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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中國大陸外交姿態的轉型與不干涉內政立場的轉化，有著互為表 裡的關係存在。從前者來看，學者指出在「韜光養晦」姿態莫衷一是走向辯論當 中，似乎缺少一個明確指標來觀察中國大陸的基本立場，致使各執己見的情形出 現。7以後者而言，忽略對外姿態轉變的理解，不去討論不干涉立場轉變的根源 動因，而想作出適切的政策評估恐難免流於偏頗。8是以，本研究的動機便源自 於學界對中國大陸「外交轉型」的討論，進一步聚焦在中國大陸「不干涉內政立 場」的轉化觀察之上，試圖透過釐清兩者面貌與相互關係，來補充改革開放以來 對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轉變討論。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想透過中國大陸「不干涉內政立場」為觀察指標，藉以參與當 前學界對於其「外交轉型」的討論。這過程涉及的研究提問，從具體到抽象主要 有二： (1)關於中國大陸「不干涉內政立場」的現象應該如何進行認識？(2)在此 認識之下所反映的中國大陸當前外交轉型的本質為何？此二問題互為表裡：缺少 後者，近來對不干涉內政立場轉化的理解將難免偏頗；忽略前者，對外交轉型的 討論也易流於空泛。這些不足將於本章後續的文獻回顧部分細探，在此先行闡述 基本發現，替本研究之目的做定位。
先從「不干涉內政立場」的走向辯論談起。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推演，
帶來了對外關係的新局，或有因海外投資的拓展而出現海外利益維護的問題，或 有因國力上升而不得不提高國際責任承擔的壓力。這與中國大陸長久高張的不干
7 Dingding Chen(陳定定) and Jianwei Wang(王建偉), “Lying Low No More?: China’s New Thinking on the Tao Guang Yang Hui Strateg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9, No. 2 (September, 2011) p. 216.; 陶季邑，〈美國學術界關於鄧小平「二十八字外交方針」研究評述〉，《中共黨史研究(北 京)》，2009 年第 1 期，頁 124。
8 此種缺失詳見下述第二節文獻回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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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內政立場相悖，使其在蘇丹、辛巴威、緬甸等地的作為顯得左支右絀；也讓此 立場或存或廢，在近期海內外的學界與政論界爭論不休。其中或有言堅守的不利 面而宣稱應該棄守、或論及棄守代價過高而力主堅守、甚至有轉化見解認為著眼 在其何時與如何介入更為有意義。然而輕易言「棄」不顧代價、盲信堅「守」忽 視壓力，兩方論點對照則更顯矛盾。此外轉化派在立場上雖值得參照，但只是專 著在單一個案或時點做分析，其對事實的認識亦難逃偏狹。這些討論若要有更為 完善的討論，拉高到整個外交轉型的脈絡中去討論，方有意義。
再就「外交轉型」的文獻切入討論。如同不干涉內政立場出現轉化，中國大 陸近來對外關係亦有不少積極作為展現。這讓學界重新思索中國大陸的外交路線 的本質為何：或有言改革以來的外交轉型是基於身分認知與目標追求的根本轉變 (fundamental change)、或言其為因應外部環境不同為求達成既有之目標所做的策 略調整(tactical change)。9這些說辭若以 2010 年中國大陸更加強勢的作為(an Assertive China)來看，前者將宣稱此為單純維護自身權利的立場展現，後者則會 言這恰巧透露出修正國際現狀的意圖。10值得玩味的是，大陸學者多堅持中國大 陸持續走在發展目標良善的道路之上，新增的作為多是被動的防禦舉動，不宜過 度解讀；西方學者則帶點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偏好這些行為是爭霸目標未變 之下的策略調整與擴張意圖的真實展現。本研究認為，這些討論欠缺明確指標做 觀察，致生各執己見現象，這讓針對不干涉立場作為標的之探究更具意義。
承上述的研究提問與文獻批評。本研究想達成的目的主要二：第一，從宏觀 的中國大陸外交轉型脈絡切入，重新理解其調整不干涉內政立場的跡象及如何對 此立場的走向做出審慎地認識。第二，針對中國大陸不干涉內政立場轉化的過程
9 Pauline Kerr, “Debating China’s Future Diplomatic Role in World Politics,” in Pauline Kerr, Stuart Harris, and Qin Yaqing(秦亞青) eds., China's "New" Diplomacy: Tactical or Fundamental Cha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2.
10 Michael Swaine,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op. cit., p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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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透過觀察具體政策元素的調整，來參與學界對中國大陸外交轉型現象 背後內涵的評估討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綜合上述動機與目的，本節以中國大陸的「不干涉內政立場」與「外交轉型」
為主題，回顧當前既有的研究現況，俾利後續研究的聚焦與相關討論的開展。其 中，在「不干涉內政立場」的部分，則著重分析學界其新興作為的觀察與對此立 場走向的爭辯之上。而關於「外交轉型」的文獻，將就轉型動因、走向辯論與轉 型評價等方面的討論進行釐清。最後以若干研究發現作結。
壹、如何認識中國大陸不干涉內政立場的走向辯論
「不干涉內政立場」是中國大陸奉行已久的外交基本準則，此項偏好的出現，
在主觀上可追溯自清末民初遭列強入侵，淪為半殖民地的歷史記憶；在客觀上則 與邊界綿長接壤國眾多，易攻難守地理位置有關。11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大陸相當 看重國家主權的概念，進而對可能破壞此概念的干涉舉措特別敏感。是以在建政 之初，中國大陸便大力標榜尊重主權與互不干涉內政等立場，並在其所倡導的「和 平共處五項原則」當中予以成文化。12這種口號更於冷戰終結之際，受到執政者 的看重。一來出於專注內部發展的需求，中國大陸無意聞問他國事務；再者因為 政治制度與眾不同的被包圍感，更加深其對外力入侵的擔憂。於是，採取韜光養
11 王逸舟，〈中國外交十特色：兼論對外交研究的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8 年第 5 期，頁8。
12 劉華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永放光芒〉，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編，《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紀 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誕生50 周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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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作出轉化是必須的，而若干實踐確實日漸存在。例如 Stephanie Kleine- Ahlbrandt 與 Andrew Small 觀察中國大陸與遭國際所排斥的北韓、緬甸、伊朗、蘇丹、辛巴威等「邊緣國家」(pariah states)的互動過程發現，在處理與這些國家
13 Ken Sofer,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Its Noninterventionist Foreign Polic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 March 8, 2012, at <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12/03 /pdf/china_nonintervention.pdf> (accessed on 2013/8/29), pp. 2-3.
14 Ibid., pp. 6-8.
15 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 and Andrew Small, “China’s New Dictatorship Diplomacy: Is Beijing Parting with Pariahs?” op. cit., pp. 43-48.
16 Iain Mills, “Should China Abandon its Non-Interference Policy?” World Politics Reiew Briefing, February 8, 2012, at<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1416/should-china-abandon-its- non-interference-policy > (accessed on 2012/7/31)
17 James M. Dorsey,“China Needs to Change Mideast Foreign Policy,” Bloomberg, February 7, 2012, at <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02-07/china-needs-to-change-mideast-foreign-policy- commentary-by-james-dorsey.html > (accessed on 201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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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23相對地是提供「友善的勸告」(friendly persuasion)與「平等的建議」(equal consultation)，並且在出於尊重蘇丹主權的立場條件下，以調人的身分支持透過18 謝奕秋，〈「不干涉內政」的困境〉，《南風窗(廣州)》，2010 年 001 期，頁 42-44。
19 Linda Jakobson, “The Burden of ‘Non-interference,’”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11, no. 2 (Q2 2007), pp. 14-18.
20 三股勢力指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此為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籌組的
上海合作組織，所共同防範的對象。然而在此兩案之上，中國大陸開始與其叱責的分離份子、反 叛份子交往。Chris Zambelis, “A Swan Song in Sudan and Libya for China’s ‘Non-interference’
Principle,” China Brief, Vol. 11, Iss. 15(August 12, 2011), pp. 10-13.
21 例如：中國大陸外交部曾提兩個中國古例來說明堅持不干涉。其一是「孔子問案」：以家務比
喻他國內政，此時若順了一方(父親)的意將逆了另一方(兒子)的情；而在雙方關係不變下(父子仍 是父子)，干涉終結後將不利其相處。其二是「子貢贖人」：以贖人不領賞比喻做好事，但若此舉 成風，勢必減低他人贖人的意願，藉此暗指縱使原意良善，將難免有壞的擴大效應。詳見：“Two Stories of Confucius: An Eye into China's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ugust 7, 2012, at < http://www.fmprc.gov.cn/zflt/eng/zxxx/t958839.
htm> (assessed on 2012/7/31)
22 蘇長和，〈「不干涉內政」不能動搖〉，《解放日報(上海)》，2011 年 4 月 25 日，第 4 版。
23 此案中國大陸官方多會強調是天災導致人禍，試圖回應國際社會指責達佛屠殺來自於中國大
陸包庇蘇丹政府的作為。詳見：劉貴今，〈中國積極推動政治解決達爾富爾問題〉，收錄於張德廣
主編，《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2009 年)，頁 3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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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揚棄，而在中國大陸何時(when)與如何(how)會介入非洲國家內政。25這種論調 將討論重心移轉到介入的時機與手段討論之上。像是部分研究便以蘇丹為案例，發現出於維護投資利益維護與舒緩國際社會指責，讓中國大陸改變了以往對不干 涉的立場積極有所作為。26可見利益與責任的變化成為觀察其介入時機的重點。
同時另一部分研究也指出，在緬甸的案例上其對經濟援助等「軟性干涉」(soft intervention)要高於經濟制裁等「硬性干涉」(hard intervention)。27而這種手段偏 好的差異，反映出中國大陸對轉化過程的堅持。故以此派觀點來看當前中國大陸 的介入作為，可視作平衡利益與責任考量以及自身國情之後，轉化立場的新展現。
持平而論，此派是最值得後續研究的參照，惟這些討論多停留在個案研討且甚少 討論此立場的緣起，對現象觀察豐富但要深入評估卻嫌不足。
24 Wang Suolao(王鎖勞), “Non-interference and China’s African Policy: The Case of Sudan,”
presented for Symposium on Chinese-Sudanese Relations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Center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07), pp.15-17.
25 Steve Hess and Richard Aidoo, “Beyond the Rhetoric: Noninterference in China’s African Policy,”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Vol. 9, Iss. 3 (2010), pp. 356-383.
26 Tom Rafferty, “China’s Doctrine of Non-interference Challenged by Sudan’s Referendum,” China Brief, Vol. 10, Iss. 25(December 17, 2010), pp. 10-13.; Joseph Y. S. Cheng(鄭宇碩) and Huangao Shi(史煥高), “From Noninterference to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China’s Engagement in Darfur,”
Issues & Studies, Vol. 47, No. 3(September 2011), pp. 101-139.
27 Hak Yin Li and Zheng Yongnian, “Re-interpreting China’s Non-intervention Policy towards Myanmar: leverage, interest and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Iss. 61 (September 2009), pp. 63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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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轉化出現。例如，麥艾文(Evan S. Medeiros)與傅泰林(M. Taylor Fravel)便 指出從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對參與國際事務的態度，先是揮別了毛 澤東時代的否定立場，到了21 世紀更逐漸走出鄧小平時代的消極認同，改以積 極的作為融入國際社會當中。28又例如，華裔美籍學者朱志群發現，在姿態上中28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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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從以往的「反應式外交」轉變為「主動式外交」；在實踐上除了「由上而
國大陸從以往的「反應式外交」轉變為「主動式外交」；在實踐上除了「由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