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節 內部環境的討論
本節先從江澤民所承繼的時空背景做出發，討論當前中國大陸的國家施政目 標的側重所在。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個不變與一個變的因素須考量：不變的是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背景；變的是要求加速政治改革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爆發。這兩個背景共同影響中國大陸領導人對國家目標的制定，進而影響了其對 外戰略的走向。本節先談改革開放、後論六四事件，最後討論中國大陸領導所看 重的國家目標。
壹、改革開放的進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1976 年毛澤東逝世，擁護極左路線的四人幫在華國鋒集團與鄧小平集團的 聯手下遭逮捕而失勢；隨後鄧小平等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實踐 派」，又壓倒了華國鋒等嚴格固守毛澤東思想的「凡是派」。這種路線之爭的結果，
最終體現在1978 年 12 月 18 至 22 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 三次全體會議」當中。在該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 大革命路線，確立了自1979 年起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移轉到「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之上，開啟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路程。1
在此時期，中國大陸的實際領導人鄧小平認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存在 於階級之間的對立，因為此矛盾早已隨著建政以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而消失；而
1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 庫》，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64563/65371/4441902.html> (檢閱時間：
2013/5/28)。史實詳見：朱佳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若干情況—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上)〉，《黨的文獻(北京)》，1998 年第 6 期，頁 24-36。朱佳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主要文件 形成的若干情況—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下)〉，《黨的文獻(北京)》，1999 年第 1 期，頁 33-50。
‧
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網址：<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
64168/64560/65452/4442009.html > (檢閱時間：2013/5/28)。
3〈一心一意搞建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9-11。
4〈我們的宏偉目標和根本政策〉，前揭書，頁77-80。後來第一步的翻兩翻被具體細分為解決溫
飽與達到小康兩個階段，與原先第二步的實現現代化，構成「三步走戰略」，並於中共十三大時
受到系統性的闡述。鄧本人的修正論述詳見：〈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前揭書，
頁251。十三大闡述詳見：〈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
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網址：<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64566/65447/
4526368.html> (檢閱時間：2013/5/28)。
5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 p.130.
6 〈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 庫》，網址<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64566/65447/4526368.html> (檢閱時間：
2013/5/2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貳、六四事件的衝擊：先經後政的步伐
這種謹慎的改革步履與當時的蘇聯形成對照，而後者的改革政策也對中國大 陸帶來衝擊。1980 年代蘇聯遭遇了經濟發展持續低迷與繼任領導人相繼逝世，
在1985 年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臺後，各項改革政策才有穩定推展的可 能。起初戈巴契夫推動「重建政策」(perestroika)，希望透過調整經濟體制來挽 救社會主義生產力低落的病徵。然而此舉因國內官僚腐敗與既得利益者的阻撓，
而成效不彰。為解決這些阻礙，戈巴契夫透過「開放政策」(glasnost)推行政治上 的自由化，利用鬆綁輿論監控等方式，引進群眾力量來對共產黨的官僚惰性進行 施壓，甚至後續的「民主化」(demokratizatsia)也是這種「以政改推經改」的手段 之一。7然而，戈巴契夫忽略了蘇聯是由多民族附庸國所組成的特性，以致政治 上的放權，觸發了原先在共產黨領導下遭壓抑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終演變成各地 人民要求全面開放，進而促成了東歐地區的民主轉型與1991 年底蘇聯的瓦解。8
在蘇聯一系列的改革與最後瓦解的過程，中國大陸也受到其波及。最先遭遇 的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受到戈巴契夫政治改革的啟發，中國大陸內部有 精英份子對當局專注經改而不願政改的路線感到不滿，加上群眾對改革以來發展 不均與資源分配扭曲心生怨懟，最終在開明派代表胡耀邦驟逝之際爆發民運。9面 對此一亂局，中國大陸當局以穩定局勢為由，透過武力鎮壓來回應民間的政改提 問。隨後，中東歐地區爆發了「蘇東波」事件，從波蘭議會的民主選舉、羅馬尼 亞的領導人遭槍決、到象徵東西德分治的柏林圍牆倒塌。這些事件象徵著社會主
7 值得注意的是，戈巴契夫所謂的「民主」並非西方多黨競爭式民主，更類似一黨專政下的多黨
合作制，原則上還是共產黨領導。對此學者吳玉山指出，無論「開放政策」(或譯公開性)還是「民
主化」都是當時為了解決經濟改革受阻的手段之一，並無往西方模式靠攏的目的設定。本段論述 詳見：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市：三民書局，1995 年)，頁 79-97。
8 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演講、游其昌、陳鳳馨整理，〈俄羅斯的改革與挑戰：前蘇聯總統 戈巴契夫午餐演講會全文〉，《聯合報》，1994 年 3 月 23 日，第 4 版。
9 杜蒲譯，Maurice Meisner 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05 年)，頁 465-4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義制度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嚴重質疑。而針對這股風潮，中國大陸對內或封鎖消息、
或遲緩報導，以當時名義上退位的幕後領導鄧小平的看法，「不管蘇聯或東歐發 生什麼事」，中國大陸國情不同，中國共產黨能挺過這場風暴。10
在這種國際「大氣候」與中國大陸自己的「小氣候」交互作用之下，讓中國 大陸領導對局勢穩定有強烈的需求。11由於六四鎮壓所造成黨與群眾的疏離，以 及共產主義國家陸續轉型帶來路線堅守的孤立，讓中國共產黨是否能繼續執政，
產生濃厚的危機意識。12在這個光景之下，光靠武力壓制已無法長久維持共產黨 專政與群眾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但是，蘇聯的政治改革經驗又使中國大陸領 導感知到，若貿然地棄守既有體制，只會帶來更多的混亂，以致改革政治亦非可 行的選項。於是，改革開放勢必要繼續推動，惟有透過發展經濟，中國大陸才能 重新找回執政合法性的根基。
參、中國大陸的國家目標：維持局勢穩定與經濟發展
從這些背景可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成為 1979 年以來中國大 陸發展路線的選擇。此種選擇面對1989 年的內外動盪，更上升為中國共產黨政 權存續的關鍵所在。13然而面對六四之後內部興起的保守聲浪，堅持繼續推行改 革的鄧小平一時無法發揮影響力。最終在1992 年鄧南巡，藉由深圳珠海等特區 的發展成果、加上香港媒體的傳播效應、與隨同楊尚昆等軍系領導的表態支持，
10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57.
11〈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02。
12 根據 Brent Scowcroft 的說法，北京視 Nicolae Ceaușescu 治下的羅馬尼亞為共黨執政的保證，
並將其決不跟群眾妥協的作風與中國大陸六四的作為做比較。但當Ceaușescu 被羅國群眾推翻，
中國大陸亦有兔死狐悲之感。詳見：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8), p.178.
13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5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成功從保守派手中奪回改革開放的論述權。14以整個歷程來看，一方面中國大陸 的長期國家目標在發展，而其配套為穩定；另一方面穩定也成了發展本身的終極 目的，兩者相互連帶。
首先，從發展達成穩定的面向來看。表示專注內部發展將是中國大陸當局的 施政側重，是先於政治改革而存在，且政權存亡息息相關。其中，最常被提及的 論述是，中國大陸必須維持高度經濟成長率，否則將無法支撐人民的就業需求，
進而會引發內部社會與政治上的動亂。15但也有學者指出，經濟發展過熱也會造 成通貨膨脹與貧富差距惡化，無利於穩定的達成，所以適中發展是後來中國大陸 當局的施政重點。16無論哪種看法，出於維繫統治的正當性，經濟改革是中國大 陸的當前要務。
其次，從穩定以求發展的面向來看。如何維持國內的安定與國際之間的和平，
也成了中國大陸當局的考量要點。17從本節上述的討論可知，中國大陸要聚精會 神地搞建設，所以對外爭取長時間的和平是必須的。18這反應在鄧上臺以來努力 化解中國大陸周邊可能的威脅事態，其中最大努力便是就與蘇聯關係正常化，排 除了兩國邊境的戰爭動亂與軍事部屬。19而在六四事件之後，大陸更願意採讓步 妥協的姿態，處理外部邊界問題，以防止內外交逼的困境出現。例如此時期同越 南、寮國、中亞國家等16 處的劃界談判，僅 2 部分未完成，且整體來說退讓大 於進取。20這些作為體現了內外穩定方有建設發展的思考邏輯，形塑了中國大陸 對外關係的基本立場。
14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p. 664-690.
15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pp.246-247.
16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p.61.
17〈中國大陸永遠不允許別國干涉內政〉，《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60。
18〈維護世界和平，搞好國內建設〉，前揭書，頁57。
19 錢其琛著，《外交十記》(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 年)，頁 2-32。
20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