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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家與古文家的會通

第四章、 死中求活的姿態

第一節、 道學家與古文家的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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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不僅對唐宋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制約著唐宋派的主導傾向。」596 各家對心學影響的時間界定雖不盡相同,然心學與唐順之關係已是學界共識。且 從焦竑《獻徵錄》中:「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先生一見之盡叩陽 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597唐順之極力讚賞王畿的言論與其二者交遊的 證據看來,此時本體的觀念開展與心學關聯很高。只是,雖可因此確認二者相互 滲透的關係,然就唐順之孤僻之性及其主動性強的自我選擇看來,倘粗暴地將其 界定於心學家仍然不妥。唐順之於心學的建樹不多,且本無理論建樹之意圖,對 心學與理學的分辨未清,即使沾染心學主張,仍時引程朱之說證己。針對這點,

吳正嵐曾言:「唐順之的思想中幾乎沒有陽明心學與程朱之學的對立,他常常援 引程朱之說,尤其是程顥的觀點來闡述心學境界。」598因此,唐順之與心學的關 係乃因修德進程而發生的自然過渡,並非從哲學的門戶刻意的依歸。

然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唐順之沿用王陽明對主體意識的肯定,從身體、文 學與修德之困境,找到超越的可能。「死中求活」強調主體的靈活,超越道德與 文學、過去與現在自我、動與靜的界線,甚至也超越理與欲的對立,不再藉取消 過去肯定當下,而能超越二者的比較,直接從肯定本心。故此時放捨過去不是為 了取消,而是為超越時空、他我、今昔、文道、動靜的對立關係,改以更圓融態 度面對身心出現的挑戰,以悟得靈明混成的天機。呈現在文學批評上,又有新範 式產生的契機,文學與道德的關係被重新梳理,唐順之直接從精神肯定文學與道 德的根源,淡化「道德文學」的道學家氣息,開展出「本色」為主的文學。

第一節、道學家與古文家的會通

「道德文學」的作者以其閱讀知識撰寫文章,與作品的關係仍在於建構。作 家需刻意壓抑文學之「心」,以符合道德之「理」。然隨著眼界提高,唐順之意識 到本體的靈活,從「本色」找到了「心」與「理」的匯通處,此處「本色」不再

596 廖可斌:〈唐宋派與陽明心學〉,頁 81。

597 焦竑:〈僉都御史荊川唐公順之言行錄〉,《獻徵錄》(台北:明文書局,1991),卷 63,頁 225。

598 吳正嵐舉〈明道語略序〉為例子,「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前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 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吳氏認為唐順之所體認的程顥灑落之學與陽明心學並無二 致。參氏著:〈唐順之的『道器不二』論與歐陽修思想的淵源〉,《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10 年第 2 期,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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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懸高、空泛的道德義理,而是可直接發用於文學的「心」。「本色」是唐順之 解決文學與道德矛盾的關鍵,以「直據胸臆,信手寫出」599解消文學形式與義理 內容的束縛,在「不格不調」的形式上更進一步。如果說「不調不格」是為了使 義理說明更加精確,那麼「直據胸臆」則是連義理的框架都要打破,直接肯定作 家獨特的胸臆,作家只要將其胸臆信手表現於文學上,即是最高文學典範。

此時「本色」不僅是文學精神的主體,也是道德修養的主體,二者重疊於簡 單的表達形式。此後,唐順之不再以「道學家」的單一眼光糾正文學,且能從文 學批評的角度,重新建構出「本色」為主的文學理型。此外,唐順之也以此建構 其文學史觀,肯定各代、各家文學,以為各家文學只要能忠實傳達作家獨特精神,

不落於抄襲同調,則各有受肯定之本色。此種文學史觀念超越單獨標舉各代文學 典範的立場,消解分唐界宋的觀念。

唐順之本色的論調解決了第二階段文學與道德的關係,認為只要不專力於雕 琢形式,則創作不再是妨礙修道的一環。在此基礎上,唐順之也重新肯定文學的 作用,雖仍非從審美層次觀看文學,然強調胸臆直出的本質,已解放道德框架內 的文學生命,既能滿足「道學家」對精神的肯定,也滿足「古文家」對文學的闡 揚。此外,不同於過去悔文的激烈心態,唐順之此時面對文學的態度相對平和,

乃隨道德境界的提升順利跨越至新文學主張,成為文學史上難得的突破,並開啟 晚明性靈說的思潮。

一、建立文學批評的客觀視野

不管是內隱的態度或外顯的宣示,只要關注某領域事物便可能產生與之相應 的價值評判。只是,評判的眼光往往因其主觀經驗而有層次高低,文學批評的視 野也可能因作家感受的細微差異及思想建構能力的改變而出現歧異。唐順之「道 德文學」的價值評斷是在個人創作經驗的疲態基礎上成立,乃個人主觀經驗對文 學所導致的不安。而淨化作家意志,使文學合於道德準則成為解決此不安的唯一 路徑。只是,以道德意志壓制文學的觀念,仍停留在道德對文學的糾正,對文學 系統積極建構意義不大。此外,儘管唐順之中期有不少減省文字與「道德文學」

的標舉,然晚期仍舊出現「僕平日傷生之事頗能自節,獨坐文字之為累耳」600

599 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27。

600 唐順之:〈與劉寒泉通府〉,《荊川先生文集》,卷 6,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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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自割而未能」,601的表述,可見中期文學主張非但無法解決文學與道德的矛 盾,且仍無法因此停止文學創作,出現理論與創作間落差,文學與自我的關係亦 因此產生矛盾。因此,文學批評視野勢必須重新建立,不同於過去對文學的負面 眼光,唐順之開始透過相對客觀的價值評述,使文學重返討論核心。

首先,與過去創作經驗的切割,是唐順之重構文學批評視野的重要關鍵:

僕不能為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

半生簸弄筆舌,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遍,有何新得。602

唐順之清楚意識到自己文學定位在於「知文」而非「為文」。透過「知文」的角 度,唐順之不僅得以承認過去文學之謬,且從其話語中亦見此時的文學理想,應 是前人未說,而能有使作者與讀者皆有所新得的文學內容,因此透過對照古人之 文與自作之鄙文,了解到個人創作與理想文學的距離。然而,此時對個人創作的 觀察,已非過去懊悔痛苦之態,而是一種清醒的眼光,唯有將失敗的創作經驗與 新的文學理想切割,才能避免因痛苦的經驗而導致否定文學的結果,故又言:

僕少不知學,而溺志於文詞之習,加以非其才之所長,徒以耽於所好,而 苦心矻力,窮日夜而強爲之,是以精神耗散而不能收筋骨枯槁。603

由於唐順之對創作的不安很大一部分導源於文學對精神的動搖,將文學動搖精神 的原因歸因於作家才性的限制與力強為之的過程,亦即耗散精神病非文學的必要 之惡,而是作者本身未能掌握最佳的文學理想,只耽溺於個人舞文弄墨的嗜好,

再加上未有文才而力強從之,終收精神耗散之惡果。604這種新的視角也使其離開 文學所帶來的痛苦,始能在「平生本不能爲文,此心自知」605的坦然中,重新觀

601 唐順之:「僕自三十時讀程氏書有云:自古學文鮮有能至于道者,心一局于此,又安能與天 地同其大也,則已愕然有省欲自割而未能。」唐順之:〈答蔡可泉〉,卷 7,頁 134。

602 唐順之:〈答蔡可泉〉,《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35。

603 唐順之:〈與劉寒泉通府〉,《荊川先生文集》,卷 6,頁 118。

604 言己創作才力的不足雖可能帶有自謙之意,然此傾向在晚期出現的頻率之高,已足以證明唐 順對文學才力與成就關係的體會。如「鄙人無意於文字數年矣,既非才所素長,又非性所素好。」

「僕不才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者哉」;「僕舊從兄學為文章,有一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 才既不長,又不能竭精力以從事」。詳參唐順之:〈與洪方洲書〉,卷 7 ,頁 128;〈荅蔡可泉〉,

卷 7,頁 135;〈答王遵巖〉,卷 6,頁 119。

605 唐順之:〈答華補菴〉,《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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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文學。而個人作品的顧慮及對整體文學的評價,又可從嘉靖二十九年的刻書風 波窺知。約嘉靖二十九間,蔡克廉與曹汴欲刊刻唐順之別集,之後又有卜大有與 安如石力為唐順之刻集。唐順之對於刊刻別集一事頗感困擾,除極力阻止蔡克廉,

也致書友人協同阻止刊刻。有言「來書所示刻文一節,正以此事為錫尹卜君所苦,

極費口舌」606。此外,在〈答王遵巖〉、607〈與卜益泉知縣〉608、〈答華補庵〉609

〈答蔡可泉〉610書中,皆見唐順之對此事的不安,後來無錫友人仍刊刻十二卷本

《荊川集》問世。然而,不管刊書結果如何,唐順之反對刊刻個人文集,其實來 自對個人作品的評價與身分定位的顧慮:

昔人論文章家,惟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能得之,此未易言也。況僕平生本 無立言以求不朽之意,偶少年時隨一二友人強習世間綺語,以材力滯鈍兼 復懶病,加以疎拙於身心,而欲求工於筆札竟不能工。611

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為言語文字人也。612

這兩篇書信保留唐順之阻止他人為己刊刻文集的言論。以「求工於筆札竟不能工」

點出早期文學求工的心態與失敗的結果,再次提出創作才力的限制,且言「材力 滯鈍」、「疎拙於身心」可見文章之妙與文學才力及身心工夫有關。早期仍未確立 道德修身的進路,且因才力限制亦未能將工夫境界充分發揮於文學中,文章仍在 形式上絞繞,故復言過去作品「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為工」

點出早期文學求工的心態與失敗的結果,再次提出創作才力的限制,且言「材力 滯鈍」、「疎拙於身心」可見文章之妙與文學才力及身心工夫有關。早期仍未確立 道德修身的進路,且因才力限制亦未能將工夫境界充分發揮於文學中,文章仍在 形式上絞繞,故復言過去作品「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