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道德理性的突破
第二節、 「道德文學」的建構
二、 重質輕文的創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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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唐順之的不安除來自文學性質與影響，與自身難以擺脫文學的習性也 有關係。其曾明言「文詞技能種種與心為鬪」423，但由於早年的文學活動已成一 種習性，加上在「文學化」的社會要完全擺脫文學有其困難，424唐順之雖對文學 感到不安，卻無法直接擺脫文學，故產生「血氣薰成習氣，不能自脫詩文之障」
425的痛苦經驗，而此苦痛對應文學所起的「喜心」與「勝心」，激發了唐順之棄 文的決定。
綜言之，唐順之中期受理學家影響，轉從修德、教化功能反省過去的創作，
痛苦的文學經驗與擺脫不了的文學習氣，使對文學價值產生質疑。不過，其文學 的不安其實也是一種生命的選擇，馬美信曾言：「李開先與唐順之、王慎中晚年 皆欲走學道一路，決意斷絕文字緣，然浸淫已深，想擺脫詩文之好也難。」426作 為道學理想的唐順之，與受文學經驗制約的唐順之，在悔文入道與文學嗜好間往 返，在道德理想的建構與文學意義間擺盪，最後在二者的權衡之下，產生了一種 既能持續創作行為，又可滿足修德主張的文學，以道德為旨歸，為文學的生命重 劃了新的道路。
二、 重質輕文的創作調整
除了對創作活動的質疑之外，既然無法完全擺脫文學習性，唐順之也同時調 整創作的結果，重新思考作品中的文質關係。本節不以「文道」統攝二者關係，
緣於「道」通常會進入特定學說專指的誤區，且唐順之直言「文道」關係的篇章 目前只見一則，若以「文道」關係直接討論，則難以涵蓋其他文章中對文學內容 的指涉。相對之下「質」能較寬闊地涵蓋一切以內容為主的概念。文質關係會隨 著個人境界的發展而產生變化，「重質輕文」是唐順之「道德文學」的其中一環。
唐順之以文之「質」對拯救作家精神的危機，重新探索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強調 道德內涵、淡化抒情的成分，反對專注文學的表現形式，從原本雕章麗句的匠人 成為「重質輕文」提倡者。
423 唐順之：〈與薛方山郎中〉，《荊川先生文集》，卷 5，頁 90。
424 龔鵬程以為當科舉成了入仕的主要管道後，作文的功力成為入仕與否的重要條件，文學意識 便也成為整個社會的共有物以及集體價值的追求。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論》(宜蘭：佛光 人文社會學院，2002)，頁 1-59。
425 唐順之：〈答蔡白石郎中〉，《荊川先生文集》，卷 6，頁 109。
426 馬美信：《唐宋派文學活動年表》，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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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唐順之直接說明文質關係的篇章不多，唯一直接論述文質關係的篇 章是文道非二論，以為：
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完養神明，以探其本原，浸涵六經之言，以博其旨 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勝矣。427
唐順之有意調整文道關係的比重，以為文與道不可二分。然須注意的是，唐順之 雖言文道非二，其論述卻明顯向道偏移。如勸戒友人完養神明，浸涵六經作為文 學準備工作，至於文學表現則以「而後發之」簡單帶過。文學似乎是為了承載浸 涵六經後的精神，藝術審美的要求被降低。文學的意蘊被經義的內容所取代，明 顯具有道本文末的意味，頗類程朱理學「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的 看法。可見唐順之雖言文道合一，卻是以此合理化過渡至「道」，以涵養六經之
「道」取代對創作的關懷。此前，道為添文光彩之具，雖然有其價值，但非目的。
此後，道成為文學的目的，為所有世界觀的來源，文學形式失去原有的價值，「重 質輕文」的思想對文學觀產生很大衝擊，甚至造成古文風格與作詩方式的改變，
成為「道德文學」的經典表述。
此外，唐順之具體創作上也表現出與「重質輕文」的傾向。就古文而言，唐 順之不再著力於意象與心理的聯結，也不再重視個人細微的感物變化，轉以義理 同時擔負道德涵養的責任與文學主要內容：
其於文也，大率所謂宋頭巾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凡此皆不為 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無成也。428
所謂「頭巾氣」指的是讀書人迂腐習氣，宋以後則指以理學家性命思想作為文學 主軸，講究詩文內涵性理的講究。唐順之自白此時為文強烈的「頭巾氣」，並自 認無法回到好古之士所喜的秦字漢語之風，確立了以說理為主的古文風格與內容。
認為文學目標在於性理深透的解說，即使缺乏審美流於枯槁也無妨。此外，對性 理內容的肯定，也暗示與學秦漢的早期文學之正式切割，甚至是對當時效仿秦漢 文擬古派的反撥。倘實際觀察此時作品確實充滿說理意味，除與友人往返之書以
427 唐順之：〈答廖東雩提學〉，《荊川先生文集》，卷 5，頁 99。
428 唐順之：〈答皇甫百泉郎中〉，《荊川先生文集》，卷 6，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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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道德修養為主，如〈重修涇縣儒學記〉429也通篇以道德禮樂論為根柢，在在顯 示此時的文學傾向。430
此外，除表達對義理之「質」的重視，唐順之文學思想也出現對形式之「文」
的反對，以素樸形式取代雕琢的造作：
其爲詩也，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欲摹 効之而又不能摹効之然者。431
「寒山擊壤」分別指寒山子與邵雍的《擊壤集》，唐順之以之為作詩的典範，已 見文學典範的移轉，此留待下節詳言。然而，典範的建立往往展露了作家思想內 涵，對照二人作詩的傾向與唐順之的推舉，亦見此時之「重質輕文」的傾向。寒 山子是唐代詩僧，432有一大部分詩作在宣傳佛教義理之精深，邵雍則為宋代理學 家，兼作性氣詩，「開創了綿延數百年的理學詩派，是理學詩研究中必須重視的 關鍵人物之一」433，二人作品皆強調詩中思想的透顯，相對忽略文學表現技巧。
此外，「不調不格」亦展現唐順之對詩格的蔑視，作者不再兢兢業業於詩文音色、
氣格、韻調、意境的總和，亦毋須因文學形相而調整用字。創作成為率然而發的 過程，以任意、簡單、素樸的表達方式取代客觀、固定法式，隨口而出即為詩文，
文章法度對創作的控制被降低。事實上，素樸的表現形式乃說理內容的必要手段：
一來避免繁複的表達方式成為說理障礙，二來可減少雕琢文詞產生的精神搖盪，
使創作心靈不受外在事物的牽引，能更符合道德涵養的內涵。不過這種文學觀點 完全忽略文學表達技巧，與理學家有德者必有言的看法相應：
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
429 唐順之：〈重修涇縣儒學記〉，《荊川先生文集》，卷 12，頁 235-236。
430這種「重質輕文」的觀念又與王慎中有很大的關係，早在兩人同遊京師之時，王慎中便曾將宋 儒精深文學介紹給唐順之，只是唐順之當時仍處追隨李夢陽階段，對王慎中說法反有「唐荊川見 之，以為頭巾氣」430的反應，反對王慎中以義理為軸心的文學思想。然未隔幾年，唐順之在理學 的滲透與個人的參悟中，也如實走上「重質輕文」的路徑，以說理為文學的主要內涵。詳參李開 先：〈遵巖王參政傳〉，《李開先全集》，頁 783。
431 唐順之：〈答皇甫百泉郎中〉，《荊川先生文集》，卷 6，頁 110。
432 李昉：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 岩，因自號寒山子。好為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 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李昉：《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卷 55，頁 338。
433 孔銳：〈從邵康節、陳白沙之詩與詩論看宋明理學詩的特點〉，《現代哲學》，2013 年第 1 期(總第 126 期)，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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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434
此段為程頤所述，意圖疏通修德到作文間自然的溝通管道，認為修德者，不需透 過任何有意的操作，文能自成自發，確認道德內容的價值，以作者的道德涵養與 文學的義理為價值源，反對任何有意之文，並成為理學家論文經典。唐順之對二 人的推舉也是強調思想的內涵並忽略創作的形式，文學觀點相對近於理學家主張，
已從「古文家」轉入「道學家」，再度應證「重質輕文」的趨向。
「頭巾氣」的內涵與「不格不調」的表達方式，雖提供作家道德發揮的空間，
卻也容易造成文質的失衡，文學成為展示義理的暫時工具，損害了文學藝術的價 值，並成為後來學者詬病之處。如周勛初言：「實則他(唐宋派)一味強調倫理道德 方面的主觀修養，抹殺生活和寫作技巧的重要意義，只是重彈宋代道學家的老調 而已。」435吳小林討論唐宋派時，亦言「『唐宋派』用來反對前後七子崇古卑今 文學觀的武器是「文道結合」而又偏向於「道」的理論……這種觀點實際是唐宋 八大家本人觀點的倒退，反而更接近道學家的文學觀了」436。不過，對唐順之道 學氣息的批評乃其論文之缺失，但若單純將其視為理學系統下文學主張的複製，
則又忽略其文學思想之特性。與宋代理學家不同的是，程氏與朱熹都站在道學的 立場排斥文學，唐順之雖亦主張「道德文學」，但仍有長時間從事文學的經歷，
再加上但對技藝的興趣，437在「重質輕文」的思考外，也出現統合道德與技藝的 聲音：
僕竊謂遊藝之與玩物，適情之與喪志，差別只在毫芒間。如六藝，皆古人 養性而理心，自此便可上達天德。今人學射、學書、學數，則不過武弁之 粗才與胥史之末技。438
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麄跡，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徳。
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蓋即
434 朱熹主編：《近思錄》(台北：三民書局，2005)，卷 2，頁 99。
435 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165。
436 吳小林：《唐宋八大家》(台北：里仁書局，1999)，頁 3。
437 年譜甚至有「於其時學射、學算、學天文律曆、學山川地志、學兵法戰陣，下至兵家小技一
437 年譜甚至有「於其時學射、學算、學天文律曆、學山川地志、學兵法戰陣，下至兵家小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