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研究進路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3
代對八股文的看法與唐順之八股文的評價資料。可惜的是，這些文獻的寫作年代 並不限於唐順之早年，尤其後兩類的資料，大多為晚年八股文的作品，目前唯一 能明確為定位為早期的八股文作品，即收錄於《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 錄》中的會試文121，本文論述八股文以此篇為基礎，並參酌時人的評語與其整體 八股文的表現，以釐清唐順之早期的八股文成就及科舉制度對唐順之文學思想所 形成的影響。
第四節、研究進路
左東嶺曾言：「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倒是都要提到他(唐順之)，然而由於對其 心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與其人格心態的具體特徵缺乏研究，從而對其文學思想的把 握很不準確。」122有鑒於過去研究偏向從唐順之生平、學術思想、文學思想、轉 變階段、動因等方面進行平面的研究。本研究於各章中呈現唐順之文學思想與自 我形態的變化，希望透過二線並陳於同章的方式，以利發掘二者互為主體的現象，
藉此放大觀察唐順之文學思想上的變動關係，更細緻的解析唐順之的文學思想之 轉變及所呈顯的文學意涵。
在說明研究進路前，本節欲先說明對目前學界研究的幾點觀察，並在此觀 察基礎上對研究進路稍作修正。首先，筆者發現，目前討論唐順之文學思想主要 聚焦在他的幾篇文章，123如〈與王堯衢書〉124〈與遵巖參政〉、125〈答茅鹿門知 縣〉、126〈答王遵巖〉、127〈答蔡可泉〉、128〈與洪方洲書〉、129〈董中峯侍郎文集 序〉130〈文編序〉131，其中又以〈答茅鹿門知縣〉、〈董中峯侍郎文集序〉與〈文 編序〉最受重視。這幾篇除了繫年的疑慮而備受矚目外，當中對文學思想的清楚
121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
122 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頁 439。
123。這些文章分別作於嘉靖十五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二十九年、二十九年、二 十九年、三十五年。本文繫年主要參考唐鼎元：《明唐荊川先生年譜》、馬美信：《唐宋派文學 活動年表》以及楊遇青、普慧：〈唐順之「後家居」時期文學思想演變繫年考釋〉、孟慶媛：《唐 順之書信編年考證》，再比對史料及時人論述考證其寫作年。
124唐順之：〈與王堯衢書〉，《荊川先生文集》，卷 5，頁 91。
125唐順之：〈與遵巖參政〉，《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29。
126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26。
127唐順之：〈答王遵巖〉，《荊川先生文集》，卷 6，頁 118。
128唐順之：〈答蔡可泉〉，《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34。
129唐順之：〈與洪方洲書〉，《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28。
130唐順之：〈董中峯侍郎文集序〉，《荊川先生文集》，卷 10，頁 208。
131唐順之：〈文編序〉，《荊川先生文集》，卷 10，頁 20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4
宣示，亦是吸引關注的重要原因。要了解唐順之的文學思想，幾無不涉此，132這 些篇章確實對唐順之的文學思想提供不少線索，然也因此形成研究困境。如〈答 茅鹿門知縣〉中言「直抒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133便是絕好文字，於〈文 編序〉卻又重申「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
134；又〈答蔡可泉〉中說「慨然自悔，捐書燒筆于靜坐中求之，稍稍見古人塗轍 可循處」135，然不但未棄為文，還之後刊刻《文編》一書，種種矛盾現象形成了 目前唐順之文學發展莫衷一是的情況。欲擺脫此一困境，除了繫年要更精確外，
亦須改變扁平排比的梳理手法。故除上述焦點文章外，文學思想的發掘亦需考慮 足以支撐這些文章形成的環境與時代思考脈絡，這些線索可從史料文章、社會思 潮、與他人往返書信、以及唐順之文學活動中察覺，倘能納入觀察視野中，以歷 史眼光分析諸類材料的意義，所謂的文學思想方能融入研究對象的真實生命並與 後人產生對話。
其次，為了確切建構文學現象，研究者多擷取長時間發展中較極端的例子作 為其思想的代表。馬美信曾言：「順之議論好走偏鋒，趨極端。」136筆者以為此 說有待更詳實的考察，在唐順之的生命經歷中，雖然有其狷介之性，但不可忽略 的是，作為一個處於各種價值紛擾與糾葛中的存在者，其矛盾與權衡的心態亦需 被理解。如其言「近年來苦痛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 年前意見種種抹殺，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137，除了接受到對唐順之對伎倆的 放捨的資訊外，尚需進一步思考的是，死中求活的感受中，是否流露出對投注於 文學內部心力之難捨，游移未決的掙扎形象。這些考慮都將影響到我們對待其階 段性的現象，且有助於吾人發現極端表象下的關鍵，並可思考階段間轉折的關連，
如果研究只見其好極端之性，那麼複雜的心理考慮與轉變將被忽略。
最後，筆者發現討論唐順之的文章多偏重其本色論的文學主張，如劉尊舉、
貝京、左東嶺、黃卓越等學者，著意於唐順之本色論的討論中。這當然是其文學
132如左東嶺花了一些篇幅討論〈答茅鹿門知縣〉的繫年問題，界定唐順之的本色論的發生時間；
貝京對本色論的理解也藉由〈與洪方洲書〉、〈答茅鹿門知縣〉；楊遇青與普慧則從討論〈答茅 鹿門知縣〉、〈董中峯侍郎文集序〉與〈文編序〉的繫年問題以釐清唐順之文學觀念變化。參左 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楊遇青、普慧：〈唐順之「後家居」時期文學思想演變繫年 考釋〉。
133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26。
134唐順之：〈文編序〉，《荊川先生文集》，卷 10，頁 201。
135唐順之：〈答蔡可泉〉，《荊川先生文集》，卷 7，頁 135。
136馬美信：《唐宋派文學活動年表》，頁 131。
137唐順之：〈答王遵巖〉，《荊川先生文集》，卷 6，頁 11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5
思想中獨到處，但根據唐順之在文集中多次宣示「文亦未工，赧然盡欲焚燒而後 為快」的心志，138以及集中最早文獻繫年於嘉靖十一年的現象，可見唐順之欲後 期的文學思想張揚傳世，對早期的文學軌跡則有欲滅毀之心態。若此，則與本色 論切合的思想存於文集中映後人之眼廉，這當然是唐順之有意為之的動作。因此 唐順之的文學理論並不等同於「本色論」，這只是唐順之對主體心性的闡發走向 的一個結果，除了釐清唐順之文學終點的景象外，在抵此之前的文學風光也是吾 人需探究的。畢竟，唐順之的文學思想並不一定能達其所理想的最終境界，即使 已實現理想追求，也未必是文學批評史上的好事，其思索過程中所表現也可能與 文學批評史上的聲音相互呼應，這些都是吾人討論其文學思想不可忽略的。此外，
「本色論」的思想來源也非一時所成，早年的思想積累對後來的文學變化也有莫 大的關連。
本文修正前人的研究方向，著意於唐順之的相關文獻背後的心態，對各階段 文學發展給予同等的重視。並利用史料、當代論述、以及唐順之個人文獻中，配 合前人繫年的研究，將之與史料做對照，試圖還原其發展脈絡。此外，由於「書 信如作家心靈的獨白，所戴面紗輕而薄，有矯飾，但不多。作家一生的思想歷程，
一個時期的精神狀態，甚或某一天某一時細緻而微妙的心緒波瀾，都在尺牘中有 準確的記錄」139，故在運用資料時以與友人的書信核心進行考察，試圖藉此還原 唐順之發展的脈絡。雖然還原本身有其困難，但只要小心運用史料，發現其中關 鍵仍可連繫出背後的真相，如羅宗強曾言：
當我們重構歷史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忘記我們所研究的作家 作品的時代，不要忘記它賴以產生的周圍的諸種情緒。那些因素，有的 是明顯的，有的是隱晦的，明顯的有時不一定就是決定的因素，隱晦的 也不一定就不重要。關鍵之處，要害之處，就在於我們能不能從我們所 掌握的史料中，看出它們之間的諸種聯繫，和此種種聯繫背後的真相。
138 唐順之：〈答王遵巖〉，《荊川先生文集》，卷 6，頁 118。
139 趙樹功先生曾言：「書信如作家心靈的獨白，所戴面紗輕而薄，有矯飾，但不多。作家一生 的思想歷程，一個時期的精神狀態，甚或某一天某一時細緻而微妙的心緒波瀾，都在尺牘中有準 確的記錄，打開尺牘，就打開了一扇作家心靈的窗子。」肯定書信中作家心志的呈現，此外，史 小軍，梁娟亦曾以明代文人書信體考察當時文論，以為「書信往往比其他形式的作品更能直接地 批露作者的真性情，是後人了解作者思想變化的重要媒介。」詳參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3；史小軍，梁娟：〈明代文人書信體文論探究〉，《廣西民 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2 期，頁 1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6
140
儘管完全還原歷史的不可能，但謹慎的面對史料，亦更促使我們更接近歷史真相。
故本文面對史料時當以此為鑑，謹慎觀察史料與時代間的關係，並掌握隱晦與明 顯的線索，期能釐清一些唐順之文學思想轉變上的紛擾。此外需注意的是，由於 唐順之晚期的反省，故早期資料的建構主要藉由史料，由客觀存在的史實，探究 個體之心志，雖途徑較為曲折，但不可否認地，每一件客觀事件的背後，都封印 了「自我」的主觀呈顯，每一件被客觀化的事實，皆封藏了「自我」意識的推動 及唐順之如何認定「自我」的方式，雖無法完全還原，仍試圖以最接近的方式呈 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