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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干涉內政為新秩序的核心。52正是在這種時空背景與認知，中國大陸對互不 干涉內政的遵守才真正地穩固下來。
第三節 中國大陸不干涉內政立場的本質
透過回顧當前中國大陸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緣起，本研究發現四個時期的演變，
從延安時期的醞釀、建政之後的倡導、文革時期的失序與改革開放以來的堅守。
這個過程反應出中國大陸對不干涉內政的看法並非始終如一，而是有所起伏的。
而這種起伏反映出中國大陸領導對於該原則認識變化。是以，本章的第三節，將 綜合第一部分的概念認識與第二部分的史實演變進行探討，就此原則的本質做出 分析，並以此概括當前中國大陸的基本立場。
壹、中國大陸對國際秩序與主權概念的看法
當前中國大陸對不干涉內政與主權絕對性採取保守立場，然而回顧該原則的 緣起，可以發現其對此立場曾經有過一定程度的變動，才演變至今日的樣貌。更 精確的來看，在反對外部干涉的立場上，中國大陸不曾鬆動，但就干涉他國的作 為而言，則有不一致的現象存在。這種態度上的落差，與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特點 有關，即「中國」本身的特色與「馬列主義」的革命思想，共同對中國大陸領導 認知產生作用使然。
52 〈中國永遠不允許別國干涉內政〉，《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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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本身的特色來看，地理因素與歷史記憶型塑了中國大陸對外部干 涉的敏感，而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國力衰弱兼冷戰局勢的緊張，更加深了 這層擔憂。是以如何確保自身安全與反制干涉，成為建政初期中共領導人所要思 索的問題。然而，該如何選用手段予以應對？共產黨領導人卻受到「馬列主義」
意識形態對世界歷史演進的預測所影響，即世界大戰何時到來的判定指引著中國 大陸的對外作為。在建政之初對這種判斷是相對樂觀且保留的，所以有和平共處 的提倡；但文革時期判斷是悲觀與激進的，如何援助革命主導當時中國大陸的外 交思維。細究後者看法，輸出革命干涉他國是被容許的，這是造成不干涉內政原 則遭棄守的思想根源。而這種意識形態干擾外交決策的解套，要到文革落幕、鄧 小平喊出獨立自主外交後才告終結。此時，中國大陸對馬列主義的思維才開始修 正，進而接受「中國」而非「馬列主義」才是其討論國際關係應側重的焦點。
更進一步來說，在馬列主義的革命訴求之下，使其對國際社會的思考層次較 類似以個人為中心的「團結主義」。此傾向有別於以國家為中心的思考，並不以 縱向的國境線做為劃界，改以橫向的「階級」作出區分，此時國際社會當中的行 為體是以有產、無產作判定，國家主權概念相對稀薄，是以文革時期打破國境線 而支持同屬無產階級的人民革命，在邏輯上並不構成干涉。53然而，當文革走向 終結，中國大陸認清和平現狀可期、重新理解自身處於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 會當中，此時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又再度受到其所重視。54從這個角度，鄧小平時 代的對外政策，乃至於當前中國大陸的思維，開始與以國家為中心的「多元主義」
53 早先中國大陸的外交是以國家為單位而非人民為單位。這從周恩來在 1952 年對外交方針的指 示可見，參見：〈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頁 88。但當文革左傾思潮氾濫之際，外交便轉為以人民為單位，試圖對外輸出革命。參見：林
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人民日報(北京)》，1965 年 9 月3 日第 1 版。
54 學者金淳基(Samuel S. Kim)便認為，此時中國大陸對世界秩序的看法便是奠基在主權國家體系 的認知之上，即「沒有國家主權便沒有世界秩序」(no state sovereignty, no world order)。Samuel S.
Kim, “China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Stuart Harris and Gary Klintworth eds., China as a Great Power: Myths,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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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相接近。這種揚棄意識形態、正視自身發展落後的事實，進而主張經濟發展 優先、反對被干涉與不願去干涉的態度，構成了當前中國大陸對不干涉內政原則 立場的基調。
貳、中國大陸對國際秩序與干涉概念的看法
在對當前中國大陸立場傾向做出基本認識後，本小節要進一步討論中國大陸 對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確切堅持為何？試圖去探究其對該原則的界定，並突顯出本 研究後續想進行觀察的特點。以利了解後續中國大陸在冷戰終結以來，對此原則 的實際立場進行觀察與詮釋。對此，可從中國大陸所宣稱之「互不干涉內政」的 字面意涵進行切入推敲。
首先是「相互」的概念，即中國大陸反對他國干涉、亦無意去干涉他國，這 顯示出在遵守的範圍上其採取「兩面設限」的態度。其中以前一面向來看，在其 弱小時並不難理解此一堅持；相對的是，隨著國力日漸上升之後，是否能維持「不 去干涉」的後一面向，則受眾人關注。對此有學者以王道/霸道等傳統中國文化 概念切入，倡言中國大陸偏向「王道」思維，即弱小時透過「反霸」自保、強大 時亦能以「反霸」自限；55是以不干涉的相對性便是建立在此概念之下。然而，
此種嚴格的應然立場並非代表「干涉」需求在實然上不存在！尤其隨內部改革開 放的推演、外部全球化趨勢的不墜，讓海外利益的維護，與全球治理的討論成為 熱門議題；56這如何創造性去放寬「介入」外部事務，將成為中國大陸外交日漸 重要的面向。
55 王逸舟著，創造性介入，頁 110。
56 前揭書，頁 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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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不干涉」的概念，中國大陸對「干涉」手段的動用有一定的偏好並 存有光譜。對此議題，大陸學者喬仕彤透過分析周恩來對不干涉內政立場的發言，
發現較之動用非武力制裁的硬干涉與實施暴力的武裝干涉，中國大陸當局願意接 受言詞建議等軟性干涉手段。57像是周曾指出中國大陸「高興聽到鄰國和友好國 家的稱讚，同時更需要他們的了解和批評」58，可見其言詞形式的聞問作為是可 被容許的。此外，在強制性高的武力動用面向，中國大陸更顯得立場保守。例如 大陸學者王逸舟便提出冷戰終結以來中國大陸對涉外軍事行動的參與，要求具備
「輔助性、援助性、後勤性與非戰場交火」等性質，同時強調「師出有名」以符 合國際規範等限制，59可見其對干涉的動用存有手段限縮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
在實踐上此一特色雖因文革的展開一度失序，但隨鄧小平時代務實路線的回歸，
逐漸成為大陸官方奉行的標準。
最後是「內政」的概念，這與干涉目的探討有關。對大陸學者王逸舟的界定，
此處所言的內政主要指「一個國家的內部重大事務，特別是像政治制度、安全安 排、治理方式」等「涉及社稷大局的問題」。中國大陸強調應交由該國人民自行 決定。60此項定義如周恩來高談不對外輸出革命、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等要 件。後來毛澤東在對亞非國家領袖談話時指出，「我們不會去干涉你們的內政，
不會在你們那而宣傳共產主義，也不會去推翻你們的政府。」61這種說詞雖然在 文革時期受到破壞，但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被視為重要方針。例如鄧小平在六四 之後，提到「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不干 涉別國的社會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
57 Shitong Qiao, “Whither China’s Non-Interference Principle?” presented for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ESIL) 4th Research Forum (Tallinn: Institute of Co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26-28 May 2011), p. 8.
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 1949-1975》(北京：世界知 識 1993 年)，頁 166。
59 王逸舟著，創造性介入，頁 101-102。
60 王逸舟，〈發展適應新時代要求的不干涉內政學說：以非洲為背景並以中非關係為案例的一種 解說〉，《國際安全研究(北京)》，2013 年第 1 期，頁 9。
61〈亞非國家要團結起來，保證和平與獨立〉，《毛澤東外交文選》，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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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這突顯出一國的政治安全等制度選擇權應由一國人民自行決定，中國大陸自文 革之後，對此原則奉行不悖，可見在干涉手段有彈性外，以他國內政為指向的干 涉目的是其不願退讓的原則。
對於這些兩面設限、手段限縮、目的排除的傾向觀察，可從中華民國學者石 之瑜的討論中總括呈現。石指出儒家思想下「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的概念 對應出中國大陸支持各國互不干涉彼此內部事務的立場。然而，當一國無法妥善 承擔自我治理責任時，中國大陸偏好「社會集體主義式」(socialist collectivist)的 解決方式，即透過關起門的集體勸服代替公開式的多邊制裁、以平等協助的立場 予以介入而非高位壓迫的角色進行干涉。63這背後反映了中國大陸發展落後所帶 來的自卑心態、進而無法認同公開且強硬式的干涉，同時與其對二戰終結以來美 國與聯合國為首的宰制體系之反動，使中國大陸對不干涉的遵守範圍與干涉所能 放寬的手段與目的存有特殊偏好。而從本章研究所知，文革時期此一立場偶有失 序現象，但邁入改革開放時代便又受到重視起來，可預一此立場脈絡不變下，將 來會有更多的實踐轉化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