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水經注》的水脈視野
第二節 闡發地理科學
《水經注‧原序》開卷雖直指道：｢《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但也 強調其作乃是｢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說明《水經注》一作乃是以《水經》為 梳理底本，衍發而成的。足見《水經》是觸發其著作的根本動力，也可想像《水 經》在當時，應是較全面蒐羅水道資料的一部專書。此書以描述水道系統與其地 理分布的的研究，開歷代水系專書之先河。儘管對於《水經》作者、問世年代等 考證，至今仍未有定論11，然無損於本作的開創性表現，其特色在於打破前人依照 行政區域的劃分為綱目記敘水系內容的傳統，以水之源流脈絡、主幹旁枝、流域 展佈、終結迄所等為考察次第，較完整地反映水道的天然面貌，也確立了｢因水證 地｣的水文研究方法，故為地理學水文研究的一大進步。12《水經注》雖是據《水 經》內容發展而成，然其篇幅明顯較之增加許多，其範疇已非《水經》所能限囿。
故《四庫全書總目題要》便稱：｢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
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13若據今日對其中所及河、渠、湖、
11 參見胡欣、江小羣：《中國地理學史》，頁 120-121。關於《水經》，歷代史冊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隋書‧經籍志》：｢《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水經》三卷，郭璞撰。｣
《新唐書˙藝文志》：｢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通志‧藝文略》：｢《水經》三卷，漢桑 欽撰，郭璞注。｣然《四庫全書總目題要》推翻作者為桑欽之說：｢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 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 廣漢已為廣魏，則絕非漢時。鐘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
｣此外，還有地理學家王成組教授於其《中國地理學史》中提出：｢所謂《經》與《注》可能都是酈 氏一手所編成。｣（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150。）的看法，但遭到陳橋驛駁斥，
參見《歷道元與《水經注》》，頁 24-26。
12 參見胡欣、江小羣：《中國地理學史》，頁 119。
13 《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48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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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陂、澤、泉、池等水道系統的統計，竟多達兩千五百九十條，胡欣、江小羣
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 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
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 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 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 著明者也。21
足證劉歆主張《山海經》為上古帝國對國土疆域的空間說明，與地理資源、風物 名俗的細目造冊，可以說是一部反映遠古先民對生活環境認知的地理著作。雖然 在地理知識演化的過程路徑中，科學或理性的用語是日漸進步發展而成的，但《山 海經》的表述方式，不惟讓今人覺得匪夷所思，即使在劉歆所處的時代裡，司馬 遷也曾說過：｢余不敢言之也｣22一語。儘管其可謂是中國早期的地理觀察紀錄之一，
却因所誌年代古遠，內容多涉荒誕離奇之神話，故在歷代圖書分類上，其定位始 終有些落差。23值得注意的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山海經》有三十三篇，
置於｢數術略形法家｣中，到了《隋書‧經籍志》則錄入其二十三卷，歸於｢史部地 理類｣。比對此二時對《山海經》的歸納表現，除了觀察到《山海經》隨著時代的 變遷，卷帙內容可能有所佚失外，更重要的是對《山海經》定位的轉向，或說其 內容中地理科學價值日益獲得的肯定。自漢末降至隋唐，正是歷史上分合狀態遽 變的時期，久居中原的政治核心人士，經過蜀漢或東吳及晉室南遷等政經重鎮轉 移的歷程，體驗到了別於黃土高原的異地風光與江南景致；尚居華北的仕人，也 因異族問鼎中土，刺激其在摻入他者的視角中，重新審視這片世代居寓的錦繡河 山。雙方應都可透過前代相關著作發現某些地理資料印證與提示，經過一段時間 的咀嚼、消化，形成新的思維，顯發於酈道元所處的南北朝時代，並且繼續蔓延 至其後的隋唐盛世。
《水經注》既在地理訊息的撰寫方式上，對《山海經》有所吸收，透過兩者 的比對，便可捕捉到這種軌跡，深入探勘，更可考察到《水經注》在此基礎上，
再進一步的發揮。觀夫《山海經》主要內容大致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為地理知識的相關記載，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等成分。例如：〈西山 經〉：｢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冡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囂水出焉，
北流注于湯水。｣24、〈海外南經〉：｢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一曰 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25《水經注》中也有類似的筆法，例如：｢又東南，
21 袁珂校注：《山海經》，成都：巴蜀書社，1996 年,，頁 540。（附錄：西漢劉秀〈上山海經表〉）
22 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年，頁 2604。
23 《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三十三篇，置於｢數術略形法家｣中，《隋書‧經籍志》則錄入其二十三卷，
歸於｢史部地理類｣，到了清修《四庫全書》，已將之改屬｢子部小說家類｣。這些歸類的結果，都可 見出因對其內容側重闡發，所造成的影響。
24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33。
25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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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于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
（卷三‧河水，頁 42-43）、｢此水徑摩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 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
｣（卷一‧河水，頁 4）在此可以發現《水經注》於標記地方的山川名號、山脈座 落所在、水道流向和流域等資料時，其敘述語法與《山海經》非常接近，但會更 留心於農業灌溉的水利表現，有關注民生經濟的現實取向；在說明異域民族時，
也更多細緻而確切的成分，並且多與中國本土特質相參照，這是《水經注》對在 地文化較前作著墨更深的表現之一。
第二類為地方特產、醫療藥物等相關內容。例如：〈西山經〉：｢又北二百二十 里，曰盂山，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其鳥多白雉白翟。｣26、〈中 山經〉：｢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如椶莢，名曰植楮，可以已癙，
食之不眯。｣27《水經注》中也有此類的記載，例如：｢南崖下有風穴，闕大容人，
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淩人，不可暫停。
而其山出雛烏，形類雅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繢采紺發，觜若丹砂。｣（卷 十三‧漯水，頁 234）、｢故道南出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癭疾。｣（卷二十七‧沔 水，頁 492）；《水經注》此處的用語表現已脫離《山海經》那種荒誕誇飾的想像特 質，改以較為平實寫真的描述，或以比擬況譬的詞句表達不同地區的氣候現象，
及物產的品項、面貌、功能等。有時更會佐以與物產相關的故事，一方面說明了 土宜方物之特色，一方面充實了土地的歷史人文內涵。
第三類為巫祝概況、祭祀規定者。例如：〈海外西經〉：｢巫咸國在女丑北，右 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28、〈北山經〉：｢自單狐之 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 雄鷄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29《水經注》中亦有類似的相關記載，例如：
｢雁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陽門水，與神泉水合，水出葦壁北，水有靈焉，及 其密雲不雨，陽旱愆期，多禱請焉。｣（卷十三‧漯水，頁 238）｢沮水南逕臨沮縣 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 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于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卷 三十二‧沮水，頁 565）。從《山海經》於諸山卷末皆記載祭祀的對象、祭品的規 定與祭典儀式等細則，可把握古人萬物有靈的自然宗教觀，與所謂｢國之大事，惟 祀與戎｣的重祀態度。而《水經注》中對各個地方的信仰觀察，敘寫其中的崇拜內 容、祭祀儀軌、宗教建築等，已轉向為對民俗風尚的採集，由此亦見出自然土地 與人文習俗實存在著不可分割的深刻聯結。
第四類為預兆徵候的記錄。例如：〈南山經〉：｢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
26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71。
27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143。
28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263。
29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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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草木，多水。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
酈道元在《水經注》的山川考察中，每每以《禹貢》為參照係數，或資為佐 證，或引以相較，分析正誤條例，提出今昔差異，在《水經注》的自然環境說明 中，也可以捕捉到其對《禹貢》地理科學表現手法的吸收與轉化。《禹貢》所言的 地理內容主要有下列五個要項組成：
其一為九州之劃分原則，按學者王庸的說法，主張九州的劃分乃以自然條件 為劃分原則，他說：｢兗州之間於濟、河，徐州之在淮北、濟南，而雍、梁二州，
約以秦嶺為界。｣36《水經注》中也會有類似的筆法，例如：｢漢水又東逕魚脯谷口 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卷二十七‧沔水，頁 492）、｢沔水又東 為漆灘，新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築陽分界於斯灘矣。｣（卷二十八‧沔水，頁 499）
但是《禹貢》中所言的州治區域幅員比較廣大，《水經注》中的縣轄範圍明顯所小 許多，顯示經過時代的遞嬗，在行政管理上的分級有了更細膩的層次分階，而以 山嶺、水道作為統轄疆界，顯然是相當理想而值得沿用的區域鑑界模式。其次，《禹 貢》以山川、河流為劃分的九州名目，成為地方的歷史性指標，於是後代方志或
但是《禹貢》中所言的州治區域幅員比較廣大，《水經注》中的縣轄範圍明顯所小 許多，顯示經過時代的遞嬗，在行政管理上的分級有了更細膩的層次分階，而以 山嶺、水道作為統轄疆界，顯然是相當理想而值得沿用的區域鑑界模式。其次，《禹 貢》以山川、河流為劃分的九州名目，成為地方的歷史性指標，於是後代方志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