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事務方面

在處理國事方面，君王與臣下最大的相同點在於，強調遵守法律的規範。

這也是黃老治術所強調的重點，法度是天道降於人事的準則，無論任何身分 地位，都需秉照處理。所以，景帝身為太子時，未遵守法規，依然接受處罰；

梁孝王派人刺殺袁盎一樣要接受刑責。至於在行法的態度上，文、景二帝是 較為嚴明，臣子則是較為寬緩的。雖然文、景二帝儘量減輕刑罰，並且常大 赦天下，但是，時人仍認為「「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³¹⁵雖然將將許多 肉刑改為鞭笞刑責，但仍常有犯人受刑時，未及鞭數，就已喪命³¹⁶，又帝王有

314 (漢)司馬遷撰：《史記》(六)，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頁 2061-2062。

315 見馮唐語，(漢)司馬遷撰：《史記》(九)，卷一 O 二〈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2759。

316 (漢)司馬遷撰：《史記》(六)，卷五十三〈曹相國世家〉，頁 2029。

第三章 漢初黃老人物的治世態度與具體實踐 - 175 -

時因犯法者所作的違法之事是涉及帝王諸侯者，便要求加重刑罰，例如前所 舉的犯蹕與盜高廟玉環事件，但每一任廷尉未必都能如張釋之能依法辦理，

直言進諫，這樣的結果自然是犯人被重罰；不同的，黃老臣子在治理百姓時，

大多採取較為寬緩態度，雖說是因襲前人的制作，但在審理案情時，是盡量 以寬大眼光來處理，例如：張歐，這樣對於百姓，也可減少冤獄或處罰過當 的情形產生。這是君王與臣子治理事務上，相當大的不同處。

因此，黃老學說雖主張治術主張要清靜無為，但當要施行治術的對象，

會因君王與臣下的身分不同，在選吏與治事的方法與態度方面，皆有所不同，

這也就是黃老帛書所說的「君無為，臣有為」的不同之處吧！

因為漢初行黃老之道，尤其以文、景二帝最為明顯，但有學者指出，漢 初前七十年治期，前期的蕭規曹隨偏「老」，後期文景之治偏「黃」，即偏「法」

317，此說似有不妥，漢初法律本為蕭何依秦法所訂，所以蕭何治國，是以自己 定的律法為依歸，到了曹參，繼承蕭何所創的一切舊制，《九章》律自然也包 括在內，文、景二帝也因循前制，若說蕭何、曹參是偏向老子，其實是不妥，

雖說他們採取寬緩的態度，但他們仍是依制定的法規治事；若說文、景二帝 較偏向法制，其實由上述各項制作，他們是不斷努力減輕刑責，彌補之前繼 承秦律過於嚴苛的流弊，這樣躬脩靜默的態度，正是清靜無為的代表，說他 們是偏重法制也是不妥。黃老學說本就是以法為治世原則，再加之以寬緩愛 民的態度處理事務，無論是早期的蕭何、曹參，或是之後的文、景二帝，都 符合黄老主張，並沒有特別偏向「黃」或「老」。若說史籍所載文、景二帝教 偏向重視法規，這是因為黃老本來對君與臣的職責界定就有所不同：主上要 循名責實，管理臣下；臣下則是要恪守職責，盡心理事，如此，偏重的角度 自然會有所差異，但無論是君上或臣下，都是以法為最高依據，體恤百姓，

寬緩治事，所以，說漢初黄老治國早期偏「老」，後期偏「黃」並非適合說法。

317 詳見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 2 月)，頁 162-163。

漢代法規制定上，是以繼承秦律再加以刪修而成，在實行上的特色卻與 秦不同，採取的是刑德相輔，執法者重法卻態度寬厚，因此讓全國上下皆以 法為重。漢初的黃老學說應用到治理政事上，君與臣因為身分不同，所以處 世態度與方法也有所不同，君主對於臣下與百姓的管理也各有不同，對臣子 採取循名責實，以求臣子對事務負責，藉此考核臣下是否盡責；對百姓則是 以寬簡的態度，節省賦斂，矜孤恤寡，並且提倡農業，增加國家生產力；對 於自我，也常反省自躬，並且勤儉自持。至於臣下，則是對上能雖機應變，

明瞭進退之道；對於治理百姓，是抱持寬緩的態度，以法為本，並且儘量以 不擾民為原則。君臣雖因治理的人、事有所不同而在手段上不盡相同，但在 本質上，同樣符合黃老刑德相輔的原則。以上所述，則為漢初時，黃老學說 落實於現實治世時，法規的訂立和喜好黃老者應對人事與政事，以及修養自 身各方面具體實踐的大致情況。

　第四章 漢初黃老學說的發展概況與檢討 - 177 -

第四章漢初黃老經世問題的檢討

黃老學說的治國之術，雖締造了漢初的盛世，但最後到了漢武帝時仍被 儒家所取代，其中原由，其一，是因為漢武帝偏好儒家，加上眾臣的推波助 瀾，因此黃老告退政治舞台。這固然是由於掌政者的喜好所致。但黃老失去 政治勢力的另一個主因，是黃老學說本身的限制以及與政治結合時所產生的 弊端所導致。以下則針對西漢黃老治術，作一總檢討。首先，由黃老學說本 身理論體系建構來檢視，評論其學說在理論架構上的不足之處；第二部分，

則就黃老學說與現實政治結合後，在理想與現實中所產生的差距之處，並由 此分析漢初黃老學說失勢的因由；第三部分，則是針對漢初實行黃老治術後，

現實政治所產生的弊端加以論述，合三者相信可窺見漢初黃老治術的理論與 現實應用的缺失所在，也可藉此更為清楚黃老之說儒家所取代之因。

第一節 黃老學說理論有所不足

黃老學說以《老子》的道論作為基礎，合采各家之所長，完成一套安排 秩序的規範。但是《老子》學說基本上是一個具有完整哲學體系的學說，它 透過一個宇宙運行的原則，向人事推演對應，而最後萬有也會因循著道的運 行，返回常道之中，這個常道的規律，可對應到世界的萬有。黃老學說誠如

第二章所述，它繼承了《老子》主張的宇宙最高指導原則─「道」的概念，

但由於黃老的目的是要為現實政治服務，並不在於建構一個完整的形上體系 以對應人事。所以，基本上雖一樣是以道作為宇宙主要運行的原則，但黃老 的道只是為了讓治世方法有個合理且崇高的源頭所產生，不在要追求一個真 理、規律的存在，所著重的，是要讓君主願意採納的治世之術。黃老學說的

「道」推衍至人事，就沒有再返回常道之中了。所以說黃老理論在自己的形 上理論中，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因此，道對於百姓而言，它生出了 法度，也只是一個必須強迫性接受的規則；相對的，對於為政者而言，卻是 開啟了一扇無窮的方便之門。因為道在黃老思想中，並沒有像孔子主張的道 德那樣，有確切高標準的內容，也沒有像老莊那樣絕對道化的精神，所以，

當道轉化為人事的法治、形名或陰陽四時觀念的根據時，失去它的絕對性，

變成服務法治、形名與陰陽四時的學說，而依道制定規範者是聖王，也就是 採用黃老學說的國君，道頓時成為服務君王的一個工具。最明顯表現缺失的 地方，就在於法度的制定缺乏完整性、形名觀念的弊端與君臣絕對關係三方 面。

一、制訂法度的理論本身有缺陷

在黃老學說之中，道是一切事物的本原與宇宙運行的最高指導原則，而 法是由道所產生落在人事上的規範，因此法也具有恆常可守且崇高的地位。

但是，人間法度是由通曉「道」的執道者所立，這個執道者通常就是人君。

在黃老之說中，雖有提到人君要依靠「正」與「靜」的功夫來修養，以達到 聖王的境界，但論點之中，只說要君王端正自身與寧靜寡欲而不妄為，但對 於假使君主未能自身修養，或制定法規不依常道等問題，並沒指出會有什麼 樣的影響或懲罰。因此，法度制定的立足點，是在於君王本身是個聖王。如 此一來，應用於現實，若是君主本身真能得道之本，便是百姓的福氣；反之，

若是君主本身荒淫暴虐，則會變成天下無法度，人民因此流離失所。在這樣

　第四章 漢初黃老學說的發展概況與檢討 - 179 -

一個政治理論體系之中，理想秩序的實現依賴統治者的成分過大，而自律聖 王的出現，又百不得一，政治永遠受到人為的挾制，人主聖明則政舉，人主 庸懦則政亡。

因此黃老學說中的法治，表面上看來，是依據常道而立，所謂「道生法，

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¹也一再強調法令的規範，包含君王在 內：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 犯殹(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 惑矣。²

但實際上，學說中卻沒有提出君王亂法的後果。因此，在實際政治操作中，

便容易演變為君王因私心自用以為法的結果。

從《史記‧張釋之列傳》中的兩則刑案便可看出這樣的缺失，一則是行 人犯蹕事件：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穚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

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 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秦當，一人犯蹕，當罰金。

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

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 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 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³

1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壹)，〈經法‧

道法〉，頁 2。

2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壹)，頁 2。

3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 0 二〈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2754-2755。

另一則是高廟廟前玉環失竊事件：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 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 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