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共與朝韓關係之演進
第二節 中朝特殊國與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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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朝特殊國與國關係
探討中共對朝鮮半島的安全政策，就不能避談中共與北韓間特殊的國與國 關係，準確地說，這種關係從特殊的黨際關係開始，經韓戰加強，形成一種事 大主義與主體思想間的對抗。
朝鮮共產黨在李氏朝鮮遭日本併吞後，出逃份子因地緣之便，逐漸將中國 東北當作根據地活動，最早的時候蘇共對朝共的扶植高過中共，但朝共派系多
、爭吵也大，1930年左右共產國際作出處置，讓在滿州的朝鮮人歸中共管理，
這被視為是朝共復國建黨前的過渡措施，21但後來的北韓高層，許多人都因此 參與過對日抗戰與中國內戰，是中共建國元老的親密戰友。這是中朝關係的第 一層友好性質。
北韓日後的領袖金日成原隸屬於朝共派系的『游擊隊派』（也稱滿州派）， 該派起源於東北抗日聯軍的朝鮮人部隊，從一開始就融合在中共組織中，金日 成就是1932年加入中共，但他因緣際會下遭蘇聯遠東軍司令部收編，系統地接 受蘇聯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工專業培訓和一般軍事訓練，22才有了日後蘇聯的 扶植，他同時兼具中、蘇兩國的特殊背景。這是中朝關係的第二層友好性質。
韓戰在兩國政府的長期宣傳下，經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話是『中朝兩國脣齒 相依』以及『他們在戰鬥中構建了鮮血凝成的友誼』，西方人似乎也相信這種血 盟關係，這種關係在底層也的確存在。23中共抗美援朝對北韓有大恩，這是中 朝關係的第三層友好性質。
中共在韓戰中拯救北韓免於危亡，照道理講，金日成應該與中共感情和睦
，但事實上金日成對中共的觀感非常複雜，甚至是帶著恐懼。
中共從韓戰起就表現出要求朝鮮在重大方針上服從的態度，從鐵路處置權 到和談問題皆然，尤其共軍入朝才一個月就剝奪金日成的軍事指揮權，並任用 大量親中幹部領軍，這種對其軍事能力的輕視態度，必定讓有強烈自尊心的金 日成倍感屈辱，並對政權遭架空的可能性戒慎恐懼。害怕政權遭中共架空或取 代，是中朝關係的第一層潛在衝突。
21 同上註，頁20~32.
22 同上註，頁38~50.
23 同上註，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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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幫北韓改朝換代這件事，其實表現的興致缺缺，『朝鮮勞動黨八月事 件』發生時，當時反對金日成的要員包含許多親中人士，在志願軍駐朝的背景 下，幾乎只要毛澤東一聲令下北韓就得更換領袖。
但中共非但沒這麼做，後來還為了表達善意，主動對北韓提出志願軍撤軍 的建議，從這點來看，北京的方針很明確，即朝鮮必須留在社會主義陣營，其 他的國內事務他們無意干涉。雖然如此，中國太近又太強，北韓很難完全放下 戒心。
此外，中共從韓戰起與北韓的交往政策，不由得讓人想起古代中朝關係。
毛澤東曾對北韓說：「你們國內發生問題，也影響到中國和蘇聯。因此，對你們 這些問題我們不能不干涉。」24
這對其政策是一種生動的說明，中共的傳統觀點是不干涉他國內政，但從 地緣上看，不可能放任朝鮮成為敵對政權，在這點上中共呈現出與傳統中國政 策的延續性。問題是，金日成為了讓朝鮮人獨立自主建國打了半輩子的仗，追 求的難道就是恢復古代的宗藩關係嗎？想保持政治自主性，是中朝關係的第二 層潛在衝突。
中朝關係既有友好的一面，又有衝突的一面，雖然整體而言友好大於衝突
，但高層互動可以說是不乏矛盾的。
中共確有將北韓視為外臣的潛在誘因，中朝未形成現代版的朝貢體系，有 兩點明顯的阻礙：首先，中共建政以來並未恢復傳統中國在朝鮮地區的霸權地 位，在不同時期，蘇聯與美國都有不遜於他的權力位階；同時，中共在文化上 的吸引力，不足以超越北韓的意識形態。
我國學者楊仕樂也提到朝貢體系無法重現的原因不只是因為中國不夠強大
，還肇因於文化並不為他國所認同，25北韓的意識形態起到負面效果，意味著 中共除非成為區域霸權，否則難以獲致完全的政治效忠。
北韓主要的意識形態被稱為『主體思想』，最遲到1962年底即被確認為金日
24 同上註，頁355~362.
25 楊仕樂，「東亞朝貢體系的實證檢驗：朝鮮的案例研究1618-1637」，問題與研究，第56卷第1 期（2017年），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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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的核心，26主體強調的自主性實際上偷渡了民族主義概 念，因此主體思想是一種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混合體，而這兩者都顯然與朝 貢體系的核心——事大主義格格不入。
中朝之間於是表現出一種異常的國與國關係，中共結合共產主義與傳統事 大主義的表現是：以老大哥自居的同時，處處替北韓張羅打點甚至出讓利益，
代價是要求北韓承擔政治上的強制義務；北韓結合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表現 是：宣揚兄弟情誼的同時盡量謀求物質利益，對履行強制義務則表現的不情不 願。
一些學者傾向於冷戰結束後兩國關係將走向正常化，27沈志華也認為隨著 中共戰略方針的改變與中美建交，中朝只在表面維持政治上的一致性，實際上 已是同床異夢，想實現朝鮮半島長期的和平與穩定，需要將雙方恰當的定位於 正常的現代國家關係。28
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種說法，中朝關係過去之所以特殊，肇因於一個中等 國家過度鄰近於一個單極強權權力中心的地緣現實、以及中國特殊的戰略文化 背景。而近年的狀況是東北亞越來越有恢復中國區域單極強權的趨勢，同時中 共戰略文化卻仍帶有傳統色彩。
從這點來看，正常交往仍可能發展出不正常的兩國關係，甚至於，隨著中 共權力位階上升，中方要求平壤在大方針上服從的概念，可能會逐漸擴張到將 南韓一視同仁的程度。
朝貢制度在歷史上本來就呈現出多樣性，不同朝代應對不同局勢都會做出 調整，清朝時便已不介意只維持事大主義的形式，中共未來也可能會在顧及朝 鮮人主觀情感的情況下發揮權變思維，構建新形態的中朝中韓關係，但這種關 係畢竟與一般國與國關係不同。
26 沈志華著，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頁308~315。
27 楊昭全、孫艷姝，當代中朝中韓關係史 下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年），頁623。
28 沈志華著，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頁699~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