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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主導。由於種種能源問題交織而成的複雜情勢，日本政府必須透過干預能源市 場的供需來維持穩定，因此形成了特殊的日本干預型能源市場經濟。
截至 2009 年的政黨輪替前，日本的能源政策長期以來是由自民黨所主導。
自民黨的能源政策是簡單直接且可預測的－1950 年代後以發展石化能源為主以 及 1970 年代後以發展核能發電為主的能源政策（Valentine et al., 2011, 1865）之 由利益團體所主導的能源政策，亦即遭利益綑綁的能源政策。而在 2009 年民主 黨接任後，舊有的能源政策決策路徑受到了挑戰，與自民黨有著不同政治態度的 民主黨期望能在能源政策上形成新的氣象。以下將分別就 2009 年後的民主黨與 自民黨的能源政策進行討論。
二、民主黨之能源政策方針（2009~2012）
對民主黨而言，其政黨理念為「反應多數利益，制定符合多數民意的政綱政 見」的「掮客型政黨（broker party）」（李世暉 & 郭國興，2011，頁 25），雖然 傳統上自民黨是核電與火力發電的支持者，亦為少數利益團體之一，但民主黨相 對而言並沒有真正所謂支持哪一種能源。直到 2009 年民主黨為順應主流民意，
宣稱將打破長久以來主宰日本能源產業的鐵三角，而在民主黨的一項選舉運動中 承諾全面性的固定價格收購制度（以下簡稱 FIT）來支持所有再生能源。儘管民 主黨表態支持 FIT，但經產省為了不失其決策控制權而亦提出經產省版的 FIT，
而相較於民主黨的 FIT 較為全面性，由經產省版的 FIT 則幾近偏重太陽能，最後 結果則是由經產省的版本獲得執行（Vivoda, V, 2014, pp. 148-149）。儘管如此，
民主黨並非再生能源產業的主要利益團體，FIT 與再生能源的發展在經產省能源 政策中扮演的也仍只是邊緣的角色。
2008 年 G7/8 高峰會召開之前，前首相福田康夫（自民黨）（2007/9~2008/9）
延續了前首相安倍晉三的「美麗星球 50」計劃，公佈了「福田版」的「美麗星 球推進構想（クールアース推進構想）」，提案內容建議日本將於 2020 年前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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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之 86%（亦即減少 14%）的溫室氣體排放量、2050 年達到 2005 年之 20%-40%（亦即減少 60%-80%）。爾後，前首相麻生太郎（2008/9~2009/9，自民 黨）提出了後京都議定制度（post- Kyoto regime）、內容提及將於 2020 年降低國 內溫室氣體排放量至 2005 年排放量的 85%之減排計劃。2009 年政黨輪替後，繼 任的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2009/9~2010/6，）在 COP15（哥本哈根會議）召 開前重申倘若全球同意《京都議定書》中的第一承諾期間的減碳協議，則日本願 意更進一步於 2020 年將國內溫室氣體減量計劃定為 1990 年的 75%。後於 2010 年的《能源基本計劃》中提出了再生能源的擴張政策，計劃將於 2030 年提升再 生能源發電比例達 13%，將 FIT 擴大適用範圍從原本小規模的太陽能發電到風 力、地熱、生質能、中小型的水力發電等再生能源。首相們相繼提出更加積極的 減碳政策儼然已形成一股不同執政黨間共同的減碳計劃競賽風氣，希望藉此一方 面重聲京都協定中的減碳承諾、提升能源效率、進一步提升能源安全、另一方面 企圖以全球減碳領頭羊與核能發電大國之姿在全球能源治理舞台上占有一席之 地。然而自民黨與民主黨的減排計劃不同點在於，自民黨的計劃是建立在核能擴 張的立足點之上，而民主黨的則是以擴大再生能源發展為基礎，儘管兩黨相繼提 出如此積極的減碳目標無不受到來自國際抑或產業界的批評（Valentine et al., 2011, 1866-1867）。
嶋山首相下台後，繼任的菅直人首相（2010/6~2011/9，民主黨）於國會 發表接續前任首相的減碳目標，並將之與更廣泛的「綠色革新（Green Innovation）」
連結，做為經濟成長的手段之一。此項能源政策支持在安全的程度內使用核能，
並將之做為發展新能源科技的支柱。儘管日本人民普遍對於全球暖化議題具有高 度感知力，然而在面臨經濟停滯的壓力下，多數日本人仍希望能源消費成本最小 化來維持產業競爭力與降低家庭開支（Valentine et al., 2011, 1867），因此民主黨 選擇適度運用核電來維持整體的能源成本。然而 2011 年福島核災爆發後，當時 的菅內閣宣布將重新研擬能源政策，日後將把發展重心放在太陽能與其它替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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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主黨政府隨後於 9 月提出的「革新的能源環境戰略（革新的エネルギー・環 境戦略）」，指出了非核社會之實現計劃，亦即恪守核電廠 40 年運轉年限之規定，
現役之核能電廠將逐步於 2030 年代除役，並不再新建核電廠，而再生能源的發 電比例需達整體發電的 30%。此一戰略計劃推翻了先前由自民黨所訂定之核電立 國的計劃，另一方面也將長久以來位處能源政策邊陲的再生能源置放到能源政策 的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能源政策在福島核災之前一直是掌握在經產省等少 數利益團體的手中而幾乎難以受外界影響，尤其是核電產業的政策地位更是難以 動搖，而在福島核災後，以打破主宰能源產業鐵三角為執政目標之一的民主黨得 以運用地方政府與反核團體、社會媒體、環保團體、投資再生能源的私人企業，
乃至一般民眾等所集結而成的民間力量來扭轉長久以來能源政策的走勢，將日本 從發展核電轉向於發展再生能源，訂出了非核社會的實現計劃。然而這樣的作為 卻受到了來自自民黨的抨擊、稱之為不切實際的能源計劃32。隨後 2012 年的政 黨輪替、安倍晉三的上任，搭著綠色勢力順風車的民主黨未能在 2030 達到完全 廢核的目標前就下了車，而傾向恢復核電廠運作的自民黨政策也讓極有可能全力 發展再生能源的能源政策蒙上不確定性；重啟核電廠或將削減利用再生能源的動 力、妨阻日本轉向分散式能源經濟的進程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