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作為基礎的合作策展

廖珮珊在對臺博館參與「大館帶小館」合作模式的主要執行者的訪談 中就提到，李子寧以其自身的經驗，陳述了奇美文物館與泰雅生活館兩館 中，不同策展人在特性上的差異（2011:86-88）：

「奇美文物館的駐館員（策展人）─Falahan在部落的地位 比較高，而且跟村裡的關係比較好，看起來他背後的人脈關 係，有能力可以動員他們，所以在展覽上，可以自己做決定，

我覺得這是奇美文物館比較明快的一個原因。事實上奇美文物 館大部分展覽的事，都是駐館員Falahan在處理，包括展品內容 圖片文字說明，都是她一手在指導的，所以她一個人的行動力 比較快。她不需要跟泰雅生活館一樣……而泰雅生活館感覺 上，他們的決策就變得很像一個機關一樣，需要層層來決定，

甚至會碰到，大家各執己見，不知道該怎麼決定的時候。我覺 得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再地感覺泰雅生活館無法按照進度，好 像沒有一個真正的策展人。」

「我覺得差別是……奇美（奇美部落）就展覽來講，不像 大同（大同鄉）那樣，那麼在意展覽本身。奇美對於那是不是 真正代表阿美，並不是那麼在意，只是希望有幾件東西，可以 作為代表性就好了。所以，奇美文物館可能真的不像大同的 人，那麼在意那些東西的真實性、族群性。因此，我感覺到，

其實奇美辦展覽背後真正的動機，並不在文物本身。奇美要做 的，是展現奇美，但是大同想做的，他不想談大同，他要談泰 雅，談整個他們作為一個泰雅族。」

泰雅生活館的策展人Adia，在前期工作中雖然也尋求了地方文史工作 者的協助，嘗試以團隊型態運作，用以彌補行動網絡的不足。由於無法客 觀地掌握地方文化的脈動，聚焦議題，以致於面對臺博館、公部門以及部

落三者權力接合時，無法明確地掌握地方觀點、議題以及策展的意義與關 鍵性，在不同立場與觀點的衝突時，策展人的角色無法穩固，而造成彼此 權力的失衡。

在前面章節的討論中，臺博館與奇美文物館、泰雅生活館基於文物回 部落的移動，也牽動了文物背後有關文化權力網絡的發展，以及文化意識 的再確認，特別是奇美文物館自覺作為地方文化實踐的基地，將這樣的能 量轉化成具體的文化行動，促成更多的部落行動者參與地方館的發展（吳 明季，2011）。身為地方館主要掌舵者的Falaha當然是重要的關鍵人員³⁰， 也因為Falaha擁有這般熱忱，又是具有「策展」能力的駐館員，臺博館也 願意促成第二次的奇美文物回部落─「當奇美遇見臺博」特展，並且開放了 更多展示物件的選擇權給部落，採用部落與博物館文物共同展示的手法。

這些延續性又具有開創性的展覽合作，絕對不是因為臺博物館文物太多而 願意甘冒風險，讓文物外放到條件缺乏的地方館去做展示，而是因為文物 要去的地方，除了基本應有的維護之外，更能讓文物在地方文化歷史脈絡 中產生新角色、新關係的作用，從而建構新的感知、新真實與新生命，這 是一種再生產的機會（林崇熙，2009）。而促使這個文化再生產的觸媒，必 然仰賴「策展」能力的介入。

雖然大家多能認同「策展」專業有其必要性，但是以目前合作展覽模 式的發展來看，「專業」到位的狀態還是少之又少，這必然影響大館勇於冒 險的意願，特別是基於文物「珍貴」性與「不可取代」性的合作。巡迴展 覽的安全模式，還是大館帶小館網絡中最被倚靠的方式，更何況在地方館 活化績效上，所帶來〝帳面〞上的數字，還是最令人賞心悅目。若真是如 此，這樣基於「物件」移動的合作展覽，如要更具展示的效益，甚至擴大

30在Falaha的文章中指出，2009年為了迎接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的開幕活動，部落準備了傳統 巡禮，過程中耆老提供了許多逐漸隱沒的傳統祭儀的記憶，於是啟發了Falaha與部落幹部回覆 傳統儀式的企圖與實踐。儀式包括「豐年祭迎靈、送靈儀式」、「豐年祭前婦女共同釀酒」、

「狩獵祭」。

發生的層面，則需要建立在「策展」能力的基礎之上，這指涉的是一種無 形的能力的建置：技術與思維。

目前大館帶小館的網絡中，筆者認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臺 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的合作策展，或許 可以提供另一種合作的思維：以「人」作為合作基礎的關係。林頌恩

（2011:365）以自身的參與，點出了「大館陪伴小館」策劃展覽的意義。

這樣的思維與實踐，有助於提昇「大館帶小館」網絡建構的意義，而非一 種提供資源的供養與依賴的狀態，如其所言：

「主題策展方式對小館而言，最明顯的轉變便是可透過此一 合作歷程，實際體會策展的內在精神與意義，據以成為具有真實 通過策展考驗的單位；這將使小館不再對所謂的展覽專業職能感 到陌生，因為一切想像的恐懼，有機會在實境的過程中被驅逐、

化解而擁有策展的能力。」

原住民地方館的駐館員多半基於文化熱忱與使命投入博物館行列，但 是要成為具有策展能力的駐館員，就需要一個「蛻變」的過程。然而，這 個蛻變的發生單靠「抽離式」的研習課程是無法促成的，仍需要藉由處理 地方館的「現場」才有機會。林頌恩（2011）援引維克多‧特納 （Victor Turner）（1967;1969）發展自凡‧吉內普（Arnold Van Gennep）「通過儀式」

（rites de passage）的概念，提及地方館駐館員唯有通過總體策展歷程的經 驗，才能從這樣的歷程中獲得深入的體認、知識與技術，更重要的是練就 未來面對獨立策展的種種挑戰。換句話說，大館在此過程中所展現的推動 力，促使小館從原先習以為常的結構狀態，進入反結構的混亂狀態，小館 在從中增長出新的能力來邁向下一個階段的結構化。重要的是，當小館跨 過策展的技術門檻，體悟策展的功能與意義時，小館與大館之間的關係將 更有機會趨向於平等。

基於活化的需求，「大館帶小館」的供養網絡，相當依賴於大館對小

館的輸入。在這樣的過程中，除了物件與展示的輸入外，某種程度上也輸 入了大館的技術與思維的影響。但是在駐館員尚未掙脫展示權力的弱勢狀 態下，地方館雖然勉強活著，也無法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反之，駐館員如 果掌握了策展的相關能力，自然能反轉被動的角色，依照發展的需求，主 動連結資源以促成地方館生命的成長與茁壯，甚至進一步成為網絡中另類 養分的輸出者。

身為大館主要參與者的李子寧，亦提出了自己深刻的體認，指出大館 帶小館網絡關係之間，地方館策展人的存在可以是維繫與調和不同文化的 重要中介（陳鈺如，2012:106）。

「我覺得合作不能只是為了展覽去，展覽沒了就要走了。我 最羨慕的就是史前館林頌恩，可以長期待在部落。就我們館來 說，比較理想的方式可能就是投入一個人長期待在那裡，作為本 館與文物館和部落間的橋樑……，像Falahan她是跟我們想法一 致，我們想的她都可以理解，才能做出這樣的展覽，但是不見得 每個文物館都有這樣的人，扮演橋樑重要的角色。」

可見經營地方館就如同經營一個地方社會，其中的展示都在建構地方 對於社會的多元想像。原住民地方館作為地方文化實踐的基地，在面臨各 項條件不足的困境之下，需要建構其社會的連結網絡，以促成更多社會行 動者的參與。有了多元的連結，就能有網絡的擴張；有了綿密的網絡，自 然就能帶來社會運動相關的力量，進而促成社會的改變。而這些社會的連 結的經營，遠超越物質上的擁有，這些無形的資源是無法蒐藏在博物館的 庫房之中，而是必須累積在「專業」到位的地方館駐館員手上，這些都會 是駐館員在策展操作上最重要的資源與能量。

「用一種陪伴的方式」，讓大館與小館一起走一段策展的完整過程，

就像部落的孩子若要肩負起部落發展的責任與榮耀，就必先要有「蛻變」

與「進階」的證明：成人禮，雖然過程總是淚水、汗水交織，但卻是鍛鍊

意志的要件，這需要用身體的參與來感受。綜上所述，筆者欲藉由史前館 與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的陪伴性合作策展的案例，提出「大館帶小館」網 絡中另一種思維的合作，期望未來能在有限的運作發展中，激發出更具意 義的館際合作。

圖 3 目前「大館帶小館」的運作網絡模式³¹（資料來源：筆者製作）

31近幾年的發展，參與的大館數量並沒有明顯的增加，地方館的參與也非全面性。筆者認 為，或許跟大館自身的發展考量有關，其相對付出的成本增加，加上各館所能負擔的展覽工 作有限，因此，目前並無顯著的轉變。另外，並非網絡中所有的連結都成穩定發展，也非所 有的展覽都能對地方館與部落產生具體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