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五節、 唐順之文學思想之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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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完全還原歷史的不可能，但謹慎的面對史料，亦更促使我們更接近歷史真相。
故本文面對史料時當以此為鑑，謹慎觀察史料與時代間的關係，並掌握隱晦與明 顯的線索，期能釐清一些唐順之文學思想轉變上的紛擾。此外需注意的是，由於 唐順之晚期的反省，故早期資料的建構主要藉由史料，由客觀存在的史實，探究 個體之心志，雖途徑較為曲折，但不可否認地，每一件客觀事件的背後，都封印 了「自我」的主觀呈顯，每一件被客觀化的事實，皆封藏了「自我」意識的推動 及唐順之如何認定「自我」的方式，雖無法完全還原，仍試圖以最接近的方式呈 現。
第五節、唐順之文學思想之分期
黃卓越曾云：「歷史究竟是一些散漫的『碎片』，還是有相對同一結構的『時 段』，均屬閱讀的結果。」141，唐順之文學觀念散見各階段資料中，這些概念間 的內在聯繫，為探究其文學思想的第一道關卡。儘管，分期的觀看方式可能造成 理解的斷裂，但在浩瀚資料中仍有助於提供概括視野，對因果關係與士人思想軌 跡的釐清有一定的幫助。故黃卓越亦坦言：「在歷史學觀念的體系之中，對時間 維度的審查確是更為重要的」142。本文在左東嶺的基礎上，參酌黃卓越、楊遇青 與普慧的說法，並根據對唐順之實際考察的情形，將其文學與自我形態分為三個 階段，並就各階段對應的內容與分期的時間點稍作修正。
一、三階段的分期時間
關於唐順之三階段分期時間點，左東嶺將之分為：嘉靖十二年前為一個階段，
嘉靖十二年到嘉靖二十五年為第二個階段，嘉靖二十五年以後為第三個階段。或 因其論文的重點在唐順之學術的轉變上，143左東嶺並為說明時間分期的依據，只
140 羅宗強：《晚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頁 321。
141 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 25。
142 同上。
143 左東嶺先生力圖建構出唐順之第二階段融會朱陸思想的時期，並釐清心學影響與唐宋派興起 的關係。其反對唐宋派的興起是直接受心學影響之說，認為唐順之與心學家交往後，並未完全轉 換成心學的態度，中間還有一段融合朱陸的時期，並且，只有這個時期的文學思想方能納入唐宋 派的典型理論中。或乃由於此文目的在此，故對分期的時間點並未有詳細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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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略帶過：
荊川的學術轉變顯然要有一個過程，他不可能一下子從科舉之學轉入心 學，而是中間經理了一個朱王相混的時期，此一階段大約是從嘉靖十二 年至嘉靖二十五年左右。144
從科舉到心學滲透之間切割出一個過渡階段，認為期間應經歷過朱王相混的時期。
左東嶺雖未言其分期的基準，但從其肯定的態度顯然有一個可資參照的前理解，
筆者以為應是李開先以下的一段文字：
及遇王遵巖，告以處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抗硬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
聞此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145
李開先與唐順之為同年進士，二人有交情，其言有一定的信度。146集中作有〈遵 巖王參政傳〉、〈荊川唐都御史傳〉、〈康王王唐四子補傳〉，敘述清晰，細節明確，
可見對王、唐二人的熟悉。癸巳是嘉靖十二年，即唐順之與王慎中初識之年，二 人咸官京師，年譜中有記「初公與王並尚秦漢，公尤熟李夢陽，文下筆即刻畫之，
至是悟其剽竊無真氣」147，且李贄亦引唐順之自言「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 遵巖」148，可見二人於文學的互相影響，時王慎中崇尚唐宋文學，反對李夢陽等 人的秦漢主張，並進而影響唐順之的文學思想，149故以王慎中啟發的時間點作為 文學思想分期的切割有一定的說服力。此外，唐順之甫入官場那年，遭遇了母親 的離世，父親將母親的靈柩送回武進便赴任，故母親後事為唐順之親自處理，身 體孱弱加上悲傷過度，唐順之不久便病倒，對自小受其影響的唐順之來說，曾是 一次痛心疾首的經歷。也因此，儘管在嘉靖八年即成為會元，但真正能關注於世 事，並對自我的文學、道德修養更進一步的思考，仍有待旋丁母憂後重返政治崗
144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頁 444。
145 李開先：〈荊川唐都御史傳〉，收入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頁 788。
146 進士同年者多能相互提攜，李樹就曾言：「明代鄉試和會試同科考中的人，互為『同年』。
相互之間以『年兄』、『年弟』稱之。與『同年』的子弟則互有『年侄』、『年伯』之稱。明代 對這種關係看得很重，同年之間相互照應、提攜，是很自然的事。參李樹：《中國科舉史話》(濟 南：齊魯書社，2004)，頁 240-241。
147 唐鼎元：《明唐荊川先生年譜》收入《宋明理學家年譜續編》，頁 324。
148 李贄：〈參政王公〉，《續藏書》，卷 26，頁 25；
149 有關王慎中對唐順之文學思想的影響，請參本文頁 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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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開始。此時，唐順之方從個我的遭遇回到了公共的空間，力圖有為，心境與文 學開始發生化學變化，因此左東嶺將上限定在嘉靖十二年，有一定的道理。只是 嘉靖十二年至十四年間，唐順之官翰林，與羅洪先、趙時春有「三翰林」之稱，
從屬於政治體制下，時間與心志難免為公共事務所牽絆，雖已有所作為，但主要 心力仍在政治事務上。本文以討論文學思想為主，故分期仍以此為主要考慮，唐 順之能全心思慮文學，尚待嘉靖十四年退居山林後。如洪朝選《荊川唐公行狀》
有云：「休官後會王公慎中於南都，相與論文，王公盡變其說，公頗以為訝。」150， 又年譜十四年有「公歸與遵巖時為文酒之會，遵巖之名益彰」151，可見嘉靖十四 年後迄今，王、唐二人的文學又有更明確的改變。此外，嘉靖十四年唐順之上疏 告歸，也暗示對政治生涯與個人修養的重新思考，此乃唐順之第一次為個人生涯 所下的謹慎決定，對一個早期有志於世的世人而言，要放棄為官的生涯，選擇隱 居山林，必曾經歷過一番掙扎。唐順之的決定暗示了在用世之外，新的價值結構 已然形成，且挑戰了現有的生活模式，使必須以告歸的決定，來回應新的生命主 張，而這新的生活與思考模式，又與宋儒書的閱讀有關。因此，若以嘉靖十二年 為限，則無法對應此變化，若延至嘉靖十四年為界，不但可同時呼應王慎中對唐 順之文學主張的貢獻，一方面也回應了唐順之此時生活環境與觀念的劇變，為此 前的熱衷於政治的生涯與此後內省生命的思路做一個切割，此後唐順之不但更有 餘裕面對新的社會思潮與文學變化，且身心結構亦發生很大的轉變。
至於左東嶺對第三階段的劃分以四十歲為限，筆者亦從此說。由於文集中唐 順之屢屢提及「四十」，在萬曆本的《荊川先生文集》有將近三十次之多。既有
「古人限之以四十而仕」之迫，152又有「年迫四十齒髮漸衰」的傷感153。事實上，
唐順之提及「四十」的文獻並不僅止於四十歲之後，如〈寄劉南坦〉完成於嘉靖 二十三年，離四十歲仍有兩年，然文中多次提及「四十」，154可見「四十」對唐 順之而言，象徵性大於實際指涉的年齡。對唐順之而言，「四十」代表了身體狀 況的妥協與精神境界的自信，〈寄劉南坦〉中已揭示了四十歲後的生命走向：
奈何雖然程叔子自言「吾受氣甚弱，年四十而始強，七十而益精明」人問
150 唐順之：〈與王湛泉文選〉，《荊川先生文集》，卷 5，頁 87。
151 唐鼎元：《明唐荊川先生年譜》收入《宋明理學家年譜續編》，頁 341。
152 唐順之：〈與王湛泉文選〉，《荊川先生文集》，卷 5，頁 87。
153 唐順之：〈荅馮午山提學〉，《荊川先生文集》，卷 6，頁 102。
154 唐順之：〈寄劉南坦〉，《荊川先生文集》，卷 5，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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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則曰「吾以忘生狥欲為深恥」。僕誠不敢不以此自勉，亦不敢負明公之 愛之望也。貧子元有寶珠或者只恐不轉頭耳，承明公至意敢布衷曲，至於 凝神聚氣吃緊處，長者固有經驗，方容積誠面請也。155
本則以程頤論己養生之語，暗示對「四十始強」的期待。然而，唐順之也深知自 己早年馳騁文藝所造成的精神耗散，故雖用程子之語，卻以「奈何」言之。此篇 距離四十歲之年只剩兩年，唐順之已感到未來身體的隱憂。然而，從此文中仍可 在幽闇的生命現象中見一曙光，亦即來自「貧子元有寶珠」的假設，不管此為唐 順之閱讀過程所獲得的形上假設，抑或是具體實踐後的心得，都是四十歲後體弱 身軀的重要仰賴。
然而，四十歲之後的唐順之，身體狀況比自己想像中糟，嘉靖二十九年，四 十五歲的唐順之面臨了一次很大的考驗，其曾自言「僕囊癰臥病百餘日，潰出濃 水過多，足髓流耗，至今未能起立」156，又言「僕自正月冒病，今尚在牀也，二 月三月之間瀕於死者三四已分與世長別，今漸有生意，然精神則益耗矣，蓋外腎 癰瘍痛楚不堪之故」157。「囊癰」指陰囊部的特發性壞死，「外腎」即睾丸。此病 對唐順之而言，不但是一次生死交關的考驗，對一個正值壯年的男子來說，生殖 器官流膿壞死，想必對其心理也是很大的折磨。唐順之甚至為此作了〈囊癰臥病〉
三首，以下茲引其二：
春半忽驚狗馬疾，年來似是龍蛇辰。謝衣少錢長卻藥，煖骨累裀聊借人。
味為補虛一試肉，事求如意屢生嗔。正愁未了形骸外，生老病苦只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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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此之前，唐順之即曾經歷病體的折磨，只是於此之後，更驗證了過去對 四十之後齒髮漸衰的看法。此年之後，本不食肉不覆被的唐順之，向友人借了被 褥，且開始食肉，在受盡了身心折磨之後，總算是看清了此身的拖累，總結出「生
其實早在此之前，唐順之即曾經歷病體的折磨，只是於此之後，更驗證了過去對 四十之後齒髮漸衰的看法。此年之後，本不食肉不覆被的唐順之，向友人借了被 褥，且開始食肉，在受盡了身心折磨之後，總算是看清了此身的拖累，總結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