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企業倫理與公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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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企業倫理與公務倫理
倫理(Ethics)自新公共行政的興起以來，受到行政學界的重視，根據學者羅 聖朋(D.H. Rosenbloom)(1998：508)的界定，倫理可被視為個人內心的檢視，一 種個人的責任感的表現。(陳立剛，1996：61)。而政府與企業的組織目的不同，
所應遵守之倫理價值亦不相同。
首先從企業來看，企業是一種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員所組成的營利組織，
安排在一種刻意的結構中共同工作，以逹成與營利有關的特定目標，而企業的 活動就在於獲取營收的過程，因此企業倫理是指任何企業團體以合法手段，從 事經營管理活動時，所應遵守的行為規範或倫理原則(蕭武桐，2009：27)。雖然 企業的最終目的在於為股東創造最大利潤，但是企業倫理的範圍並不限於股東，
而應該納入在經營過程中所有的利害關係人，而不論何種相關決策，都可能影 響到利害關係者，因此企業在做決策時，都應盡量從全方位的角度來考慮各方 面帶來的影響，前述的利害關係人可歸納為員工、股東、顧客、關係廠商、社區、
社會大眾、政府等，過程中涵蓋了生產、分配、交易與消費，亦即所有與商業活 動有關的倫理議題(張培新，2008：7)。而在企業中的員工應該在其職位上具有 工作倫理，而工作倫理應該建構在忠恕精神，「忠恕」是對自己工作敬重和忠誠，
即是一種敬業的美德(蕭武桐，2009：171)。
Carroll（1991）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為企業倫理提供了相當程度的理 論基礎（吳成豐，2007），企業社會責任內涵包括：經濟責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法律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ies）、倫理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ies）與慈善責任（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ies），這四種責任即構 成企業的整體社會責任。雖然經濟責任是企業經營的基礎，但是在經歷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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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其中所產生的一連串弊案，致使許多學者認為，法律責任才應該是其首 要之重(蕭武桐，2009)。換句話說，不論企業在從事何種商業活動時，合法應是 最基本的要求。並由此可知企業倫理是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一環。又根據世界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WBCSD）的定義，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係指：「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
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 質。」在此定義中，若是企業希望能達到其所應盡之社會責任，前提是其必須 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也就是企業活動具有倫理原則，由此可知負擔企業社 會責任的第一步就是企業要有企業倫理(曾子耘，2012：262-263)。綜上所述，
可以將企業倫理定義為組織中相關人員在決策時的一套標準，而這套標準則是 取決於倫理與道德之依據。
在公務倫理方面，學者丹哈特(Robert B. Denhardt)認為，公共部門的目的在 於提供公共服務，而公共服務中以服務他人為先(轉引自：吳瓊恩，2008：5)，
因此倫理在這服務他人的過程中益顯重要，讓公共組織能有效而負責任的對其 所被賦予的公共價值有所承諾。
而有關公務倫理的理論討論大致上有兩個方向，第一，是倫理的價值內容，
依Rosenbloom（1998）的見解，美國公共行政在實際上的發展，一直是在政治 與管理兩種價值相互衝突情況下，找尋何者為先而來回擺盪並尋求適切的平衡 點(盧偉斯，2007：127)。前者認為行政為政治價值的展現，在現今的民主政體 中，行政作為憲法下的正當參與者，亦負有回應需求、促進參與、代表多元利 益的直接責任；後者則視行政為實現政治意志的工具，行政的理性面向實繫於 官僚的工具價值─效率、功績主義等。而公共行政人員就時常陷於此兩項價值的 兩難中。第二，則是倫理的基本假定，若是義務論者（deontologist），視行政 倫理是一種優先於其他規範的存在而有其絕對性，若能按此原則去做則可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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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行政，因為此種原則所包含的責任義務，為獨立於人類的價值判斷之外。
而目的論者（teleologist）則有所不同，其認為倫理並非絕對的存在，而應是相 對的，按照該原則去做未必能確保行政是好的行政，因為此論者認為判斷倫理 行為的好壞，尚須視行政決定所產生的實際結果是否符合社會最大利益來判斷 (盧偉斯，2007：128)。
雖然可以從上述兩種面向來討論公務倫理，但是依本文所欲探討的弊端揭 發，則較集中在行政人員在實際個案中，其如何面對倫理的困境，做出負責任 的行動，因為「倫理是集中在行動而非行為」、「倫理在透過認清應然與實然 差距」「顯示合理正當化的行動與負責任態度」(蕭武桐，2002：5-6)。
當討論到弊端揭發時公務倫理的加強固然是重點，但是並非只有公部門會 發生危害公共利益的弊端，企業組織的許多行動也因為牽涉到的眾多利害關係 人，而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例如在弊端揭發中最常被探討的貪汙此一重大倫理 議題，然而我們探討貪汙時，都將重點放在嚴懲公部門收賄者，鮮少在行賄者 上加以著墨，然而貪污之所以會發生，與貪污需求者以及貪污供給者有很大的 關係。貪污需求者以及貪污供給者，兩造相互勾結而形成貪腐行為的共犯結構，
進而破壞貿易公平性、浪費有限的國家資源、阻撓經濟發展，也造成人民對政 府的不信任難以累積社會資本。若政府要打擊貪腐促進廉能，單就抑制貪污的 需求方而僅以改革公部門作為重點是不足的，私部門的弊端與行賄所產生的貪 污供給方，也同樣是政府無法真正達成良善治理的重要原因，故亦必須從提倡 企業倫理來抑制貪污的供給方著手(曾子耘，2012：259)。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重大弊端的發生，時常不單只因為公務倫理的不 彰，也應該對企業加強企業倫理的討論，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已將「提昇企業社 會責任」及「打擊貪腐」列為必須面對的二項全球化議題6，並訂有「企業行為
6資料來源，經濟部，網址：https://www.moea.gov.tw/Mns/doge/content/wHandMenuFile.ashx?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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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Code of Conduct for Business），鼓勵公私部門建立夥伴關係，致力改善 治理機制、打擊貪腐。時至今日在強調政府治理的多元性，除了探討在服務提 供的角色不應加以區分，在倫理價值的遵守標準，也應該有整合性的原則，方 能減少弊端的發生並改善治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