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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對其立場有準確地掌握。準此，本章的後半部分便以此作基礎，對中國大陸 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基本態度作出分析。
第二節 中國大陸不干涉內政立場的起源
中國大陸對於主權抱持著保守的立場，連帶對不干涉內政原則也相當地堅守，
屬於本章前半所述的第一種傾向類型。細究這種立場的起源及其發展，可以發現 影響此立場的形成有時空上的因素；而促使中國大陸進一步將其政策化，則與領 導人對國際局勢的判斷有關。其中該政策剛出現不久，一度沒有得到完整地落實，
而是要到文革末期至走向改革開放之際，才又獲得看重。這種因為領導人認知上 的轉變而出現的政策轉向的概念，有助於後續對該原則演變做出理解，也將是本 章後半試圖側重討論的部分之一。以下第二節先從該原則的源起談起，對中國大 陸堅守立場作背景介紹，藉此對其保守傾向出現作出認識。至於該原則的本質內 涵與中國大陸如何理解干涉，將於第三節討論。
壹、歷史記憶的遺緒
不干涉內政原則，為中國大陸當局奉行以久的外交準則。而該原則的出現，
有來自於「中國」易受入侵的地緣位置、亦與清末民初列強干涉的記憶有關。27 以前者來看，「中國」國境綿長、接壤國家眾多且無天險阻礙，形成易攻難守的 地緣格局。反應在對外政策上便是，採取武力擴張的攻勢戰略或政治羈縻的守勢 戰略之間的選擇；28這也說明了要不去干涉他國，再不就是被他國干涉，在「中
27 王逸舟，〈中國外交十特色：兼論對外交研究的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8 年第 5 期，頁8。
28 王俊評，〈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歷代大戰略的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 54 卷、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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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歷史上是個長久的議題。雖然學者研究發現，清朝時期的大一統使中國戰略 焦慮下降，終能以守勢的姿態應對。29但伴隨西方以船堅砲利之姿叩關「中國」， 落後的清廷政府顯然無法抵抗，最後「中國」淪為列強割據的混亂局面。
這種「半殖民」的慘痛經歷，促使「中國」對主權完整的渴求與外部干涉的 敏感，這從中國共產黨建政以來的對外政策制定可見端倪。例如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提到，願意以遵守「平等、
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作為與他國建交的主要條件。30其中，對主 權的尊重，可視為不干涉內政原則的解讀。對此，學者指出這種「百年恥辱」的 思維，影響後來中國大陸當局在構思相關政策之時，傾向去思考如何避免淪為受 害者與成為加害者的結果。31
貳、外交政策的建制
這種考量完整地體現在隨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內。此項原則萌生於 延安時期中共黨人與國際勢力互動的經驗，當時領導認為弱小的「中國」要在國 際生存，不單要減少外部環境的實質威脅，更要爭取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治體 制國家的友好；是以當前重點應側重發展、先行壯大自己，而非教條式地遵守馬 列主義對資本主義崩潰的預測，過於急躁地發動「世界革命」。32換言之，和平
期(2011 年 9 月)，頁 71-105。
29 同前註，頁 95-97。
30 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人民日報(北京)》，1949 年 10 月 2 日，1 版。
31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Wither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45.
32 此種見解並非一步到位，原先中共領導李立三與王明認定資本主義危機與世界革命業已成熟，
故如何去推動革命成為對外關係的重點。然而，這種「左傾」立場終受批判，後來掌權的毛澤東 判讀事態並沒如此嚴重，轉而更注意如何鞏固發展的問題。詳見：牛軍著，《從延安走向世界—
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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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處的選擇是奠基在對大戰威脅存在但不會立即爆發的判斷上，33故有助於維持 國際穩定的主權與不干涉概念，因而得到當時領導的垂青，讓這種思維體現在中 國共產黨建政之初的外交宣示當中。例如毛澤東便一再指出，在不干涉「中國」
內政與尊重「中國」主權的條件下，可以考慮與任何國家發展外交關係，34便可 從此看法得到解讀。
而這個概念的成文化，是在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來接待訪「華」印度代 表團時，才有首次完整地表達。其中該原則的第三項「互不干涉內政」也正式明 文定調，並在1954 年寫入《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 定》序言當中。同年6 月，該原則在「中」緬、「中」印兩個官方聯合聲明當中，
獲得重申，中國大陸當局更將此援引為對外作為的重要指導。隨後在1954 年日 內瓦會議，以及 1955 年的亞非會議(萬隆會議)開始向國際社會推廣，成為中國 大陸建立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35
回顧這個概念的提出，除了歷史記憶的遺緒外，冷戰格局下國際局勢的緊張 與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初的脆弱亦有重要影響。36中國大陸雖然明確地表達反對外 部干涉，但在實際上並無能力抵抗列強的傾軋。是以，一方面毛澤東等領導選擇
「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方針，排除外國在中國大陸的既有勢力，
動用極端手段讓主權恢復完整。另一方面，毛澤東判斷到戰爭一時半刻不會爆發，
中國大陸當下的作為是爭取時間強大自己，37此時除了透過聯盟保障，「一邊倒」
33〈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1994 年)，頁 55-56。
34〈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前揭書，頁85。
35 若干外交人員紀實參見：鄭瑞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來龍去脈〉，劉新生主編，《新中國重 大外交事件紀實》(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頁 67-77。程瑞聲，〈從中緬關係看五項原
則的強大生命力〉，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編，《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誕生
50 周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55-66。
36 Zhongying Pang(龐中英), “China’s Non-Intervention Question,”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1(2009), p. 244.
37 葉自成著，《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
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1 年)，頁 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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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蘇聯以防範美國之外，倡議「互不干涉內政原則」成了中國大陸爭取與其他國 家友好相安，穩定局勢以專注發展、充實國力的良方。38
參、文革時期的失序
雖然這項原則提出後，受到多數國家的回響，也替中國大陸外交關係爭取到 一個很好的局面。但是，這種好景並不長久，後來隨著「中」蘇關係從矛盾走向 破裂，使中國大陸對外關係陷入美蘇雙面夾擊的局面當中；加上國內左傾聲浪抬 頭，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亂局，意識形態的狂熱也波及到外交政策的制定。
就在這種戰爭迫近與革命狂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大陸背離了其所倡議的「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讓戰爭與革命的時局判斷壓過了和平與發展趨勢的解讀。39這 從當時大陸首任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與領導人毛澤東對世界大戰「打不起來」與「可 能打起來」的立場相左可知，就前者來看和平維繫比戰爭爆發更加可期，是以張 並不主張對外輸出革命。40然而，最後事實顯示毛澤東路線勝出，開啟了文革時 期中國大陸干涉他國內政的失序行為。
相關論述在中國大陸內部文獻討論是隱諱的，41海外文獻的討論則相對豐富。
例如馬繼森女士即以當時外交部親歷者的角色描寫這段歷史，她提及由於與蘇聯 交惡，中國大陸反修正主義的立場強化了其外交政策當中意識形態的比重，並自
38 金桂華，〈「三大決策」—新中國的開國外交壯舉〉，《新中國重大外交事件紀實》(上海：上海 辭書出版社，2010 年)，頁 9。
39 同前註，頁 84-90。
40 蕭揚著，《張聞天與中國外交》(香港：中和，2012 年)，頁 131-144。作者蕭揚為張聞天的秘 書。
41 多數大陸學者在討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文革的實施做為之際，要不避而不談、要不只
點出沒有受到嚴格遵守，改以含糊詞句帶過，少有實情說明。例如，一本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 題的專書，談及文革時期的失序現象，只能在當時的左傾的思想邏輯上進行批判，無實例描述，
料想是中國大陸談論的最上限。詳見：楊凡，《中國外交方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中國》(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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詡為世界革命的代行者。42體現在路線上的爭議便是從「三和一少」變成「三鬥 一多」，對於原先反動派、修正主義、帝國主義無法容忍、要鬥，而關於亞拉非 人民的鬥爭也從原本的少介入轉為多鼓勵。43而在這種論述下，對戰爭即將到來 的認定是高昂的、介入他國事務也是必須的，和平發展與不干涉反而不被重視。
至於中國大陸如何進行干涉？美籍華裔學者程映虹有綜論式的論述，他以文 革時期中國大陸對亞拉非地區輸出革命為題，描述了中國大陸的作為。最主要的 作為例如理念上的影響，尤其是文革時期毛澤東階級鬥爭思想的輸出，影響各地 共產黨與左派游擊隊甚多；又如物質上的支援，像是提供緬甸共產黨人員赴中訓 練並授予武器、再護送回國進行武裝政變等等。44中華民國學者關中則針對迦納 單一個案，描述文革時期中國大陸在非洲輸出革命的實況，發現中國大陸透過與 強人Kwame Nkrumah 合作，予以該國軍事訓練與援助，意欲透過迦納為基地，
聯合民族資產階級領袖在非洲推行無產階級革命。後來 Nkrumah 遭到推翻，此 事才正式曝光，並演變成雙方的斷交後果。45從這些研究可知，中國大陸領導人 對於國際局勢動盪的感知、輔以馬列主義對世界大戰的預測，使文革時期的對外 政策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導致在中國大陸對於不干涉內政原則的遵守出現
聯合民族資產階級領袖在非洲推行無產階級革命。後來 Nkrumah 遭到推翻，此 事才正式曝光，並演變成雙方的斷交後果。45從這些研究可知，中國大陸領導人 對於國際局勢動盪的感知、輔以馬列主義對世界大戰的預測，使文革時期的對外 政策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導致在中國大陸對於不干涉內政原則的遵守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