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鄧小平的多極世界觀分析
第一節 以美國作為談話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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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以美國作為談話對象
正如同鄧小平在1979 年 1 月和當時美國總統卡特(Carter)說的那樣，「中美關 係正常化的意義遠遠超出兩國關係的範圍。」美國除了是中共過去亟欲打倒的對 象外，也是70、80 年代中共重要且意義深遠的戰略夥伴。不僅僅於此，美國也 是中共在鄧小平時期最重要的互動對象，根據本文對《鄧小平年譜》的整理， 1979-1997 年，鄧小平和美國政要會面的次數高達 53 次，比第二名-日本的 44 次多出 9 次，更遠高於第三名-英國的 12 次2。
從談話內容上來看，本文認為鄧小平以美國作為談話對象的紀錄中，至少呈 現出四個重要的面向，分別是「道德形象競賽」、「獨立自主」、「老朋友外交」與
「台灣問題」。本研究認為「道德形象競賽」與「老朋友外交」是「天下觀」思 維的產物，而「獨立自主」、「台灣問題」則是「國家觀」思維的折射。
一、道德形象競賽
「道德形象競賽」指的是鄧小平在與美國的談話中，透過話語的衝折，替中 共塑造自身的道德形象，並往往有意以此與美國相比較，突顯中共在道德形象上 的優勢。台灣學者石之瑜曾提過，中美外交具有重要性並不主要因為是美國的國 力強大到讓中共無法忽視，對中共來說，中美外交之所以重要反而是因為作為超 強的美國一直是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這使得中共對美國的外交作為同樣受人矚 目，進而讓美國成為中共彰顯其道德形象的重要對象3。透過對鄧小平年譜的分 析，本文也得到類似的結論並認同這樣的觀點，在鄧小平年譜的紀錄中，鄧小平 的確一直對美國強調中國有符合他自己提出的那種道德形象，並明示暗示地嘲諷 美國不但沒有符合這些道德形象，甚至與之背道而馳，這類型的話語存在於半數
2 鄧小平與美國政要會面的 53 次中，依序包含美國的卸任官員(13 次)、記者/企業/其他民間團體 (11 次)、當前正副總統(6 次)、議會成員(6 次)、美國的國防部長(4 次)，在這之外的其他成員(例 如總統參選人、特使等，會面次數小於等於3 次者)共 14 次。
3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民 83 年，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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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談話內容中，幾乎每一年都有。
像是1979 年 1 月，鄧小平在與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的談話中，
曾提到：「中國政府一向是從長遠的政治和戰略觀點來看待中美關係的。」這段 話代表中共在中美關係中代表具有政治與戰略遠見的一方，而「一向」、「長遠 的...觀點」則代表中共暗諷美國過去和現在反對中美建立關係的觀點是缺乏洞 見與短視的。中共藉由這樣的嘲諷，在語言上吃美國豆腐，拉抬自己道德形象的 優勢地位。
又像是1988 年，鄧小平對美國當時的國務卿說：「中美兩國關係需要發展，
要把這一發展提到一個更高的角度，提到維護世界和平和全人類利益的角度。」
更是「道德形象競賽」的具體展現，這句話表面上似乎是在描述中美關係一個更 宏大的遠景，實際上，鄧小平是透過這樣的話語對美國施加道義壓力。中美關係 正常化後的整個80 年代，鄧小平一直對美國的台灣關係法與對台軍售行為耿耿 於懷，並多次對美國客人表示中美之間的「台灣問題」是雙方關係中最重要、甚 至是唯一的矛盾4。然而，美國基於其戰略考量，在此議題上無法讓步，這使得鄧 小平常常認為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作為是使中美關係無法發展的元凶。因而在這 個脈絡下重新檢視鄧小平的這句話，會發現話裡把中美關係提升到「全人類利益」
的層次，其實只是想把這個議題在抽象概念上放到更高層次，藉由這頂大帽子反 過來突顯美國的道德不正確，進而映出自身訴求的道德正確性並鞏固自身道德形 象。
二、老朋友外交
「老朋友外交」指的是鄧小平常會藉由會見美國過去與中共互動過的卸任官 員，反映對當前中美關係的不滿，有種「今非昔比」的味道。這點我們可以從鄧
4 1981 年 3 月，鄧小平對美國前總統福特說：「中美之間沒有別的問題，就是一個台灣問題。」
同年10 月，鄧小平對美國的前國防部長說：「在這個問題(台灣問題)上，如果處理不好，確實存 在著使中美關係停滯和倒退的危險。」類似觀點散見於其後與美國賓客會面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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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與美國卸任官員的會面次數觀察出來，正如前述，鄧小平於 1979 年後與美 國政要會面次數高達53 次，而其中有 13 次是和美國卸任官員會面，幾乎達整體 的四分之一。從時間帶上來看，也可以部份反映出「老朋友外交」這樣的趨勢，
12 次的次數主要集中在較為特殊的 1989 年(3 次)、1985 年(3 次)、1982 年(2 次) 與1981 年(5 次)。
1981 年主要是鄧小平要為中美關係的特殊性定調。根據鄧小平年譜紀錄，
80 年代初期，美國輿論多半看輕中美關係的重要性，這些看法包含四種觀點：中 國無足輕重、中國有求於美國、美國可以逼迫中國把台灣問題吞下去、出於意識 形態，中國的終極目標是摧毀美國政府。為了反駁這樣的觀點並讓美國接受中美 關係的特殊性，鄧小平在這一年頻繁的會見美國卸任官員，並在會面談話中，至 少針對一項以上的觀點闡述中共的看法。例如1981 年 3 月對美國前總統福特的 談話：「中美之間沒有別的問題，就是一個台灣問題。」，又例如同年8 月對美國 前總統卡特的談話：「就是社會制度相同，盟國之間也經常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關鍵是要協調好、相互尊重、相互諒解，這樣才能使兩國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1982 年的 2 次主要是在發表八一七公報後，鄧小平與尼克森和季辛吉的會 面，從談話內容看來，主要是1981 年話題的延續，均強調維護中美關係的重要 性。1985 年則主要是抗議美國發展太空武器的「星球大戰計畫」和美國對中國的 貿易管制。從前者來看，鄧小平認為這對軍備競賽是一種質的變化，將導致軍備 競賽達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所以除了對現任官員與他國元首表達反對之外，對尼 克森也不忘再次表達抗議之意。從後者來看，1985 下半年，美國又再度對中共加 強出口管制，鄧小平一方面對季辛吉抗議美國把人權和貿易掛勾，另一方面則又 對美國前副總統蒙戴爾放低姿態，希望美國能「幫助我們(中共)對付那麼多非常 繁雜而又不合情理的法律。」
1989 年是最為戲劇化的一年，這年年中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對中共外交關係 產生重大的影響，中美關係尤甚。因此，在這一年中，鄧小平不但會見了尼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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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季辛吉，甚至會見了1979 年的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雖然從內容 上來看，無疑只是重提1981、1982 年的談話內容，主旨在於強調中美關係的特 殊性與重要性，但在事發的短短幾個月內便會面三位具有特殊意義的卸任官員重 提80 年代初的談話內容，可以反映出鄧小平對於所謂「老朋友」的重視。
本文認為「老朋友外交」背後的邏輯其實和「天下觀」底下的「家庭性原則」
相呼應。這樣的原則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讀，一方面，鄧小平期望從過去和中國 互動較為成功的美國卸任官員著手，和他們傳達中共的訴求，希望透過他們和美 國之間的連結，使自身的訴求獲得重視。從另一方面解讀，鄧小平可能也是期望 自己與這些美國卸任官員的關係網絡(兄弟情誼)能使這些卸任官員替中共在美 國傳達其觀點。
三、獨立自主
「獨立自主」，反映的是鄧小平雖強調中美關係的特殊性、世界性，但同時 也強調中共始終能夠獨立自主，不必特別依賴哪一邊，尤其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
這種傾向特別明顯，我們可以從1989 年 10 月鄧小平對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對話 中體會這點：「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 記還有一個國格。」
四、台灣問題
誠如 1981 年 3 月，鄧小平對美國前總統福特所說：「中美之間沒有別的問 題，就是一個台灣問題。」「台灣問題」對鄧小平來說，始終是中美關係間最大 的障礙。本文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共的「國家觀」與「主權觀念」表現得最 為明顯的例證，也就是基於這種純粹思考國家利益的邏輯，使得鄧小平始終無法 在這個問題上讓步。如同鄧小平在1981 年 8 月對美國前總統卡特說的：「我們是 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台灣問題)。」在這個面向上，中共顯然沒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