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水經注》的水脈視野
第三節 關懷民生水利
《水經注》除了從《山海經》、《禹貢》處承襲的地理素材與綱紀原則外，也 自《史記‧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中吸收了以水道、水利為記述重點的著 作內涵。司馬遷所作的《史記‧河渠書》為首部史冊中水道地理專篇，其篇幅並 不長，內容敘有禹疏導洪水事，並記鴻溝、西門豹引漳水溉鄴、鄭國渠、曹渠、
49 詳參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
50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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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首渠等數件治水或開渠事略，文終則記元封二年（109BC）漢武帝力阻黃河瓠子
（今湖南濮陽線西南）潰決不果，最後以《瓠子之詩》誌哀。司馬遷原就遊歷四 方，綜觀名山大川與諸國故渠，復以此事為切身經驗，親自參與負薪塞決之役，
更深刻感受到水利之於國家民生之影響至鉅，故萌發撰作〈河渠書〉之思，觀其 語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
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51這件事同時也被酈道元收錄在《水經注》內，甚至細 述了｢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南泆，漂害民居｣、｢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沉白馬、
玉壁｣（卷五‧河水，頁 84）的場面，並完整地載錄《瓠子之詩》的內容，及｢卒 塞瓠子口，築宮於其上，名曰宣房宮，故亦謂瓠子堰為宣房堰｣等事蹟，瓠子水的 整治到了東漢仍有後續發展：
平帝以後，未及修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二年，顯宗詔樂浪人 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沖要，疏決壅 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卷二十四‧瓠子水，頁 431）
據《後漢書‧循吏列傳》所言，王景｢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
《河渠書》、《禹貢圖》｣52，足見在漢代言水利之事，欲行｢商度地勢｣、｢鑿山破砥
｣、｢疏決壅積｣等工事，《河渠書》已為不容忽視之指導要典，堪可與《山海經》、
《禹貢》古籍並列了。
《漢書‧溝洫志》承續了《史記‧河渠書》對渠道、水利沿革的記錄慣例，
在司馬遷撰述的基礎上，增添了後來發生的幾件水患事件與治水始末，這種書寫 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啟迪了《水經注》的內容成分。水患問題，特別是黃河及其支 流泛濫決堤的困擾，始終是歷朝各代的施政重點，誠如陳識仁所言：｢在中國古代 的歷史上，專制統治未必伴隨治水而生，但歷代重視水利卻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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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道元所 處北魏一朝，也經歷過不少的水患災害，在《魏書》中可知太武帝延和三年（434）、獻文帝皇興二年（468）、孝文帝延興三年（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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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有水澇之禍發生，《水經 注》關切於此，並在書中多處與《漢書‧溝洫志》相參照，例如：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 東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
高四五丈。（卷五‧河水，頁 77）
51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412-1413。
52 范曄：《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台北：鼎文書局，1994 年，頁 2464-2465。
53 陳識仁：《水經注與北魏史學》，頁 137。
54 分別參見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四‧世祖紀〉頁 83、〈卷六‧顯祖紀〉
頁 129、〈卷七‧高祖紀〉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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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為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釃二 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 王莽河也。（卷五‧河水，頁 79）
從追索水道流向、路徑的細節中，歷數川渠沿革變遷的過程，寫入水患的發生的 困窘之情，與解決方案及此後發展，其關切水利事宜之用心也就不言可喻了。自
《漢書‧溝洫志》之後，中古諸史並未接續此一治水體例，直至《宋史》之後，
方始復見相關專題篇章，其後的《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雖相繼載 錄而不再等閒視之，然此間的水道地理資料於史作中的闕漏，僅能依賴《水經注》
中記載的大量古代河川的資料，包括天然水系的組織脈絡、溝渠湖泊的汛泛週期，
與人工水利設施如交通運河、灌溉渠道等，作為珍貴的參考係數，遂被後人視為 繼《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之後的渠道整治珍本。後世效仿之作，如 黃宗羲的《今水經》、李元的《蜀水經》、齊召南的《水道提綱》、徐松的《西域水 道記》等，甚至以酈書為水道地理之祖本。55
由於受到了《史記‧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的影響，加上酈道元自身 的生命經驗，水利單元被納為《水經注》的內容之一，反映的是水害對生命財產 嚴重威脅的實況，所以酈道元在撰寫各地水文概況時，也會將此不容忽視的問題 放進相關說明中。有的水患敘寫僅作災害景況的記載，對於其形成原因或改善之 道並未著墨，例如：
（濮水）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
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漢世塞之。（卷八‧濟水，
頁 132-133）
希水又南，積而為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轪縣東而南流注於江，是 曰希水口者也。然水流急濬，霖雨暴疾，漂濫無常，行者難之。（卷三十五
‧江水，頁 608）
這種書寫方式大抵以其水患程度或影響層面較小，亦可能是非經年常態的發生，
其相關參考資料可能有限，所以僅在水道說明中附上一筆，較未作事件類型的敘 述，這類的文字雖未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但仍有助於理解古人的生活面向，與水 患發生的歷史影像。
有些記錄則會稍加詳盡，進一步提出水害的形成，和當地的用水習慣或方式 有緊密關聯的考察：
55 參見陳識仁：《水經注與北魏史學》，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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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 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
則河決，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復引河。（卷一‧河水，頁 3）
除了川渠自身特性曲折多彎、含沙量高，容易導致淤塞外，百姓們缺乏認知，沒 有趨利避害，反而成為水患的推手，這時，地方教育與政策就是解除危機的關鍵 了，這類的敘述對於防災政策的施行便極具參考價值；有的水患記錄則並敘地方 官員的整治策略，說明了災情的發生與解決：
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回折至南塘，本通章江，增減 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減，
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於夏月，江水溢塘而過，居民多被水害。至宋景 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開塘為水門，水盛則閉之，內多則洩之。自是 居民少患矣。（卷三十九‧贛水，頁 683-684）
歷任地方官員都同的水利舉措，水塘原為調節水位而築，卻反招徠江水溢塘的災 害，繼任者透過閘門的設置，方始去其弊而得其利，顯示了水患的解決有時是以 一種接力的方式在進行的，而《水經注》的水患記錄，正好捕捉了這樣前行後繼 的發展軌跡。
要處理水患，便要從成功的案例找尋解答，所以《水經注》的內容也包羅了 許多與治水相關的紀錄，其中有很大的部分來自於對過去時代治水典範的瞻望與 回顧。在《水經注》中，酈道元特別關注了三個不同時期的人物事例。其一為上 古時代的大禹，其二為戰國時代的李冰，其三為東漢時代的王景。這些典範人事 的提存，在作為水利建設記錄的同時，也反映了自然山水的景觀特色，或地方風 情的文史資料。故而民生水利的觀察在酈道元的筆下，透過人物形象、事件始末 及工程設施的言說，已自地理性探討出發，轉化為對文學與文化推展鋪陳的基礎 元素。以下即就上舉三個典範人物事例進行說明。
大禹治水的書寫有兩個面向的發展，一是切合現實景象的客觀書寫，一是以 大禹治水為核心所作的延伸敘事。客觀性的書寫又有治水遺跡及治水手法兩個部 分。禹的治水遺跡從黃河的源頭伏流開始，｢河出昆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 而通之，出積石山。｣（卷一‧河水，頁 1）便有簡要的記載；又或以｢梁山北有龍 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卷四‧河水，
頁 54）述及大禹治水遺跡，並敘歷代在此立祠祭祀諸事；又或｢砥柱，山名也。昔 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 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卷四‧
河水，頁 65-66）是說明透過對地形的改變，解決水患問題，也可以說是治水工程 對地貌的影響。治水的手法像是｢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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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龍門矣。｣（卷四‧河水，頁 54）、｢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
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沖，此江遂絕｣（卷三十四‧江水，頁 596）等文字，多在 減少阻遏之勢，疏導川水等方法著墨，常與遺蹟內容並行，也因此兼有敘景之筆，
｢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 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卷四‧河水，頁 53）即是 明顯而深刻的一例。
《水經注》中提及大禹治水事，計有二十餘條，足跡遍及了河水、涑水、伊 水、淮水、江水、沫水、湘水、漸江水、斤江水等水道系統，顯示出其治水區域 範圍的廣闊，及備受重視的程度。大禹治水的敘述在對治水患的基礎上，又延伸 至人物的聯繫，與神器的鏈結。人物的聯繫像是禹娶塗山氏之事：｢禹娶塗山氏女，
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
禹墟在山西南，縣即其地也。｣（卷三十‧淮水，頁 533）是從禹和塗山氏的婚配 故事中，不僅提示其｢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無私精神中，感戴大禹櫛風沐雨、披星
禹墟在山西南，縣即其地也。｣（卷三十‧淮水，頁 533）是從禹和塗山氏的婚配 故事中，不僅提示其｢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無私精神中，感戴大禹櫛風沐雨、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