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兩屆領導團隊作為劃分，分別討論「江澤民執政時期」(1989~2003)為何固守此 立場，以及「胡錦濤執政時期」(2003~2012)如何排解棄守壓力。兩相對照以理 解，利益與責任有何轉變，以及這些轉變怎麼去影響中國大陸的作為調整。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研究採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多元因素研究途徑」與質化研究方法以「文 獻分析」與「個案分析」的方式進行。其中，「多元因素研究途徑」是從「多層 次」與「多面向」作切入來理解中國大陸外交政策，41其重點在如何就層次與面 向進行選擇，此為本節首要深入討論的。而文獻分析與個案分析如何支持此途徑 的進行，則為本節後半部分的重點。
壹、研究途徑
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多元因素研究途徑」是個集合名詞，其大意在不仰賴 單一途徑，透過多層次與多面向的綜合討論，分析外交政策的產出。然而層次有 哪些？如何聯繫？面向有多少？又該如何挑選？尤為重要的是層次與面向的關 係為何？都是適用此一研究途徑之前，必須要進一步去討論釐清的。
先從在層次取捨作討論。華裔學者趙全勝借用國際關係研究常用的層次分析，
指出中國大陸外交研究上有國際、國內與個人三種「單層次分析法」。42對此，
趙認為以單層次去進行解釋，難免有顧此失彼與過度簡化的缺失；是以，他建議
41 許志嘉，〈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途徑〉，《問題與研究》，第36 卷、第 4 期(1997 年 4 月)，頁 56-57。
42 趙全勝著，《解讀中國外交政策 : 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臺北：月旦，1999 年)，頁 38-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研究應以「跨層次」方式進行。43其中，跨層次又分為從結構制約個體作出發的
「國際—國內聯繫法」，44以及討論宏觀結構(國際與國內)與微觀個體(決策者)互 動的「宏觀—微觀聯繫法」。45趙因為前者易流於結構決定論而忽略個體能動性，
而偏好使用分析基礎相對持平的後者。同時，他也同意此說最大的缺陷在於微觀 層面的資料難以取得；但趙又提及改革開放以來現有資料已相對豐富，故仍然主 張可將此途徑作為研究設計的起點。46
本研究受「宏觀—微觀聯繫法」的啟發，進而認為外交政策是奠基國內層面 與國際層面的客觀約束之下，經決策者的認知賦予這些約束主觀意涵後所形成的 產物。對此本研究的操作是在領導人出於對內部環境的認識，而創立國家目標；
並在考量外部環境的限制後，方有外交政策的決定。47 (此種討論見下圖示 1-1) 是以當這種內外出現變化，需於領導人再行理解後，最後才有政策調整出現。對 此，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觀察這個過程？這並非層次劃分所能認識，還須考 量不同面向後才能有更深入的討論。
層次 輸入 輸出 宏觀 國際制約 國內因素
外交政策 微觀 決 策 者
圖 1-1 宏觀-微觀聯繫法
資料出處：修改自趙全勝著，解讀中國外交政策：
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頁60。
43 同樣的討論另見：Samuel S.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ameul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pp. 22-27.
44 趙全勝著，《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頁 52-56。
45 同前註，頁 62-65。
46 同前註，頁 65-69。
47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再從面向的挑選作切入。由於中國大陸內部資訊不透明，要對領導人的理解 做出認識，需仰賴其他研究途徑的指引；是以，所為多元因素研究途徑的另一特 點便是不同途徑面向選用的問題。對此，中華民國學者許志嘉研究發現，除多元 層次外尚有另外八種途徑，而不同途徑各有其適用的時空與優劣。48例如，強調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研究途徑」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時期 有很強的影響力，但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代，側重經濟理性 的「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反而變成主流。49又例如，投注心力去研究毛澤東與鄧 小平等「人治」現象的「決策領袖個人途徑」，今已隨強人逝去，不得不讓位給 奠基在外交日漸「制度化」之上的「決策系統研究途徑」。50於是乎，許志嘉建 議應隨不同時期與各個研究之限制作進行挑選。51
準此，本研究主要討論時期設定在冷戰終結之後，故在面向的挑選上側重從
「國家利益途徑」綜合「決策系統途徑」作出發。其中，以許志嘉的界定，前者 傾向將中國大陸視為單一且理性的行為體，而國家安全與政經利益是驅動其外交 政策的根源。52而後者則企圖打破單一理性的概念，針對「決策機構」與「參與 決策者的認知」來理解外交決策的實際過程以確定其產出。53本研究認為前說點 出外交決策追求利益的共性，但忽略利益如何決定的特殊性。後說雖可作為補足，
但最大的致命傷在於資料難取得。對此本研究採取折衷的辦法：一來接受外交政 策主要是中國大陸追求國家利益的產物，但更注重在其如何於改革開放後如何構 建國家目標。再者不直接推斷中國大陸為理性單一的行為體，而企圖透過具權威 性的政治報告、國家領導人的發言、輔以學者論調，試圖勾勒最為重要的主流意 見；亦即中國大陸領導如何界定利益是本途徑所想去探尋的。
48 分別：歷史文化、意識型態、國家利益、決策領袖個人、戰略三角、國際體系結構、派系政
治、決策系統等。詳見：許志嘉，〈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途徑〉，頁45-56。
49 石之瑜著，《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書局，1994 年)，頁 2。
50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op. cit., pp. 29-31.
51 許志嘉，〈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途徑〉，頁 59。
52 同前註，頁 51。
53 同前註，頁 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最後談談層次與面向的結合。本研究雖偏好國家利益與決策系統兩途徑，不 代表其他途徑看重的因素不重要；而更應理解為在此兩途徑的指引下，其他因素 成為背景條件被吸納討論。是以，所謂的「多元研究途徑」正是在此「多層次」
與「多面向」結合下開展。對此華裔學者吳錦宇(Michael Ng-Quinn)便試圖打破 強調中國大陸外交變動面的個案化研究(particular)與強調共性面的通則化研究 (regularities)之藩籬，而把不同層次與面向搭配起來討論。54其中個人決策者層面 他歸納了領導人感知、歷史文化、意識形態與人格特質等要素；在國內政治層面 則有官僚政治、內政轉移、路線辯論等影響；在國際環境層面則有強調體系結構、
美蘇兩極、「中」美蘇三極、以及後來補充的美國單極等因素。55可見多元研究 途徑在層次上與面向上是可相互結合，並於取捨後進行討論。
本研究將就此啟發對整體研究做出取捨安排。在宏觀層次：國內部分將側重 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路線的討論，看其如何設立與調整國家目標；國際部分則針對 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格局作研究，分析權力集中程度與中國大陸的自我定位。在微 觀層次：融入決策者對這些發展路線的認識與國際格局的看法於宏觀層次的討論 當中。接著依這些討論去理解中國大陸的對外姿態及其所反應的利益與責任觀念。
最後綜合整體發現，對其「不干涉內政立場」為何在江澤民時期受到強化與胡錦 濤時期面臨堅守困難，做出分析與評估。(取捨安排後的宏觀微觀聯繫如下圖 1-2)
54 Michael Ng-Quinn,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No. 2 (June 1983), pp. 203-204.
55 Ibid., pp.205-220. 其中單極因素(unipolarity)是該文在 2003 年重刊時，吳錦宇於編後記 (Afterword)做的補充。詳見：Michael Ng-Quinn, “Afterword,” in Guoli Liu(劉國力)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Howthorne, N.Y. : Aldine de Gruyter, 2004), p. 5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層次 輸入 輸出
宏觀 國 際 制 約 國 內 因 素 國際格局 發展路線
外交政策 (韜光養晦) (責任/利益) 微觀
國家定位 國家目標 決 策 者
圖 1-2 本研究使用的宏觀-微觀聯繫法
資料出處：作者自繪
貳、研究方法
為了配合上述研究途徑的進行，在方法上本研究選用「質化方法」以「文獻 分析」與「個案研究」等方式進行。在整體分析部分，為求解決「微觀層次」與
「決策系統途徑」中對決策者感知進行判讀的問題，有必要對文獻資料的來源與 使用進行討論。而在實證研究部分，在分析完江、胡時期中國大陸的不干涉內政 立場，本研究將以兩個具代表性的個案進行驗證；其中個案為何選用？如何分析？
亦是下述討論重點所在。
一、文獻分析法
中國大陸決策過程的不透明性，讓相關研究的進行面臨困難。雖然隨其逐步 對外部開放與接軌，這種研究障礙有逐步下降的趨勢；不過總體來看，要想打開 政策生成的「黑盒子」困難度是很高的。本研究無意亦無法達成此從事此一艱困 的學術工程，而試圖從目前公開的文獻去進行搜集比對，來分析中國大陸對國際 或國內事務的感知。其中，本研究看重的文獻由重而輕分為三種：一手的「連續 文獻」如官方出版品、一手的「插曲文獻」如退休官員回憶錄、以及二手的學者 論述。56
56 林文程演講，趙文瑾整理，〈方法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通訊》，第5 期(2005 年 11 月)，頁 25-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官方文獻」應被擺放在核心位置，例如「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 據庫」所收錄具「統治象徵性、爭論總結性與路線指導性」的「政治報告」，對 理解中國大陸對外政策有權威地位。57又例如《毛澤東外交文選》、《周恩來外交 文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收錄關於領導人的對外言論的談話，也是必然要 參考的。再者，中國大陸外交部政策研究司自1987 年起發行的《中國外交》，亦 每年陳述官方立場。58更有甚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人民日報資 料庫」都有若干黨國政策與對外言論可供查詢。比較少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代 表於聯合國的發言，像是每年聯合國大會召開時的「一般性辯論」(General Debate) 與重大決議案的會議記錄，亦對官方對外立場有很完善地宣示，且皆可於「聯合
「官方文獻」應被擺放在核心位置，例如「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 據庫」所收錄具「統治象徵性、爭論總結性與路線指導性」的「政治報告」，對 理解中國大陸對外政策有權威地位。57又例如《毛澤東外交文選》、《周恩來外交 文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收錄關於領導人的對外言論的談話，也是必然要 參考的。再者，中國大陸外交部政策研究司自1987 年起發行的《中國外交》，亦 每年陳述官方立場。58更有甚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人民日報資 料庫」都有若干黨國政策與對外言論可供查詢。比較少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代 表於聯合國的發言，像是每年聯合國大會召開時的「一般性辯論」(General Debate) 與重大決議案的會議記錄，亦對官方對外立場有很完善地宣示，且皆可於「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