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水經注》對文史的考掘
第一節 提供地名由來的掌故
南北朝的宋元之際，是地記書寫大量盛行的時代，透過《四庫全書》了解，
可知《水經注》的分類定位，亦在地理方誌書寫之林。而早期地理方記的內容多 半為單一方向的側重，例如常璩的《華陽國志》以記地方歷史、古蹟、傳說為要；
應劭的《地理風俗志》，重點在於講述地方的民情風俗與信仰；郭緣生的《述征記》
以地方的山川地貌、特色物產為主，皆是有所偏重的取材與表達。4地理方志的發 展必須經過長遠的時間提煉，才越趨成熟。直到有清一朝，章學誠才歸納出方志 內容的重點單元：｢凡欲經濟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志 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做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做掌故，倣《文選》、《文苑》之 體而做文徵。三者相輔而行，缺一不可。｣5雖然以史傳、掌故、文辭三足鼎立的方 志書寫要領，是後人的心得反饋。事實上，在酈道元的《水經注》中，便已具備 此三要素的雛型了。關於文學英華的部分，前之章節已有專述，關於史傳與掌故 材料的發揮，則可在此作對地方名謂的標示說明中，掌握到豐富而多元的表現。
命名是一門藝術，可以賦予人、事、物與眾不同的特殊價值及獨立性格。一個地 理空間，不論是城池都邑或山川景觀，都能因為命號的成立，而發展出自身的面 貌與精神。地方場域本身原是中性的容受空間或視野景觀，但因人居存其中，與 此地方有了互動交流，於是人們便會對此空間有了記憶、情感與解讀，並且為此 地域空間註記上各種辨識的符號，使其具有甄別的作用，林淑貞在對地誌書寫的 研究中亦曾指出：
人與地理環境，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存有，人因為地理而存在而滋養，地理 因為人之彰顯而以文化的意義，否則山川水文，隨處皆有，為何如此命名？
為何有此事跡？為何有此軼事？皆是人以思維累積而成的文明與文化，山 川河嶽兀立天地之間，因為人的命名思維，而有了存在的生命，不再是壙 野，不再是廢石，不再是不知名的地方，標示地理名稱，其實就是人類思 維的具現。6
此言明白地揭示了地理空間與人物事蹟形成的交互作用，以及地方命名的人文價 值，故而地方名謂不僅是生命的承載與活動場域，更是歷史印記與文化意義示現 的具體表徵。
《水經注》對地方名謂的標示說明，具體的表現是以各種不同的事例，傳達
4 詳參參見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頁 13-20；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 與意蘊》，頁 125 之列表。
5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議‧方志立三書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702。
6 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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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命名的方式或緣由，因此，呈現出此作對地域文化與歷史的探究與考掘行動。
關於地方命名的原則，在《水經注》中所引用的應劭《漢官儀》內容，可資參考：
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 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
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
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卷二‧河水，頁 23-24）
上述的命名原則大致可歸納為兩種型態，一借歷史內容以名之，即以列國、舊邑、
號令等因素為命名條件者；一借地理內容以名之，即以山陵、川原、物產等因素 為命名條件者。《水經注》對地方景觀的名號的來由，也有依循此說做為地名解釋 的表現。例如：｢（汾水）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
以賜大夫原氏也。｣（卷六‧汾水，頁 103）即以列國之名為地號；｢（器難之水）
又北，逕京縣故城西，入於旃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號京城太叔。
祭仲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卷七‧濟水，頁 124）即以舊邑之名為地號；
｢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為名也。｣（卷十一‧
滱水，頁 206）即以山陵位置為命名根據；｢穀水出千崤東馬頭山谷陽谷，東北流，
歷黽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戶為縣。因崤黽之池以目縣 焉。｣（卷十六‧穀水，頁 285）即以川原流徑為命名根據；｢扶柳縣故城在信都城 西，衡水逕其西。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扶柳也。｣（卷十‧濁章水，頁 185-186）
即以所出物產為地名；｢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
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鬥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 鉤陳並氣，下制所臨之辰，則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卷四‧河水，頁 73）
即以號令掌故為地名。這些對地名來由的說明，都是對上述命名原則的呼應，也 是《水經注》中對文化歷史考究的初淺表現。
但是，《水經注》中的地名標示說明，有較諸《漢官》所言的內容，更為複雜 且深入的文史考掘表現。首先，《漢官》所言的命名對象，是屬於國家行政層次的 郡縣都邑，酈道元所言必然涉及於此，並與此相對照，卻又會超出此範圍。例如：
｢又東北逕邑川城南，即漢封竇門之故邑，川受其名。亦曰竇門城，在函谷關南七 里。｣（卷四‧河水，頁 61）是川水以故邑為名；｢滽滽之水，出於釐山，南流注 於伊水。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因以名溪｣。（卷 十五‧洛水，頁 275）是溪水以山上祠廟為命名根據；｢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 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卷十二‧聖水，頁 221）是山岳以所 出物產為山名；｢河水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昔有鳳 烏飛遊五峰，故山有斯目矣。｣（卷二‧河水，頁 26）是以祥兆傳說為山名掌故。
所以本節所指稱的地方名謂，並不單指具行政區域劃分意義的郡縣都邑，更包含 123
了原就存在於天然環境中的山陵川渠等地貌景觀。不論是人為的區分，或是自然 的呈現，都因人的置入而成為命名的對象，並被賦予了特殊的空間意義。其次，
地方名謂的命名根據原則，就《水經注》所羅列呈示的，遠超過上述所及之幾種 方式，《漢官》所提的方向，可視為一個基礎根據，《水經注》的地方命名因素則 又擴充發展之。例如：｢洛水又東，渠谷水出宜陽縣南女幾山，東北流，逕雲中塢，
左上迢遰層峻，流煙半垂，纓帶山阜，故塢受其名。｣（卷十五‧洛水，頁 269）
是以山阜雲霧繚繞的形象為名，又或｢滱水又東，逕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 使樂羊滅中山。蓋其城攻中山所造也，故城得其名。｣（卷十一‧滱水，頁 206）
是以人物的功業紀錄為地名，都是超過上列條件的命名資源。最後，《水經注》對 地方名謂的討論研究，除了以簡短的命名來由，或偶然增添的附註資料，還有許 多說明資料的表達，是以更詳細豐富的人物事例做為掌故提示，或以此地理空間 為背景，敘述發生於此地的代表事蹟，此點也正是《水經注》對文化歷史進行考 掘的積極表現之一。
綜上所述，《水經注》對地方名謂的標示註解，既擴大了空間討論的範疇，囊 括了人為與自然的環境，也包舉了更多的命名的方式，廣納各種賦予空間意義的 材料，更深入敘述地方獲名過程，勾勒不同的地方精神與地景姿態。關於地方命 名過程中，相關文史內容的深入探索，《水經注》的具體表現發揮在以人為主體，
及以物為主體的兩大敘述方向。
壹、以人為主的敘述：
在以人為主的敘述內容中，又可區分為史傳類材料，與軼聞類材料兩者。
一、引史傳材料解說：
主要是透過對史傳文獻的引用，釐清地方名號的由來，故多出現在以列國或 舊邑為名的地方說明中，例如：
縣，故唐國也。《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曰：余名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 王居，王援桐葉為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請曰：
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於唐。
縣有晉水，後改名為晉。故子夏敘《詩》稱此晉也，而謂之唐，儉而用禮，
有堯之遺風也。（卷六‧晉公水，頁 112）
作者先引《春秋左傳》對唐縣自列國之號獲名的解釋，次引《呂氏春秋》所記的 桐葉封弟之事做為此空間的代表事件，其間再補充縣邑的名號履歷，最後引子夏 敘《詩》之文，做為此地的民情風格標示。又如：
濮渠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之衛，路出於蒲者也。《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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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為蒲宰，以私粟饋眾。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
余按《家語》言仲由為蒲宰，修溝瀆。與之簞食瓢飲，夫子令賜止之，無 魯字。又入其境，三稱其善。身為大夫，終死衛難。（卷八‧濟水，頁 134）
此例以衛之蒲邑為蒲城舊稱為說，並追索孔子弟子子路為蒲宰的兩件事蹟，為此 地注入古風與精神，形塑了此都城的面貌，同時兼及了《韓子》與《家語》文字 的版本校勘，以此做為文史的備註資料。
在史傳材料的人事敘述中，地名在透過歷史記載解釋後，通常做為《水經注》
所引事例的背景空間。因為這類以列國、舊邑的地方命名因素，固然有一定的歷 史意義，但將史傳文獻中發生在此空間中人事情景，做為地方事件的代表，更具 有強化地方文化義涵的作用。
二、引軼聞材料解說：
在以軼聞為材料的事例中，人物的活動通常提示著地方的空間情境，並用以 表達地方的名號稱謂，使之具有深刻層次的生命內容。例如由卷縣治之名來自於｢
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囚徒十餘萬人汙其土，表以汙惡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
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囚徒十餘萬人汙其土，表以汙惡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