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引據考證為研究手法

酈道元在多焦鏡頭換置的注文布局中，藉三種方式來充實注文的內容，也就 是說，《水經注》以三個管道來取得引證的根據。其一是以典籍史冊的浩繁記載為 據，旁徵博引作為水道地理，及相關地方的參考材料；其二是用采風納俗、訪耆 問故的方式，認識地方道里、景觀、風俗或歌謠等相關訊息；其三則是以身歷其 境的實際經驗為憑，現地考察作為今昔對照的確切資料。親臨現場的地理考察內 容，固然可以表現酈道元耳目見聞的實況，是最具說服力的注文依據。但中國地 大物博，《水經注》中水渠系統涉及的幅員，更非國土疆界所能限制，所以參考各 種地理典籍，納入前人意見，自有其必要之處，因此上至《山海經》、《禹貢》，下 至漢代以來的各種輿圖之書、地記、方志等相關典籍，幾乎皆為《水經注》蒐羅 其中。復以酈氏之注作策略之一，乃是｢即地以存古｣，故而引歷史資料作為地方 訊息的說明時，也需要引用歷代史書、人物傳記等，作為描繪地方面貌與精神。

再加上許多針對多處地名、風俗內容等混淆資料的釐清探討，更會借重到《爾雅》、

《說文解字》等工具類書的輔助。書籍文字的優點是可以保存大量的過去之時空 訊息，讓後人有迹可循，但這種將過去訊息封存凝固的載體，因為無法與時俱進，

隨時更新，透過與當代人物接觸所得的訊息，便可作為一種資料的更新與補強。

所以，藉由對地方風俗的蒐羅，或與地方人士的交談所獲得的內容，都相當具有 現實性與時代性的註解意義與引證價值的。此外，傳統的著作多少都關注在主流 的、雅正的、政治性的核心議題上，對於邊緣的、通俗的、日常性的為小事物較 有所忽略，通過采風納俗、訪耆問舊的管道，可以得到更多案頭書牘所遺漏的珍 貴材料，此一注文內容，亦為《水經注》保留民俗遺跡的養分來源，深具研究價 值。引用典籍、采風訪耆與親身踏查是《水經注》的三股髮辮，綰結成扎實的注 文脈絡，既望著悠遠的前人研究積澱，撫觸著地方的日常生活肌理，也凝視當下 的自我立足所在。下文將以此三向對《水經》文本引證的手法之耙梳，認識《水 經注》在注譯上的特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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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考文獻，引經據典

引用典籍作為說明根據，是一般注疏之作皆會採行的手法，根據鄭坤德《《水 經注》引書考》的統計，《水經注》徵引之圖書，計有經部八十四種，史部二百零 八種，子部六十二種，集部八十二種。⁷大量的典籍文獻在《水經注》中，具有兩 種用法，其一為解釋經文或注文的內容，其二為對照經文或注文的內容，以下分 述之。

一、解釋經文或注文的內容：其中又可從到引據的表現，及引據的態度兩方面 來觀察之。

（一）引據的表現：利用文獻作為經文及注文內容的詳細說明，具有一定的考 證效果與說服力道，尤其是對同一地點博採眾說的手法，更能產生多重的效應，

在此歸納為三點。

1．認識偏遠地域：在中原經驗難以企及的邊疆區域地理中，由於無法親 自探勘現場，借重現有的前人著作資料，以為這些地方說明的輔助材料，更是相 當重要的註解利器。例如為解釋《水經》黃河｢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卷一‧

河水，頁 3-11）一段文字時，便洋洋灑灑地徵引了《山海經》、《括地圖》、《穆天 子傳》、《盟津銘》、《淮南子》、《西域志》、《廣志》、《扶南傳》、《外國事》、《十洲 記》、《遁甲開山圖》等史料或典籍，補充了與河水相關的崑崙、河伯、河圖洛書、

帝王統繼、西域民風、佛國傳說等內容；又如對溫水流域中｢東北入於鬱｣（卷三 十六‧溫水，頁 627-635）的種種說明，引用了《吳都賦》、《地里志》、《荊州記》、

《地理風俗志》、《林邑記》、《晉書‧地道記》、《古今善言》、《扶南記》、《交州記》、

《周禮》、《江東舊事》、《與韓康伯書》、《離騷》、《交廣春秋》、《南裔異物志》、《山 海經》、《俞益期牋》等書，對地理脈絡進行梳理，對風土物產進行說明，並追索 地方發展的歷史軌跡，及敘述以水道為背景的典故傳說等。顯見各種前人的著作 典籍對身在中原，同時受限於國土分裂的作者，在偏遠及異域邦國的地理訊息疏 通上，有極大的助益。

2．整全地理概念：各家之說也可以使一抽象概念更全面完整，例如〈卷 一‧河水〉對於所謂的｢河｣之指涉，便引用了大量的資料作為河水的概念說明：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 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 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 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財也………《莊子》曰：秋水時至，

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 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河洋洋，發 源昆侖……《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白虎通》曰：其

7 詳參鄭德坤：《《水經注》引書考》，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序〉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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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卷一‧河 水，頁 2）

文中對河水的解釋有載負、通流的實體意義，或四瀆之精、元氣之液、地之血氣 的抽象哲思，或流經之大、川水之長的排列次地，或崑崙為源、獨流入海的具體 動向等各種面向的介紹，將這些概念整合組織在一起，則成為一個不僅是地理展 示的水道標誌，而是具有深刻文化層面的河瀆意涵。這樣的說明，其實已超過純 粹地理的學術需求，但也更全面地顯示了古人對空間探討，所涵蓋的面向與思維。

3．疏解注文內容：一般的注作引經據典多事為文本原文疏解意涵，《水 經注》的引經據典作用不僅於此，同時也作為注文本身的注腳依據，同時會層層 推進，作更細緻深入的注文補充。例如：

（經文）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郯縣西。

（注文）《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眾臣，甲舍於襄賁者也。

王莽更名章信也。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魯，

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婼，問曰：少昊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 知之。黃帝、炎帝以雲火紀官，太皞以龍紀。少皞瑞鳳鳥，統歷鳥官之司，

議政斯在。孔子從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竹書 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滅郯，以郯子鴣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

秦始皇以為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即王莽之沂平者也。（卷二十五‧

沂水，頁 458-459）

《魯連子》的內容是對經文中｢襄賁｣一地所做的解釋，可以看出作者以歷史記錄 取代地理資訊的行文模式。其下作者復自新莽時代的地號沿革上溯東周時期的侯 國所在，並以此開啟了文獻對注文的各項延伸說明。是故，援用了《春秋》昭公 十七年事，說明少皞之於郯國的歷紀、職司意義，及其與郯子的先祖淵源，再藉

《竹書紀年》補充了郯國的興亡存廢遺事。《魯連子》的引據，原來只是為了詮釋

《水經》之文而產生的文字，但對《春秋》、《竹書紀年》相關記錄的採納，卻是 為了服務《魯連子》的內容而存在的，這一點在其他的注作中，就明顯地少見了。

（二）引據的態度：在酈氏博采眾說的手法中，對所徵引的資料表現了三種不 同的態度。

1．多方取材的態度：作者在注文中列舉數說，不置可否，以｢聊述聞見，

以志差違也｣的立場出發，以｢淺見末聞，非所詳究｣謙遜兼容之姿自居，卷一釋崑 崙一段，便是具體的例證:

（經文）（昆侖）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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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昆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 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昆侖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 出隴西郡至洛，准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昆侖山入於 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 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

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昆侖之墟，諸仙居之。（卷一‧河水，頁 1）

因為｢道阻且長，經記綿褫，水陸路殊，徑復不同｣，為避免有遺珠之憾，故將相 關的文字一一提供，作為客觀的敘述材料，這裡便顯釋出其涉略之廣，與學養之 深，同時讓《水經注》發揮了整合諸說的功效也。

2．提出個人的看法：雖然酈道元注釋時，參照了許多典籍資料，並且將 其搜尋所致者，皆羅列經文之下，但他仍會加以判斷撿擇，提出自己認為最理想 的說法，此為引用典籍時的第二個態度。例如遠在西域的耆阇崛山，酈氏雖無法 躬身見聞，但他以法顯代己親歷：

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

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又竺法維云：王舍城，胡語云羅閱 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 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

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華供養，聞見 之宗也。（卷一‧河水，頁 8）

酈道元保留了眾人對於山石形貌、道里修短互異的說詞，但提出以法顯之說為準 的觀點，由此看出其徵引資料並非無意識地鋪陳他說，而是帶有個人的判斷意志 之表現。

3．反駁典籍的意見：例如針對黃河水出崑崙一段，有人藉狐狸善聽以渡 水的說法：｢《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冰厚 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聲乃過。人見狐 行方渡。｣（卷一‧河水，頁 2）酈道元便舉《風俗通》駁斥之：｢俚語稱狐欲渡河，

3．反駁典籍的意見：例如針對黃河水出崑崙一段，有人藉狐狸善聽以渡 水的說法：｢《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冰厚 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聲乃過。人見狐 行方渡。｣（卷一‧河水，頁 2）酈道元便舉《風俗通》駁斥之：｢俚語稱狐欲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