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自惕

如第二章所言，黃老學說上推至天道，聖人治國需依照天道的循環規律 來行事，而君王檢驗施政是否合於天道的依據，便在於觀察天象。此觀念來 自於天人感應思想，人若做不好，上天便會顯出異象，警示人類。文、景二 帝即常憂慮施政有無效果，以災異反省自己。

文帝於二年(178B.C.)所下的詔書中，即清楚言明這個觀念：「朕聞之，天 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 治。」¹⁷²由此也可以看出黃老對於治理百姓的觀點。上天生下萬民，為他們設 置君主來撫養治理他們。當君主施行政令不公，那麼上天就會顯出災象，警 戒君王，由此可看出，黃老思想中也包含了陰陽家災異之說，人事上的不合，

上天會以奇特的天象警示眾人。正因如此，文帝只要一碰到天有異象，便下 詔罪己，並廣施恩惠，例如，二年(178B.C.)十一月有日食，文帝即下詔自責¹⁷³， 認為天下的治與亂在君王一人身上，因為不能治理和撫育好眾生，上有損日、

月、星辰的光明，發生這樣現象表示失德太大，因此下詔求賢，以求各處賢 良方正，輔佐治國。又如：後元年(163B.C)因為收穫不豐，又有水旱疾疫之災，

因此下詔：「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 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

172 (漢)司馬遷撰：《史記》(二)，卷十〈孝文本紀〉，頁 422。

173 《史記‧孝文本紀》記載文帝二年(178B.C.)下詔：「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 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

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 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 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句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 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 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漢) 司馬遷撰：《史記》(二)，卷十〈孝文本紀〉，頁 422。

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

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 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 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 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¹⁷⁴文帝最先 就是自省是否施政有所缺失，再者反省天道、地利、人事、祭祀、百官等問 題，便責怪自己未能明瞭這些大小之義，下詔求取眾賢臣的意見，對這些情 況加以改善。再如：後二年(161B.C.) ¹⁷⁵對於匈奴的問題，文帝又下詔自責，

因自己不明，所以無法將德治遠播，才使邊地戰亂四起，所以採取和親政策，

以求取國安民泰。

文帝還曾於十三年(167B.C.)，下詔廢除祕祝之官¹⁷⁶， 廢除的原因是，文 帝覺得上天運行的道理，禍是自怨恨而起，福則是由行德所生，百官的不對 當由君王親身負責，而掌管祕密祝禱的官員，將過失推到下面的群臣，顯出 君王的不合天道，是相當不妥，因此廢除此官職。文帝祭祀，都冀求福降下 位者，除了上述例子之外，由十五年(165B.C.)所下的詔書中，也可窺見，其言：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

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

17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一)，卷四〈文帝紀〉，頁 128。

175 文帝後二年(161B.C.)下詔：「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閒者累年，

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 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 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 萬民之利，親與朕俱弃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 於今年。」，(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一)，卷四〈文帝紀〉，頁 129。

176 文帝十三年(167B.C.)下詔：「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 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漢)司馬遷撰：《史記》(二)，

卷十〈孝文本紀〉，頁 427。

第三章 漢初黃老人物的治世態度與具體實踐 - 135 -

展出漢代的「家風」，從西漢至東漢，多有例證。趙翼《廿二史劄記》中便指 出：「漢詔多懼詞」¹⁸³，並列舉了文帝之後的多位君王在日食時的自責詔，這 些詔書的特色是憂懼、戰戰兢兢、小心謹慎、畏懼天人。以下僅舉一、二例 說明這點：漢元帝初年(48B.C.)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

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 業……」¹⁸⁴；又於永光二年(42B.C.)下詔自責：「元元大困，盜賊並興，有司又 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 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¹⁸⁵；漢明帝八年(66A.D.)因日食，要在為官 員上書，各言有過失之處。明帝看完上書，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 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 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 德，久而致怠耳。」¹⁸⁶明帝認為官員有所過失，都是他的錯，冤案未能伸，又 無法禁止官吏的弊端，且自認耗損人力，不夠儉省，因此下詔罪己；漢章帝

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 敬，毋有所祈。」；文帝後七年(156B.C.)下詔：「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 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 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 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見(漢) 司馬遷撰：《史記》(二)，卷十〈孝文本紀〉，頁 429 與頁 433。

182 景帝元年(156B.C.)下詔：「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 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 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 腢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宮]刑，出美人，重 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漢)司馬遷 撰：《史記》(二)，卷十〈孝文本紀〉，頁 436。

183 (清)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11 月 第 2 次印刷)上 27 條，頁 42。

18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一)，卷九〈元帝紀〉，頁 279。

185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一)，卷九〈元帝紀〉，頁 288。

186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一)(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第 9 次印刷)，卷 二〈明帝紀〉，頁 111。

第三章 漢初黃老人物的治世態度與具體實踐 - 137 -

建初元年(76A.D.)，因山東、東平一帶地震，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

夙夜戰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 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章不中，可不憂與！」¹⁸⁷自然現象的變異本 有自身原因，未必是上天有意譴責，但災異論在漢代對於皇權是一種很重要 的制約力量，這一家風始自於漢文帝，據詔書與《西漢會要》卷48-55記載，

文、景二帝因災異警戒自己而行的政治舉措，如：戒飭守吏、戒貪官、省官、

舉賢良方正、舉廉吏、尊年長者賜酒肉布帛、獎勵孝悌力田、體恤鰥寡孤獨、

勸農課桑、親耕籍田、除田租、賜民租賦、減少算賦、振貸貧民、恤刑、募 民入粟、弛山澤等等，於後代多得繼續奉行，成為漢代政治的常例。文景二 帝以身作則，以德化民，為後代樹立良好典範，也因此使漢代僅有庸主，但 無暴君，實在是受此一家風使然。¹⁸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