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作為基礎的合作策展

筆者將鎖定在國立臺灣博物館運用「文物回部落」的概念與地方館合 作的模式上進行討論。嚴格說來，這樣網絡連結並不容易發生，尤其在資 源、權力傾斜的大館與小館之間。

如今，在原住民地方館活化的壓力，公部門不得不採取主動的作為，

運用「大館帶小館」的概念，在網絡之中成為推動的主力，這樣的供需機 會下，促成了這些以「蒐藏」、「展示」原住民著名的博物館有機會能與原 住民的地方館產生對話。雖然，合作的模式多以巡迴展為主，但是仍有一 些轉變與突破性的行動正在可能的空隙中萌芽。它的發生必然與某些條件 的存在有關，而這些實驗都為目前的網絡的供養狀態帶來新的發展空間，

一種有別於巡迴展的合作模式與關係建立。

原民會自2007年起每年實施一連串原住民地方文化（物）館活化計 畫，並於2008年度起與國內其他較具規模與指標性之公私立博物館合作，

推出一系列「大館帶小館」展覽活動，以這些大館的典藏資源為基礎，於 地方文化（物）館中推出展覽以及相關教育推廣活動。而其中的臺博館更 是每次改善計畫中的參與者，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支持者（呂孟璠，2011）。

期間除了一般的巡迴式展覽之外，更推積極推動「文物回部落」的合作性 策展模式，突破了巡迴式展覽中已經「模組化」的展覽內容與物件，試著 將展覽中的主導權利移轉到地方館，大博物館則退位到輔助的角色，對展 覽所需提供主要的文物以及對文物的維護和展示建議。不過，這樣的合作 策展模式，從2009年至今，也只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2009年，與花蓮縣 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合作的「百年來的等待─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

第二次是2010年，與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與合作的「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同」特展；第三次則是再次與奇美原住民文物館合作的「奇美遇 見臺博─阿美文物」特展。另外，在筆者與來義原住民文物館駐館規劃員

Angusan的訪談中得知（於2011年），來義原住民文物館也正與臺博館進行

對臺博館而言，其中有關原住民的收藏，不論從日治時期到後來單位 的移交，無疑的都來自於部落社會，也成為臺博館最重要的核心。面對現 在「開放性博物館」和「原住民文化復振」的社會氛圍，專業博物館似乎 必須審視其社會定位，重新釐出一條與原住民社會接觸、溝通管道（吳佰 祿，2011）。博物館民族學式的收藏在21世紀正面臨正當性的挑戰，透過這 樣文物返鄉的展示過程，除了展覽本身的意義之外，在部落間所引發的後 續效益，也使得這樣的一個行動讓這批文物有了新的意義與詮釋，更期盼 能消弭博物館與地方的距離 (呂孟璠 2011)。而對原住民社會而言，博物館 的物質性、視覺性以及其所代表的傳統與歷史，確實成為凝聚意識、建構 社會需要下可運用的管道之一，而博物館資源的開放，更是擴大了這樣的 需求。大館帶小館的網絡也牽引出彼此之間的連結機會，而這樣的交流也 讓雙方內部產生了變化。

針對臺博館在「文物回部落」的運作過程中，筆者提出四個主要的面 相作為分析討論：

（一）國立臺灣博物館庫房中的「接觸地帶」

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認為「接觸地帶」（contact zones）

的概念，在於呈現殖民環境之下的空間，由於人們在地理位置上和 歷史上有不同的遭遇，卻能在「接觸地帶」建立正在進行的關係。

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則提出將博物館視為一種「接 觸地帶」的觀點，認為若將博物館視為一個接觸區，就可提供互相 理 解 的 方 式 ， 並 且 關 注 當 代 的 原 住 民 （Peers, Laura and Brown, Alison K. 2003）。「接觸」牽引出不同歷史軌跡與文化背景的人群，

在博物館場域中進行記憶的流動與對話，對所謂合法「擁有」的博 物館而言，這些物質相關的生活經驗與傳說故事，可以說遠超過物

質有形的「所有」，一旦這樣的條件被突破了，自然對於文物應該被 怎樣「擁有」而產生了轉變，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接觸過程，解構 了文物作為藏品與標本的意義，而顯現出另一種層次的存在，這是 博物館、文物與原住民之間一種新關係發展。

臺博館在「文物回部落」的合作模式中，將這樣的「接觸地 帶」納入，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泰雅生活館都曾經進入其庫房，創 造類似的「接觸」（李子寧，2011）。而目前對於正在協議合作的來 義原住民文物館，臺博館也希望能有這樣的一個過程，主要是希望 在文物移動到部落之前，能先在「接觸地帶」中調整彼此之間的關 係，再將這樣的關係延伸至後續的合作。

經過「接觸地帶」的主客關係變動經驗之後，文物離開博物館 進入部落更是一種文化權力的移轉實踐。「文物回部落」可視為一種

「權力」的反轉和「知識」的移轉，「權力」的反轉指的是口語、文 字以及文物仿製手段中，與博物館之間所具有的「主導權力」；而

「知識」的移轉，則是以文物的移動與再詮釋，可作為原住民具有 能力說明文物的直接證據（廖珮珊，2011）。這與先前所提到的巡迴 展模式是具有相當大的差異，特別是對於展覽文本書寫的開放性。

這樣的開放，自然也就考驗著博物館與原住民地方館在面對展覽產 出時，如何維持對文物的保護與展示但是又能兼顧文物詮釋的在地 觀點。

（二）雙策展的合作模式

同樣參與「大館帶小館」合作事務的吳佰祿（2011）以自身經 驗明確的點出，臺博館與原住民地方館在合作展覽中對於自身角色 的定位²⁷。

27吳佰祿在「當奇美遇見臺博─阿美族文物特展 」中，主要負責臺博館與奇美文物館的合作 事宜，那是兩館在「大館帶小館」網絡中的第二次合作。

臺博館作為博物館展演人，其角色已非獨立策展 人，而是趨近夥伴關係的框架中，提供佈展文物保存維 護的技術支援，由臺博館建立文物檢視、清潔、維護展 品定位作業動線……。在「物」的知識詮釋上，臺博館 亦退出幕前，不再是知識權威（interpretive authority），

而是尊重在地文化經驗，並嘗試重新認識、體驗在地知 識，以拓展「物與文化」的知識體系新向度之「柔性推 手」（smooth promoter）。

基於以上的理念，在筆者的訪談與觀察中發現，這樣合作有一 種大致上的分工與界線，用以提醒博物館對於文物維護應有的專業 職責和最低底限；也劃出地方館對於文物詮釋應有的權利空間。基 本上，展覽的主題與內容架構主要由地方館來決定，雖然過程中還 是會有相關討論，但是博物館還是尊重地方館的決議。博物館是展 覽內容素材的主要提供者，除了文物的出借之外，在最後佈展以及 硬體設備上提供相關得經驗與資源，促成展覽的完整性與文物保護 的相關措施。在這幾次的合作展覽經驗中，驗證了這樣的文化行動 確實有其效益，特別是因為「文物回部落」而產生部落集體記憶與 認同的召喚。雖然這樣的過程所要耗費的時間與精力相較於巡迴展 來說確實要沈重許多，但是，得知臺博館有意與來義原住民文物館 進行合作接洽，也證明了臺博館願意持續實踐其社會職責的決心。

也因為如此，臺博館在「大館帶小館」的網絡中，成為一個很重要 的依靠與指標。

2010年，大館帶小館網絡運作的第三年（表6），參與的大館數 量有4間、小館數量有12間，比起前年略少了一些。巡迴展依然是絕 大多數館際合作的模式，至於合作策展的部份則有兩檔，依然是臺 博館（大館）「文物回部落」的行動，合作的地方館為花蓮縣瑞穗鄉

奇美原住民文物館（小館）、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小館）。特

巡迴展 2011.03.01~04.24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

巡迴展 2010.11.20~2011.02.27

桃園縣原住民文化

巡迴展 2010.08.13~11.28

花蓮縣壽豐鄉原住

巡迴展 2010.11.13~12.31

從以上的資料（表6），可以看見臺博館在「大館帶小館」網絡

未定 國立臺灣博物館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

住民文物館 協調中 文物進大館

（三）地方館的「策展」能力為影響合作效益的關鍵

在臺博館與原住民地方館合作策展的模式中，博物館雖然擁有 豐沛的文物資源可以提供展覽所需，但是在文物詮釋上的角色卻是 刻意的退到幕後，僅止於文物的專業維護與展示。於是，展覽文本 的書寫，就需要另一位「作者」，也就是地方館的策展人（駐館員本 身或其團隊），其所具備的條件是否完整、能力是否成熟，往往成為 合作過程中影響成敗的關鍵因素。從兩間原住民地方館與臺博館合 作的經驗中²⁸可以發現，一旦展覽形塑的過程中，開放了展示文本的 書寫，地方館策展人的「能力」勢必備受考驗，當然參與其中博物 館也將承擔相對的「風險」。

廖珮珊（2011）針對原住民地方館策展人的觀察，運用布爾狄 厄（Pierre Bourdieu）的行動理論分析，強調個人在原有的社會結構 中，會以自身具有的資本（文化、社會、經濟、象徵資本），去影響 這個原先創造他們生活的世界，所以「行動者」的主觀行動，在社 會結構中開始具有某種程度的能動性和主體性。展覽形塑過程中的

「行動者」（策展人）不僅僅受到體制內外的限制與影響而做出決 定，同時也受到個人的特性、背景和行為等所影響，促使「行動 者」選擇其目的，決定展覽的發展走向以及表述觀點的立場。該研 究中也指出，奇美原住民文物館中之關鍵行動者Falahan²⁹，除了多

「行動者」（策展人）不僅僅受到體制內外的限制與影響而做出決 定，同時也受到個人的特性、背景和行為等所影響，促使「行動 者」選擇其目的，決定展覽的發展走向以及表述觀點的立場。該研 究中也指出，奇美原住民文物館中之關鍵行動者Falahan²⁹，除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