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三節 對外姿態的擬定
在宏觀微觀聯繫層次的討論上，對內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路線的確立與六四天 安門事件的爆發，讓領導人對專注經濟發展有強烈的需求。對外出於冷戰從和緩 走向終結，讓領導人加深了壓迫雖有但和平可期的認知。此時如何妥善地擬定對 外姿態來維繫發展的遂行，便成關鍵。正是在這種內外背景與認知之下，韜光養 晦方針受到提倡。
壹、韜光養晦方針的提出
在共產的瓦解與蘇聯的倒臺之下，冷戰宣告終結。此一局勢做為少數僅存的 共產政權的中國大陸，在對外關係上面臨不小的挑戰。其中西方陣營的叫陣與第 三世界要求領導的呼聲，迫使中國大陸在堅定發展目標不變下，必須擬訂對外方 針予以應對，此時「韜光養晦」政策便是官方的立場回應。34此一政策起初由鄧 小平所定義、35江澤民轉述定名，36原本以對內講話的形式，在官方內部流傳。
其正式公開論述，是經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的研討會發言，才廣為人知。37 而以大陸官方智庫學者的闡述，此政策的意涵為「韜意識型態之光、養經濟建設
34 關於此政策的討論，中外學者論述龐雜，然而綜論型文獻具代表性有：Dingding Chen(陳定定) and Jianwei Wang(王建偉), “Lying Low No More?: China’s New Thinking on the Tao Guang Yang Hui Strateg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9, No. 2 (Sep. 2011) pp. 195-216; Shin Kawashim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bate Over ‘Hiding One’s Talents and Biding One’s Time’
(taoguan yanghui): China’s Foreign-Policy Doctrine,”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Dec. 2011), pp. 14-36.；曲星，〈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戰略〉，《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北京)》，2001 年第5 期，頁 13-17；陶季邑，〈美國學術界關於鄧小平「二十八字外交方針」研究評述〉，《中 共黨史研究(北京)》，2009 年第 1 期，頁 118-124。
35〈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21。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發 行，2002 年)，頁 527。鄧本人唯一在現有文獻提到「韜光養晦」一詞，是在 1992 年 4 月對身邊 人員談中國大陸發展問題時點出。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4 年)，頁 1346。
37 錢其琛，〈深入學習鄧小平外交思想進一步做好新時期外交工作〉，《外交學院學報(北京)》，1996 年第1 期，頁 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之晦」38，即面臨西方民主資本主義國家挾冷戰勝利的制度優勢，針對中國大陸 處置六四事件的手段進行制裁與干涉時，後者以擱置道路選擇的爭辯、改採對內 發展的方式，透過具體實踐來驗證其制度的合法性。
此一政策目的在使中國大陸不耗損精力去應對外部紛爭，而更加專注於內部 建設的推行。反映在具體操作上，其無意填補蘇聯瓦解後的權力空缺、也不願糾 集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對立、同時能迅速調整與轉型後東歐國家的關係、並 選擇以守勢對峙而非主動對抗的姿態來應對西方的制裁。39這些自我設限的作為，
反映出中國大陸外交的務實面向，即體認到自身弱小的現狀與必須加緊發展的壓 力，故對外採取忍讓的和平立場降低可能衝突的出現，進而使其經濟發展的重心 不因此受到偏移。而此種政策思維源於中國大陸領導人，就看似險惡卻穩定可期 的外部環境之判斷，使原先設定的國家目標能順利推展的配套措施；讓中國大陸 安穩度過冷戰終結之際的驚險。
貳、韜光養晦方針的內涵：「趨利避責」的務實方針
這種韜光養晦的政策思維，凸顯當時外部事務非大陸當局所側重，進而採取
「超脫」的立場予以應對，40即管好國內事務為優先，對國境之外的紛擾不多加 關注。更精確來說，中國大陸採取一種「精打細算的戰略」(calculative strategy)，
使其對外政策的樣貌呈現出利益導向的務實主義(pragmatic)、不偏好使用武力的 和平姿態、與不對稱(asymmetric)的國際參與等特色。41易言之，外交政策須替經 濟建設大局做服務，有礙於此項目標達成的作為則須規避。所以「超脫」的背後，
38 曲星，〈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戰略〉，頁 14。
39 同前註，頁 15。
40 曲星與鍾龍彪著，《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2 年)，頁 244-245。
41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pp.112-1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存在一種篩選式的國際參與邏輯，即學者金淳基(Samuel Kim)所言的「最大最小 的行為準則」(maxi/mini code of conduct)，42中國大陸尋求的是利益極大化與責任 極小化的不對稱行為，來發展國家實力。
一、發展利益做出發的政策思維
從這種「趨利避責」的國際參與，凸顯出中國大陸以利益導向為主的外交思 維，而有助於發展是其參加國際事務的前提。從這種姿態不難想見，當時中國大 陸領導人對國家利益的看法，是建立在內部經濟的整頓之上。但這不代表中國大 陸對外毫無所求。相對地為顧全發展，反應在對外部事務的需求上，便是維持與 區域與國際經濟的穩定。43例如面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時，中國大陸力阻人 民幣不貶值，其考量面向之一，便是深恐加劇東南亞各國的壓力，帶來造成區域 失序、最終衝擊到其發展大局。44易言之，對中國大陸而言，環境和平穩定是發 展的前提，自然也是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利益所在。45以此觀之，外部利益(穩定) 的出現是依附在內部利益(發展)可能受影響之下，所以如何維繫國際秩序穩定為 中國大陸外交的重點所在。
42 Samuel S. Kim,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423.
43 Michael A. Weinstein, “China's Geostrategy: Playing a Waiting Game”, Power and Interest News Report (PINR), January 7, 2005, at < http://www.gees.org/documentos/Documen-01491.pdf> (assessed on 2013/5/28)
44 Thomas G. Moore and Dixia Yang, “Empowered and Restrain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pp. 214-224.
45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Apr 2011), p. 7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二、量力而為的工具式責任承擔
相對地，由於國內發展的側重，此時期的中國大陸對國際事務的責任承擔並 非無所取捨。首先須存有以利益導向的前提，使「擔責」帶有濃厚工具性思維，
即擔負責任可以顧全形象，而好的形象將帶來好名聲，好名聲則有利於實質利益 的獲取。46例如為了擺脫六四後遭國際制裁的處境，中國大陸就抵制伊拉克入侵 科威特行動作配合、對防止武器擴散給予支持、擴大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等，都 成功地塑造好評，進而贏取西方放寬制裁。47其次還得考量中國大陸對自身定位 的理解。例如有學者指出中國大陸對「義務」二字的看法代表「責任」(duty)與
「負擔」(burden)，其背後隱含有「權力」(power)與「利益」(benefits)的對價關 係。48其重點在先確定持有多少權力與利益，再回推應負多少義務；超過其負擔，
中國大陸並不願意買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