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第二世界談話對象
第三節 以第三世界國家作為談話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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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一個範例，這不僅會增強和發展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而且會產生很大的國 際影響。」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見拉到值得供世界學習仿效的層次，如1984 年7 月鄧小平對英國外交部長說的：「我很有信心，『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 能夠行得通的。這件事情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且為世界各國提供國家 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範例。」
綜觀之，雖然鄧小平與英國政要的對話中還可以看得到其他與法國、德國類 似的談話內容，但聚焦於香港回歸議題，我們可以到在其世界觀底下，「天下觀」
與「國家觀」的巧妙互動。
第三節 以第三世界國家作為談話對象
扣除第一世界的美蘇兩霸權和第二世界若干已開發國家的第三世界，包含為 數眾多、大大小小的國家。經過對《鄧小平年譜》的初步分析後，本文認為這一 大片的第三世界，依照地域、文化與社會體制，至少可以劃分為四大塊：東南亞 國家、阿拉伯國家、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共產勢力。
一、東南亞國家
從鄧小平與東南亞國家的對話內容來看，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可以大致 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會面頻繁、話題也較為友善的泰國、馬來西亞與緬甸，一類 是會面次數較少、對中共較為猜忌或與中共存在紛爭的新加坡與菲律賓，另外還 有在1979-1997 年間，在《鄧小平年譜》中完全找不到紀錄，對立較嚴重的越南 與印尼10。
或許是出於政治現實的考量，又或許是出於對未來世界格局的想像，1970 年 代末期與1980 年代初期的鄧小平對這兩類型的東南亞客人都沒有忘記提到東南
10 此三類不只文中提出的這些國家，但本文分析的內容將以鄧小平對這些國家政要的對話內容 為主，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在各類之中的對話次數較多且論述較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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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的團結與強大，不論鄧小平是意在牽制越南勢力範圍的擴張或是在世界上創造 出和自己關係友好的一「極」。然而，1980 年代的中後期，鄧小平卻變得較少提 及東南亞的團結與強大，反而較常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看起來這個時期的鄧小 平反而比較傾向和東南亞的各國一對一的交往，彷彿鄧小平對東南亞的政治整合 失去信心，又或者擔心經過整合過後的東南亞可能會在地緣上形成對中共的挑戰，
變成第二個越南。
在與第一類型國家的對話內容中，除了前述內容外，還可以看到其他要點。
第一，鄧小平巧妙抨擊已開發國家的不可靠，並強調第三世界國家間要透過 南南外交相互合作、互通有無，為南南合作提供道德形象的基礎。但實際上，中 共已從已開發中國家拿到不少外資投資與技術轉移，強調南南合作一方面是希望 掩飾中共改革開放後對東南亞國家造成的外資排擠，另一方面是中共與已開發國 家貿易受挫時，可以把南南合作作為它心理上的靠山。
第二，宣傳中共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是鄧小平對此類型東南亞國家對話的另一 個要點，並藉由這樣的宣傳推廣中共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像是 1985 年鄧小平對 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主席所說的：「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 界和平。...國際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們的朋友，誰搞霸權主義，我們就反對 誰。我們也不搞集團政治，不依附任何集團。...中緬兩國是和平共處五原則的 發起國，也是執行五項原則的典範。」值得注意的是，在 1979 年到 1997 年的
《鄧小平年譜》紀錄中，「和平共處五原則」這類型的提法幾乎沒有出現在與美 國的對話裡，甚至對於第二世界的國家也是在 1980 年代末期才比較常出現，但 對於東南亞國家，尤其是第一類型的國家，在 1980 年中期就常常可以看到「和 平共處五原則」這類型的提法。本文認為這樣差異反映的是鄧小平對各個國家在 角色定位上的差異，因為「和平共處五原則」這個符號在 1950、60 年代並沒有 被中共嚴格的遵守，所以對1980 年代需要「新思維」的鄧小平來說，不論「和 平共處五原則」的實際內涵為何，這個概念作為符號本身就極易引起第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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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強國不安，於是在鄧小平需要和它們打好關係的時代背景下，像「和平共 處五原則」這樣具有特別符號意義的詞彙就較少出現在與第一、第二世界強國的 對話中。反過來說，對於東南亞第一類型的國家則明顯不同，一方面，由於關係 較為穩固，中共對於「和平共處五原則」這個符號帶來的猜忌與後果比較不是那 麼的擔心。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國家在當時國力較弱，對世界局勢的影響相對有 限，因此對中共來說，一開始就明確地提及「和平共處五原則」相對在外交上反 而是有利的，若這些國家因為這樣的符號對中共產生猜忌或對立，如前所述，對 中共的實質影響並不大，但若中共成功透過和這些國家確立某些由中共所創並共 享的原則，中共就能以此為契機，一步步擴大這類原則的適用範圍，進而創造出 中共在國際社會舞台中的某種道德形象，反過來讓中共在往後的對話中，理所當 然的使用「和平共處五原則」一詞，而不需要擔心引起任何國家的不安。
至於在鄧小平與東南亞第二類型國家的對話中，本文主要聚焦於中共與菲律 賓之間的南沙群島領土爭議，因為領土爭議和國家利益關係最密切，在這樣的議 題下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鄧小平在處理涉及國家利益的事務上，和純粹的國家觀存 在甚麼樣的差異，或是說，在鄧小平的世界觀下，當中共面臨領土爭議時，他又 是如何調和天下情懷與國家利益？
鄧小平在1986 年 6 月和 1988 年 4 月，分別和菲律賓副總統和總統各有一次 會面紀錄，主要的話題也都是圍繞在南沙群島上。1986 年 6 月的那次對話，鄧 小平對菲律賓的副總統提到：「現在世界上很多地圖都可證明南沙群島屬於中國。
我們傾向這個問題先擱置一下，不急於解決。這樣做是為了不使這個問題妨礙我 國同有關國家友好關係的發展。...我們有充分的條件成為很好的朋友。」在這 段對話中，可以發現鄧小平在處理國家利益的事務上其實非常靈活，或是說，鄧 小平在界定國家利益上非常靈活。在第二章中，本文曾提到，「國家觀」是一種
「治地」的觀點，而「天下觀」是一種「治人」的觀點，在對話裡，我們可以看 到這兩種觀點某種程度的調和。一方面，比起領土劃分，鄧小平更在意的是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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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間的友好關係，這是「治人」的觀點所延伸出來的外交觀念，認為若是兩國 之間的關係不友好，縱使確立了一條明確的國界，也是枉然。另一方面，即使我 們可以從這段話中看出「治人」重於「治地」的傾向，我們也可以看到「國家觀」
的影子，像是鄧小平仍強調「現在世界上很多地圖都可證明南沙群島屬於中國」， 透過塑造中共處於多數意見優勢地位的形象，給菲律賓的領土主張塑造壓力，這 說到底來是一種「國家觀」展現。而「擱置」領土爭議，更不代表在「建立關係」
的大目標前，國家領土利益不再重要，充其量只是暫緩而已。
這種國家利益與天下情懷的調和，在1988 年 4 月鄧小平對菲律賓總統的對 話中更為明顯：「對南沙群島問題，中國最有發言權。南沙群島歷史上就是中國 領土，國際上很長一段時間對此並無異議。...我經過多年的考慮，認為要真正 解決這個問題，可在承認中國主權條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隊，共同開發。...中 國有權提出這種建議，只有中國建議才有效。...用不著使用武力。...應通過協 商找到對和平有利、對友好合作有利的辦法。」相較於1986 年 6 月的對話，1988 年4 月的對話更為強勢，像是「對南沙群島問題，中國最有發言權」、「南沙群島 歷史上就是中國領土，國際上很長一段時間對此並無異議」，甚至任何可行的合 作方案都得在「承認中國主權條件下」，毫無疑問，這些都顯示出鄧小平世界觀 下屬於「國家觀」的部分。儘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鄧小平世界觀中比較屬於「天 下觀」的特色，像是鄧小平認為「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可在承認中國主權條件 下，各方都不派部隊，共同開發」。按照傳統「國家觀」的「治地」思維，一國 若擁有一地領土，自然得以在該地駐兵並排他地開發當地資源，既然如此，鄧小 平又何必提出「各方都不派部隊，共同開發」？顯然在鄧小平的世界觀中，仍有 其「天下觀-治人」的思維存在，正如前面所述，若破壞了與臨國的相互關係，縱 使劃分了一條明確的國界也是枉然，所以儘管鄧小平在主權上對南沙群島並不讓 步，但在實務上仍願意提出「各方都不派部隊，共同開發」的構想，以換取與菲 律賓的外交關係與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道德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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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拉伯世界
整個 1980 年代，中東壟罩在戰爭與衝突之中，包含蘇聯入侵阿富汗(1979-1989)、兩伊戰爭(1980-1988)、以巴衝突等。
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讓反對霸權主義的鄧小平認 為阿拉伯世界的國家是中共「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天然盟友，像是 1979 年 5 月鄧小平對葉門民間合作機構代表團表示：「我們在國際問題上的觀點 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們確實夠得上是朋友。...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爭奪，給阿 拉伯人民帶來了災難。」，又像是1980 年 1 月對鄧小平對埃及副總統說的：「在
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讓反對霸權主義的鄧小平認 為阿拉伯世界的國家是中共「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天然盟友，像是 1979 年 5 月鄧小平對葉門民間合作機構代表團表示：「我們在國際問題上的觀點 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們確實夠得上是朋友。...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爭奪，給阿 拉伯人民帶來了災難。」，又像是1980 年 1 月對鄧小平對埃及副總統說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