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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七大政治報告才有「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而十八大更明確提到「發揮負 責任大國作用」，41顯示出「責任承擔」為其達成和平發展目標必須增加的作為。
第三節 外交姿態的調整
在宏觀層面的討論上，中國大陸面臨的內外環境沒有產生太大幅度的變動，
而是隨新局勢的發展而出現一些調整。在內部環境來看，堅持經濟建設的需求沒 變，然而維持發展的繼續卻面臨發展升級的壓力而有「走出去」的需求，讓領導 人對外部市場與資源產生新的渴求。從外部環境而言，全球化的新格局與中國興 起的新定位，讓中國大陸領導人體認到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必要性加深。這些認知 自然促使中國大陸內部對既有的消極外交方針進行再思考，這體現在若干路線辯 論與政策調整之上。
壹、韜光養晦政策的辯論：邁向有所作為？
出於對國際格局判斷的微調與自我地位變化的認知，讓中國大陸了解到想要 在全球化成潮流與威脅論充斥的環境當中遂行發展，更主動地參與國際事務有其 必要。在這過程原有的「韜光養晦」外交方針是否還繼續適用？不無疑問！一來，
「超脫」的立場已因涉外程度的變高而難以維繫。再者，中國大陸的「興起」讓 原先不願張揚的「低姿態」，因其實力改變而日漸受到矚目，而被質疑這種姿態 背後的意圖。42這些現象使恪守此方針出現矛盾，也引起中國大陸內部的辯論。
41 參見：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十七大政治報告、十八大政治報告的國際情勢
部分。
42 例如美國國防部於 2002 年開始每年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將韜光養晦方針翻譯成 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突顯出中國大陸的低姿態是隱藏意圖來擴張實力的戰略欺騙。相關 翻譯爭議與釋疑參見：熊光楷，〈中文詞彙「韜光養晦」翻譯的外交戰略意義〉，《中國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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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Dingding Chen(陳定定) and Jianwei Wang(王建偉),“Lying Low No More?:
China’s New Thinking on the Tao Guang Yang Hui Strateg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9 No. 2 (Sep. 2011) pp. 199-207。
年6 月 2 日，網址：< 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2010-06/02/content_20169574 .htm>(檢閱時間：201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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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發現，2009 年年 7 月由胡錦濤在「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
提出了「『堅持』韜光養晦、『積極』有所作為」的說辭。43可見修改論調對問題 的見解受到官方認識，但維持論調的做法更受其認可。細究此一修正可知，官方 認為中國大陸國力雖有提升，但尚不到強權的地步，低調求發展仍是國家的主要 目標。同時，中國大陸涉外程度變高與國力增長也是事實，出於利益維護與責任 承擔的考量，墨守成規也不再是好的辦法。是以「積極」的背後代表某些情況下 中國大陸願意「有所為」，然而更多時候其依然「堅持」「有所不為」。這種不改 發展目標卻可順應時勢調適的方針，反映出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的外交新姿態。
貳、外交政策的新樣貌：「維權擔責」的需求
「堅持」韜晦與「積極」作為的外交方針調整宣示，代表著中國大陸並沒有 偏移專注發展的國家目標；只是在達成此目標的手段上，因時空轉變出現調整需 求。要言之，既有外交方針下「趨利避責」務實態度，隨中國大陸「走出去」與 綜合國力的變化，產生了因應海外利益增多與國際責任加重的新局。這讓如何在 維繫既有發展目標下去「維護權利」與「擔負責任」，成為新的外交考驗。中國 大陸如何看待這些變化？將影響其外交政策的制定。
一、海外利益增多與「維權」需求
由本章的描述可見，胡錦濤時期依然沒有改變外交需服務於經濟建設的思維；
差別僅在隨國際交往程度的加深，讓如何達成維繫發展面臨新的挑戰。44具體來
43 此一說法的詳細內容並沒有見諸公開報導，而是由「中」西學者交談後流傳。詳見：Bonnie S.
Glaser and Benjamin Dooley, “China’s 11th Ambassadorial Conference Signal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Foreign Policy,” China Brief, Vol. 9, Iss. 22(November 4, 2009), p.10. 類似論述討論詳見：Shin Kawashim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bate Over ‘Hiding One’s Talents and Biding One’s Time’
(taoguan yanghui): China’s Foreign-Policy Doctrine,”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December 2011), pp. 24-30. 曲星和鍾龍彪著，《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2 年)，頁 288。
44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9), pp.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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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走出去」戰略下，使散布全球的人員、資產等「海外利益」，成為中國 大陸「國家利益」的新延伸，45也是大陸官方企及維護的重點。然而相關研究指 出，中國大陸涉入國際社會的「量」變多，「質」卻不足。換言之，雖然資金與 人員「走出去」，但政府的相關配套沒能跟上。這在其投資地多為局勢動亂的國 家，政治穩定的失卻加上綁架謀殺等危害叢生，有害於投資的開展，甚至折損其 逐漸增多的「海外利益」，讓大陸官方在維護權利上產生不少壓力。46
於是如何妥善處理這些新興利益，逐漸在中國大陸內部激起討論。最直接的 想法是「持劍經商」的基進概念，47此舉雖與當前官方刻意忍讓以求發展的和平 姿態相悖，但也突顯出國內對於海外利益維護不力的認識。對此官方的態度是相 對謹慎與積極的。首先胡錦濤在2004 年「第十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明確地表 示「要增強海外利益保護能力」，48初次展現官方認知立場。相關跡象也指出中 國大陸已開始尋找其他投資地，透過「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來減少對動盪地 區資源的依賴；同時礙於國家實力依然落後，如何增加長程軍力投射，來完善如 2008 年索馬利亞護航、2011 年利比亞撤僑等措舉，是當前中國大陸的努力的方 向。49總的來說，胡錦濤時期的中國大陸對「維權」的體悟日漸清晰，但是礙於 當前實力的局限，相關作為仍有待加強。
二、國際責任加重與「擔責」需求
對於國際社會要求承擔國際責任的說法，中國大陸基本上不改有限度承擔與 有利可圖為「擔責」前提的工具式思維。首先就有限承擔的層面來看，主流大陸
45 門洪華和鍾飛騰，〈中國海外利益研究的歷程、現狀與前瞻〉，《外交評論(北京)》，2009 年第 5 期，頁59-60。
46 Ken Sofer,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Its Noninterventionist Foreign Polic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March 8, 2012, at <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12/03/pdf /china_nonintervention.pdf> (assessed on 2013/8/4), pp. 7-8.
47 宋曉軍等著，《中國不高興》(南京：江蘇人民，2009 年)，頁 182-194。
48 〈第十次駐外使節會議在京舉行〉，《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8 月 30 日，第 1 版。
49 Ken Sofer,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Its Noninterventionist Foreign Policy,” op.cit.,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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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23 日，網址：<http://www.hellotw.com/jskd/dljq/201008/t20100823_602549_3.htm> (檢 閱時間：2013/8/11)53 〈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溫家寶給我駐外人員介紹國內外經濟形勢〉，《人民網》，2011 年 11 月 8 日，網址：<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6178563.html >(檢閱時間：2013/8/12)
54 〈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
策 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人民日報(北京)》，2007 年 9 月 30 日，第 1 版。
55 Beverley Loke, “Between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Assess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Burgeoning Global Role,”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3 (2009), pp. 208-211.
56 Joseph Y. S. Cheng (鄭宇碩) and Huangao Shi (史煥高), “From Noninterference to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China’s Engagement in Darfur,” Issues & Studies, Vol. 47, No. 3 (September 2011), pp.
10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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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干涉內政的立場
在討論完中國大陸對內部發展需求的認識，配合外部環境的判讀調整，讓其 對達成國家目標的機會與限制產生新的見解。本節將就這些研究發現，分析胡錦 濤時期外交政策上的不干涉內政立場。值得一提的是，「走出去」戰略下讓中國 大陸內部發展易受外部影響，而在全球化背景與其實力上升後的外部期待，讓中 國大陸產生轉化不干涉立場的壓力。其中對韜光養晦方針的辯論與微調，便是這 種轉化的過程與結果，連帶地使其須就不干涉內政概念界定進行「重新理解」。57
壹、對不干涉內政立場的需求轉化
隨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逐漸邁入整合內外資源與市場的階段，國境之外的事 務自然成為政策關注焦點，此時外部力量對其國境之內的影響，也將日漸增多。
這將衝擊到胡錦濤時期對「互不干涉內政」的立場。具體而言，先前江澤民任期 固守與退守國境線的姿態，在需求上已出現改變。尤其在「引進來」與「走出去」
戰略的陸續推行當中，隨著與國際社會的互賴加深，中國大陸原先對主權的絕對 立場將會逐漸弱化。58
以反對他國干涉來說。前一時期中國大陸出於過往歷史記憶與國家弱小本質，
對任何會影響國內穩定的外部干涉相當敏感，進而採取「固守國境線」的姿態。
然而，在改革開放的推展之下，一方面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有成，綜合國力的上 升使其抵禦外來入侵的能力受到強化；另一方面為求發展而加速開放與國際接軌，
57 劉乃強，〈中國外交重新理解「干預」〉，《南風窗(廣州)》，2007 年 12 期，頁 62-63。
58 Chu Shulong(楚樹龍), “China, Asia and Issues of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Pugwash Occasional Papers, Vol. 2, No. 1(January 2001), at <http://www.pugwash.org/reports/rc/como_china.
htm> (assessed on 201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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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政府對內最高的統治權威面臨外部規範的限制。在主權上的討論便是，中國 大陸官方願以內部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受到限縮為代價來鞏固其對外獨立 的外部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59同時，就其政治報告一再闡述「世界多極化」、
「文化與發展模式多樣化」的鮮明觀念可見，60中國大陸對國際社會是以國家為 中心所組成的「多元主義」思維傾向依舊不變，而這種交換本身，乃是中國大陸 在不改其發展的目標之下，透過讓渡部分主權來強化國境固守能力的必要手段。
再就不去干涉他國而言。江時期採取對外刻意低調以利對內專注發展的姿態，
消極退守國境線之後，來指導外交行動。然而，後來中國大陸因為發展的需求而
「走出去」，更加融入全球化的格局當中，在此局面下日漸增多的海外利益與國 際責任，讓原先無意聞問外部事務的立場受到挑戰。一來出於維護位於動盪投資 地的國家利益，不考慮干涉他國內政更加不可行；再者面臨西方強迫中國大陸共 同干涉流氓(rogue)、失敗(failed)與邊緣國家(pariah state)內政的「壓力外交」
(pressure diplomacy)，更讓嚴守不干涉將被視為不負責任的象徵。61種種情狀皆 對中國大陸既有立場帶來衝擊，進而使退守國境線的必要日漸消失，取而代之的
(pressure diplomacy)，更讓嚴守不干涉將被視為不負責任的象徵。61種種情狀皆 對中國大陸既有立場帶來衝擊，進而使退守國境線的必要日漸消失，取而代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