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為本

如上章所述，黃老學說中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就是以法為依歸。文、景 二帝誠如上節所述，相當強調法治，所謂上行下效，君王如此，臣下治事也 必然重法。當時有名的學者，如賈誼、鼂錯，二人都深諳法律，並多次修訂 律令²⁷⁷。不過，論及法規的重視與徹底執行，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張釋之。

張釋之秉公執法，上至君王、太子，下至平民，他一併以法為原則。他任職 為公車令時，太子(景帝)與梁王一同乘車入朝，到了宮殿外的司馬門，卻不下 車，張釋之阻止二人進殿，並舉奏二人不在公門下車，是為不敬，應當受罰，

而文帝也欣然接受，自慚：「教兒子不謹。」薄太后才派使者拿詔書，免太子 與梁王之罪，使其入殿。²⁷⁸這證明了，即使尊貴如太子或諸侯王，皆在法律 規範之內，無有例外。之後，張釋之升為廷尉，以「持議平」為當世所讚稱，

其中兩個案子，尤為顯著。一是縣民犯蹕的案件。《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說：

277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文帝一些政策，多採取賈誼的建議，其言：「諸律令所更 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詳見(漢)司馬遷撰：《史記》(八)，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頁 2492。)而《史記‧袁盎鼂錯列傳》記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 先所。」又「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 定。」(詳見(漢)司馬遷撰：《史記》(八)，卷一 0 一〈屈原賈生列傳〉，頁 2747。)由上 所述，可知賈誼與鼂錯深諳律令，且多次協助文帝、景帝修改律法。

278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 0 二〈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2754。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穚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

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 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秦當，一人犯蹕，當罰金。

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

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 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 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²⁷⁹

第二例則是偷盜高廟中座前玉環的事件：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 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

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 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 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²⁸⁰

上述兩個事件，都是百姓犯法，所觸及的對象都是皇族。第一個是縣人因走 避不當，驚擾皇上座車的馬，處以罰鍰的刑責；另一則，是盜賊偷竊皇族宗 廟前的玉環，受處死刑。兩案件都是驚擾漢文帝，兩次文帝皆大怒，認為張 釋之判刑過輕，而張釋之的判決，不因為文帝的憤怒而有所改變，並據法直 言，最終都得到文帝諒解且更受重用，天下人也都更加敬重他。

首先，分析兩個案件，第一個是縣民在皇上車隊行進間，因為走避不及，

匿於橋下，以為車隊已經通過，沒想到一出橋剛好驚嚇到皇帝座車的馬，也 驚嚇到文帝，因此被交由張釋之治罪，依當時法令：「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

279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 0 二〈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2754-2755。

280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 0 二〈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2755。

第三章 漢初黃老人物的治世態度與具體實踐 - 163 -

金四兩。』」²⁸¹張釋之判處犯蹕者罰金，文帝大怒，認為縣民驚擾到他的座騎，

差點傷害到皇上，判刑為何這麼輕？另一事件，盜賊竊取皇室宗廟中座前的 玉環，捕獲賊人，又交由張釋之治罪，釋之判罰他「弃市」，即死罪。文帝又 大為不滿，認為應判誅族之刑。二案件中文帝都認為犯人所侵犯者是皇族，

理應加重刑責，而責怪張釋之量刑過輕，面對這樣情形，張釋之仍從容答辯，

堅持依法判刑，其著重點在於刑犯所犯的案子的性質，而不在於侵犯的對象，

因此以「犯蹕」及「盜宗廟服御物」的律條上奏皇上，分別處以「罰金」與

「弃市」的判決，並陳述行法公平的重要性。再者，由張釋之的答辯，可看 出當時漢朝對法律觀念的重點：

第一、法有絕對的崇高性。上到天子，下至百姓，都屬於法所規範的 對象，一切的行事，都屬於法律管轄範圍，以法為最高依歸。就如張 釋之所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第二、強調執法者的公正性。當時中央平議刑罰的官員「廷尉」，《百 官志》說：「廷尉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²⁸² 因此，廷尉的判刑輕重足以影響下面各個官員對於案律的判斷，所以 張釋之說：「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並堅持依法判刑，不因文帝的憤怒或犯法者所侵擾的對象 有所改變。

第三、即使同樣的罪，也因程度上的差異，判罰有所不同。文帝本以 為盜竊高廟的器物，應處以誅族的刑罰，張釋之反對，他認為同樣的 罪罰，仍有情節輕重的不同，並舉例，同樣是死罪，「取長陵一抔土」，

即所謂盜竊高祖之墓，與偷盜玉環二罪相比，「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

281 引如淳語，見(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 0 二〈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2755。

282 引自《史記》案語，見(漢)司馬遷撰：《史記》(九)，卷一 0 二〈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2755。

之逆也。」²⁸³因此，張釋之上告文帝，若是盜玉環要判上誅族如此嚴苛 的罪罰，那面對更嚴重的案情，將無法判其罰處，所以，同樣的罪，

也因案情嚴重性而有所不同。

又如田叔，曾學黄老術於樂巨公(見附表二)，景帝時，景帝的胞弟梁孝王 派人刺殺吳相袁盎，景帝派田叔去查明案情以回報，田叔建議景帝不要插手 此事，其言道：「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

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田叔認為，梁孝王派人暗殺朝廷命臣屬實，景 帝若是插手，只有兩種情形：一者，就是赦免梁孝王刑罰，成為例外，這樣 於法所不容，漢法無法奉行於天下；二者，若依法判梁孝王刑責，那太后將 會擔心憂慮，於孝道方面，景帝又無法兼顧到，因此交由執法單位判決，最 為恰當。²⁸⁴ 由這一例子，更可顯現，漢代臣下對於法律的看重，即使貴為皇 室子弟如此的皇親貴族，若違法則仍需依法處決，皇上也不可輕舉妄動，有 所施恩例外。

由於黃老學說影響，漢代法律具有絕對的崇高地位，執行法律的人更被 要求必須秉公依法處理，這樣才能信服天下，讓眾民以法為依歸，因此張釋 之才會在犯蹕一案，說：「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既然交付廷尉，就 應尊重廷尉依法所下的判決；並在盜高廟坐前玉環一案，也說：「法如是足也。」

刑責也要以「順逆為差」；而田叔也說，若景帝插手管理梁孝王刺殺袁盎一案，

漢法會不得行。文、景二帝也奉行黄老，著重法治，因此文帝也贊同張釋之 的意見，景帝讚同田叔大稱其賢，二帝更加重用此二者，天下也讚揚二人的 作為。由此可見得，漢代上下重法，官吏治事，以法為本，連同天子庶民的 一切事務，皆須依法規範，沒有任何人有特權。這與秦代法家的法的最大不 同之處，法家的法規只約束到君王以外的人物，君王本身是不受法規限制的，

283 見如淳語，(漢)司馬遷撰：《史記》(九)，卷一 0 二〈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2756。

284 詳見(漢)司馬遷撰：《史記》(九)，卷一百 0 四〈田叔列傳〉，頁 2777。

第三章 漢初黃老人物的治世態度與具體實踐 - 165 -

這也就是漢行黃老的重法與秦行法家的重法相異處之一。²⁸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