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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誠如 Goldthau & Witte（2009）所言：「未來的能源世界不可能是生產者對抗 消費者，或者是舊的消費者對抗新的消費者。」（Goldthau & Witte, 2009, p. 383）
與能源相關的利益在各個行為者之間交相重疊，能源進口國對於能源供給安全的 渴求對應著能源生產國對於需求安全的渴求。因此在討論全球能源治理之際並不 需要去計較誰輸誰贏，而是在不停改變的能源市場中思考該如何平衡競爭與協同 合作、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協調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有鑑於日本於全球 能源市場中的角色被視為是市場推動者，日本能源政策的動向會影響全球能源市 場的脈動，因此日本被視為全球能源治理之必要成員。然而在面臨廿一世全球能 源供需版圖位移之際，日本仍需避免於全球石油市場上因中國的競爭及美俄能源 的合作而逐漸勢微的風險，因此除了繼續鞏固日本在中東地區的石油雙邊合作案 外，日本採用以合作代替競爭，在東北亞地區爭取區域性能源合作，達成以共同 能源安全為目標的區域合作，進一步促進區域性之政經的穩定。
而當全球進入氣候變遷的時代，溫室效應的議題更加強調了全球能源治理的 根本重要性。全球能源治理之於氣候變遷不僅是為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更是為 了避免氣候變遷加遽到了足以危害經濟、環境與社會的程度。在全球能源－氣候 的議題中，日本是一個追隨者，但同時也是一個示範者。自 1970 年代起，日本 為規避石油危機而投入節能科技的發展，同時也積極發展替代能源來一方面降低 對進口能源的依賴，一方面提升本國的能源自主率，成為全球的能源規制示範 者，以一個能源匱乏的戰敗國之姿，透過以政府干預能源市場、制定功能型的能 源政策而成功克服種種能源困境,，躋身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與節能科技大國，因 此無論是在經濟發展上、能源政策上、或是節能科技上皆足以成為國際間的楷 模。1980 年代開始，溫室效應及全球暖化開始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世界各國 開始認清氣候與能源二者密不可分的事實。在全球能源治理的框架下，日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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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其國內能源政策足以左右全球能源市場的影響者，意識到自己因能源匱乏 而建構之節能系統的經驗對於應用在氣候－能源議題方面有所助益，因而在全球 能源治理的建制中積極推動技術合作與資金援助來協助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建立 良善的能源系統。在全球氣候協定的框架下，日本，做為全球第一份具法定約束 力之減碳協議《京都議定書》的促成者，自許為氣候變遷協商的追隨者以及政策 的示範者，以自身恪守減碳協議之承諾，積極地向世界各國展示日本對於全球減 碳的貢獻，並且在全球氣候協定的建制中推動協商機制來勸進其他碳排大國的減 碳意願。而在歷經 2011 年 311 東日本大震災、所引發的福島核災對全球能源治 理造成衝擊之後，日本認為身為重大核災的當事國，理當肩負建構世界第一安全 核能之責，並將致力於提升日本及其他國家對於核能安全的意識、強化全世界對 於核能安全的相關法令及規定，而能進一步促進全球能源安全。因此，據筆者的 歸納，日本於全球能源治理的角色可以歸納為三： （1）全球溫室氣體減量協議 暨全球能源安全的追隨者；（2）區域性能源合作的示範者；（3）全球核能安全 的示範者等三種角色。
縱觀日本戰後的能源政策之演進，主要的能源挑戰根於日本因能源蘊藏匱乏 而生的能源安全問題，而日本能源政策的演進即體現出了自戰後開始由國家介入 能源市場由上而下治理模式的特性，從中可以理出國家所制定的能源政策是為解 決能源匱乏的問題、且仍需因應時代變遷下不斷衍生出新的能源問題之脈絡。儘 管這樣的能源政策被認為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仍不可否認其政策的效用卻 足以讓能源禀賦相對匱乏的日本能夠突破種種能源約束及瓶頸，並在 20 世紀末 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此，本文的說明也在理論上證明日本的能源治理 模式屬於上行下效之由上而下治理型的結果，並且呼應 Rosenau（2003）與尹曉 亮（2011）所強調的由上而下的日本能源治理模式。其優勢為以國家做為能源治 理的主宰者能針對日本所面臨到的國內外能源問題及時做出統一的回應，然而缺 點則為以國家發展為主軸的能源治理常因利益牽扯問題而忽略能源發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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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日本能源政策的演進可以推敲出，日本對於能源安全的意識自戰後起至 311 核災後有了更加廣泛的認知。身為能源匱乏國的日本，提升能源安全的目標 受到了政治、經濟、科技、心理等因素的挑戰，從一開始僅以合理的價格取得充 足的石油為概念，逐漸演化成 3E（Energy Security 能源安定供應、Economic Efficiency 經濟效率、Environment Protection 環境保護）之協調型能源政策綱領。
而在歷經了 311 福島核災後，甫將能源使用之安全（Safety）列入能源政策的考 量之中，形成現今 S+3E 的能源政策綱領。因此研究發現 311 福島核災除了嚴重 損及日本的能源安全外，更加凸顯出日本能源安全的問題仍在於過度依賴某一項 能源所可能形成的風險、仍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而非全面性的提升能源多樣性 來鞏固日本的能源安全。
311 大地震所引發的福島核災，迫使日本不得不去面對的能源治理之挑戰為 核能安全的問題，以及重新檢視能源政策的發展是否能夠建立在核能的基礎之 上。當時的執政黨－民主黨－雖然於災後順應民意而初步宣布全面廢核的計劃，
但由於民主黨後續的治災能力不足，對於能源政策的後續走向游移不定也遭到在 野黨團的批評，因而受到日本民眾對其執政能力的質疑，雖然民主黨最後仍決策 將全力發展再生能源並且執行全面廢核的計劃，但終究無法挽回執政頹勢而步上 下野一途。接任後的自民黨打著振興日本經濟的旗幟而決議重啟核能系統，並宣 示「減核不廢核」的政策。儘管該項決議並不受到普遍日本大眾的接受，但在觀 察後卻發現即便多數人民表示要全面廢核，打著反核旗幟的各黨也未必能夠勝 選，而形成了選擇政黨與反核立場脫勾的政治局面，以及支持拼經濟與支持反核 也不一定是對立之立場的現象。此外，本文的說明也在政策上發現，由日本 311 福島核事故前後的能源政策變動中可以看出，雖然日本有能力做到全面廢核並全 力發展再生能源，但礙於核電缺口造成的貿易逆差對日本經濟所形成的危害，以 及日本視核電為達成減碳承諾的必要手段等現實面，核電政策因而死灰復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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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文也發現儘管民意能夠短暫左右日本能源政策的風向，但政府仍是決定能 源政策走向的最終決定者。而安倍政府上任後，能源政策由原定「零核電」轉向
「降低核電占比」，政策方向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儘管在新的能源政策中提及將 提升再生能源的政策地位，但在核電恢復運轉後，則難保核能不會再次橫亙在能 源政策與再生能源之間，影響日本在未來全力發展再生能源的進程，同時值得學 術界的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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