流動，
對國家治理經濟的影響（Winter，1994; Frieden，1991)。
發展型國家的模式有各種不同的經濟型態，例如：社會主義經濟型的前蘇聯和中國 大陸，混合經濟型(mixed economy)的印度，資本主義經濟型的日本、韓國及台灣等。此
5 Michael Loriaux 主張發展型國家不僅僅是達成經濟成長的手段，發展型國家同時也是 “國家神話”
的表達、“精神野心” 的追求，他相信國家主導金融管理在政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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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像是 19 世紀的法國、德國和俄國，及二戰後的新興市場國家等，這些國家當時都 利用金融分配的系統在利率控制及授信分配上，直接控制銀行的資金，用來達成經濟發 展的目標 (Gerschenkron，1962; Haggard，1990; Zysman，1983)。
日本、韓國、印度、俄國和中國大陸在 50、60 年代集中金融資源，將投資導向它 們的工業。有些研究將中國大陸和印度作為對比，認為中國大陸在壓抑金融發展的作法 上被是成功的。印度則相對被視為是失敗的 (Maswood，2002)。Herring 認為印度失敗於
“相嵌的特殊主義”(embedded particularism)也就是印度特殊的社會制度讓國家不易介入 產權的控制，導致政府主導發展的目標失敗。而中國大陸的成功，則是因為它的“自主 的普遍主義”(autonomous universalism)，國家對於資本的流通與控制比印度有更大的自主 性(Herring，1999: 332)。
國家自主性的高低與國家能力的強弱，對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但是發展型國家理論僅能部分解釋國家為何涉入市場，但未能具體說明何以各國政策產 出之差異，且因其切入點屬較宏觀層面之國家，可能忽略了結構性的問題以及微觀層面 的行為模式。
三、轉型研究(Transformation studies)。試圖解釋長期經濟制度變遷的啟動、過程及 結果(Roland， 2008)。6 關於後共產國家轉型的意涵，在學術的研究中早已經受到廣泛 討論。但是相關的研究，對於「轉型」(transformation)的定義及建構轉型的要素並没有理 論共識。因此在討論建構轉型要素之前有兩問題是必需釐清。首先是轉型和一般的改革 有何不同？其次，轉型研究是否適合用來分析中國大陸與印度銀行部門的變革？因為印 度通常不被歸類於轉型國家。中國則相反，它經常在轉型研究的文獻中被提及。
轉型是對於現有規範的改變與系統的重構，轉換(transition)則強調從舊到新的變遷的
過程。7 因此，轉型與轉換構成了必要及互補的要素可以用來解釋系統的變遷。當轉型
6 相關的文獻對「轉型理論」(transformation theory)的普遍性概念，仍有不同的看法。通常以「轉型 研究」(transformation studies)一詞，來描述從國家計劃型的經濟體系轉型到市場型的經濟體系過程。
7 根據 Roland (2008)轉型(transformation)一詞是普遍的用於德、法的文獻，轉換(transition)主要出 現於英、美的文獻。關於普遍規範改變的有不同理解：德國和法國它視為憲政和法制的改變，英美則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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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業的經營都受到政府特許制(license raj)的控制 (DeLong，2003; Huang and Khanna，2003; Kornai，2000)，因此，改革前的印度政府介入經濟的程度遠大於一般市場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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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研究中最常爭論的焦點在於，什麼是最佳的改革策略(漸進或震盪治療)，或者 什麼是最理想的產權配置方式 (全面或部份私有化)(Steinfeld，2002: 379)。另外，關於系 統改變的最終點及分類的問題， Jonas Kornai 則指出定義轉型的終點(資本主義經濟體系) 是研究上最大的挑戰，因為它並不存在於理論性的觀念中，但卻存在於現實裡 (Kornai，
2000: 27-42)。在 Kornai 的定義下，包含了幾個非民主獨裁國家的歷史個案，它們採取市 場為主的經濟體系，這些個案被 Kornai 歸類為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這些國家以市場基 礎為導向，同時也保留相當的國有企業。Kornai 也接受市場系統中仍經常出現官僚協調 和國家介入的要素；所以如果這樣架構被接受，當今的中國大陸也可以被歸類為廣義的 資本主義經濟類型。在政治上中國大陸是個共產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與其他社 會主義國家相較之下它對市場較為寛容甚至接受。這有如臺灣、韓國及智利在 80、90 年代被歸類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Steinfeid，2002)。
經濟轉型論即使仍缺乏普遍性的通則，但是這方面的研究提出的問題意識、研究方 法，仍然對中國大陸與印度的金融改革與自由化的研究，能提出借鏡。
四、金融管制及自由化。銀行部門在經濟發展上有幾項重要功能：付款系統的運作、
動員、分配存款於投資的目標。所以，銀行部門可以直接影響經濟發展。在何種機制下 銀行部門能有最佳的表現？有些研究認為國家比市場更能確保銀行部門功能的發揮。政 府利用國有銀行或金融的管制措施，以確保整體經濟表現(Roland，2008:1)。金融自由 化的倡議者則認為採取抑制的金融政策：如降低實質利率、直接信用計畫、過高的法定 存款準備率等對銀行在投資及生產上都會有負面的影響，並阻礙經濟的發長。因此，移 除這些金融抑制政策並賦予更多市場的力量，才能刺激金融的發展及增強的經濟成長。
Steinfeld 認為中國大陸的金融問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遺緒所造成，而是一個快速
Steinfeld 認為中國大陸的金融問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遺緒所造成，而是一個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