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道德理性的突破
第一節、 中舉後的八股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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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關係，唐順之依其需求選擇相近的哲學體系，不斷翻轉其身心結構，並影 響文學觀點。
總而言之，唐順之因心理動因與外在環境傾軋，以及哲學閱讀的浸潤中，逐 漸開展出內聖主體的道德理性，當其重新省視自我與群體、個人與文學的關係時，
純文人的角色難堅持，也連帶產生不同文學觀念。故高舉「道德文學」的旗幟，
並藉由書信影響友人，成為明代中期士人由文入道的代表，開啟文學思想史上新 扉頁。這種從外馳轉入內主後道德理性的突破，筆者稱之為「取消型」自我形態，
重心在以「道德我」的眼光取消過往習氣。以下分論唐順之「道德文學」與「取 消型」自我形態，說明唐順之在道德價值的架構下，如何從文學外部質疑其價值，
並調整其寫作的方向。在此之前，本文將先梳理唐順之中舉後的八股文特色與表 現，以對應文學主體日漸高升的狀況。接下來討論唐順之重揚「重質輕文」的「道 德文學」旗幟，並以曾鞏、邵雍為學習典範，說明唐順之以最簡樸的形式表達最 深刻義理之企圖。最後闡明「取消型」自我歸根主靜的趨勢以及「道德我」對「客 體我」的作用，並以「由迷轉悟」為主要生命歷程，在靜坐的提升中逐步改變自 我結構。
第一節、中舉後的八股文成就
中舉後，八股文便失去官方的強制性，也連帶影響作家對待八股文的態度。
此時作家面對八股文主要有兩種手段：一視為「敲門磚」放棄八股文的創作，二 則持續創作八股文並以新的文學觀調整八股文。唐順之中舉後仍未完全放棄八股 文，且樂於提供經驗，提升八股文的創作視野。其八股文的變化可分為中舉前與 中舉後，前者以取眼有司為要，謹守法度，追求形式與內容的協調；後者則加入 文學主體的感悟，試圖降低形式取向，從道德教化的揚發，使更趨於古文的精神。
意外解消八股文的形式束縛，有助於藝術美感的提升。只是，相對於古文，八股 文能變動的彈性較小，唐順之只能在有限的規定中分別從創作態度、創作精神、
具體作品去做調整，以下分論之。
ㄧ、疏導創作態度
創作態度指的是唐順之面對八股文的心態，主要關注的是其持續創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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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試圖闡析創作背後的心態。唐順之曾自述「二三子時時以舉業文字強相問訊，
亦殊妨靜坐與讀書」368的情形，可見會元的身分使來求學者多，如何面對時文，
成為中舉後的一大課題。
中舉後的唐順之，曾編選《名賢策論》369，所謂「策論」指的是應試場中議 論當前政治問題、向朝廷獻策的文章。370 策論雖不是八股文，卻也屬於科舉中 的一環。如袁黃也曾言：「前日之墨卷，後日之法程也。……荊川先生批選程墨，
極精極細。」371、鄭鄤：〈明文稿彙選序〉：「先生言荊川有選藝一帙，法脈具存，
余得而請其目，荊川所自選者，幾與前輩相半。」372在在說明唐順之對編選時文 的謹慎與貢獻，然而，中舉之後的唐順之，究竟是抱持著什麼樣的立場編選時文，
甚至創作時文？李開先曾論唐順之編選《名賢策論》動機，以為：
以瓦礫有擊門戶之勞，糟粕乃醇醪從出，而筌蹄則魚兔之所由致也。不忍 棄置，刻其時文。373
認為唐順之經由時文考取進士，就如瓦礫、醇醪、筌蹄般曾有其功用，而今榮升 進士，「不忍棄置」的心理可想而知，對唐順之來說，早期的大半生命幾乎都是 與時文創作為伍，在主觀感受上難免不捨。然而，除了不捨與早期自己存在過的 方式做切割外，唐順之編選時文應也與科舉得利者的承擔有關，如袁黃、鄭鄤所 言，唐順之選文可見文忠法脈，且批選極其用心，這應該不只是為了保存早期生 命軌跡所做的努力，而是為了輯錄優秀的作品以供後生參考，這也可以與其揭示 後生時文創作心態相互參照，如〈答俞教諭〉言：
僕所願執事之於諸生即舉業之中，而示之以窮經反躬明理著己之路，而
368 唐順之：〈與王堯衢書〉，《荊川先生文集》，卷 5，頁 93。
369 今存《唐會元精選批選唐宋名賢策論文粹》8 卷，閣書林桐源胡氏刻本，藏於中國國家圖書 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地。
370目前所見的最早版本為明嘉靖己酉年書林桐源胡氏所刊，己酉即嘉靖二十八年，距離唐順之中 舉已二十餘年。此外，李開先曾為此書作序，卜鍵考察此序寫作年為「當作於嘉靖四十年」，可 見李開先作序的時間也不早。在合理的情況下，作序時間與成書時間應不至相隔太久，沒有其他 證據的情況此書極可能成於唐順之晚年。李開先：〈唐荊川批選名賢策論序〉，《李開先全集》，
頁 432。
371 袁黃：《游於藝塾文規》(萬曆三十年刻本)，卷 1，頁 12。
372 鄭鄤：《峚陽草堂文集》，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 126 冊，
卷 7，頁 12。
373 李開先：〈唐荊川批選名賢策論序〉，《李開先全集》，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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黙消其干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徳行道誼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 逆而阻之也……大率今之世舉業、技藝種種未足為心病，所為心術大蠹 者，在於義利之辨不明。374
由於科舉文體中，八股文論述的底本仍以四書五經的詮釋為主，唐順之以為若能 消解干名之心，以窮經著己作為創作時文的心態，則做為考試制度的時文，也同 樣具有道德修身效果。而此正是唐順之之所以在中舉後，仍能坦然面對當時頗受 非議的時文之因。由於俞教諭負責的是當時有關教育的機構，唐順之以此告誡，
頗有曉諭後生的企圖。故又以為「苟無為己之心，則弦誦禮書亦只為干祿之具，
苟真有為己之心，則經義策試亦自可正學以言」375，只要改變創作八股文的心態，
則八股文也可擁有其價值。
不過，除了以窮經的企圖外，唐順之也非常明白時文的功利作用，如〈答俞 教諭〉也曾提及呂祖謙當時「若不開此一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的教學處境，
呂祖謙居浙中期間，本以講學自命，然卻無法忽視當時時文與科考制度，因此曾 對自己的教學困境感慨言「今年絕口不說時文，門前絕少人跡，竹樹環合，大似 山間」376，表達當時講學處境。唐順之似乎有感於此教學困境，因此對八股文的 態度不是逆而阻，而是順而正，在順應教學趨勢的情況下，從評選角度建立正確 創作態度，提供範本作為考生參考，使其能在功利為上的學習中亦能得到八股文 中義理的精髓，取代絕對功利的作品。
這種提供範本的方式又與時人抄襲、背誦的寫作風氣、科舉得利者的標榜、
以及未中舉者對功名的渴望有關。模仿時人程墨蔚為風氣，如《中國科舉史》中 有言「由於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士人可以通過模仿別人的文章來掌握寫作八股 文的基本技巧。」377唐順之身為嘉靖八年的會元，也深切明白自己的八股文責任，
一方面回應時人貶低八股文的態勢，一方面也疏導八股文功利取向。透過正當編 選眼光，以選文的正當性順而導正八股文的性質，扭轉自古以來的功利性。
374 唐順之：〈答俞教諭〉，《荊川先生文集》，卷 5，頁 84。
375 唐順之：〈答俞教諭〉，《荊川先生文集》，卷 5，頁 83。
376 呂祖謙：〈與陳同甫〉，《呂東萊文集》(台北：台灣商務，1966)，卷 5，頁 116。
377 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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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創作精神
除了透過選文方式建立考生正確創作態度，唐順之也直接點示後生發揚八股 文中道德精神的重要性，如曾隨其學習八股文的袁黃提到：
先生(唐順之)之學大率以理為宗，每作一文必要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意見，
其闡發題意，往往皆逼真入微。378
此文作於嘉靖二十九年前後，除了以「理」為宗的內容，對題意的闡發也要鞭辟 入裡，逼真入微。由此可見，唐順之對思想內容的強調已超乎形式法度的主張，
已從怵志法度的階段轉而重視文中不可磨滅的意見。此與唐順之古文思想的發展 有其內在關聯，所謂「千古不可磨滅之意見」，與嘉靖二十四年〈答茅鹿門知縣〉：
「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379立場相同，可見中舉 後八股文的轉變其實是古文意見滲透的證明，除由官方制定不可更動的形式外，
唐順之幾乎是以對古文的期許來期待八股文表現。此外，嘉靖二十九年〈與馮午 山〉：「必秀才作文，不論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如有真精神，雖拙且滯，必是 英俊奇偉之士。」380秀才指通過童試者，為創作八股文的主要族群。唐順之再次 以真精神貫穿創作旨歸，以為作文毋須考量形式的工拙，只要有真精神的流露即 可成為英俊之士，對八股文展現新的期待。可見唐順之中舉後對八股文的期待，
以增加形式的靈活度並滲透作家精神為核心，並降低八股文與古文間的分別，以 相同的創作精神涵括兩種不同文體，這也是唐順之能持續關注與肯定八股文的主 因。不過，八股文的規範雖可隨作家眼光作調整，卻不可能完全消失，不太可能 完全無視於形式的存在，故此不計表現形式的型態，只可作為最高要義的理想，
真正赴試時仍須考量官方規範。
然而，唐順之以作家精神取代形式考量的想法，仍提出八股文創作的最終目 標，且為日後學者規劃出理想藍圖，是「以古文為時文」的最高義表現。如劉尊 舉於〈以古文為時文〉381一文中以古文的體制、章法、文法、意境等，作為八股
378 袁黃：《遊藝塾文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 1，頁 5。
379 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27。
380 此文收錄於袁黃《遊藝塾文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 1，頁 5。
381 劉尊舉：〈以古文為時文〉，收入陳文新、余來明主編《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