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度多伽摩尼王之害生與救度
第四節 佛教倫理在教史中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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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善業有善業的果報，即使善業遠大於惡業，所造之惡業在適當時機仍會受報，
伽摩尼王死後可能因善業生兜率天，但殺人的惡業，不會因此而一筆勾銷，可能 因善業而重罪輕報，即使成佛仍會有果報。伽摩尼王在二千多年前為護教殺害泰 米爾人，種下現代斯里蘭卡種族衝突之遠因，這歷史的糾結深刻影響斯里蘭卡族 群融合與政治發展。227
四、小結
雖然國王在世間的角色有其道德矛盾性，為了國家、民族與教法而殺人，以 佛教的倫理道德觀而言，即使是為了護教也不能合理化殺生的行為，已達解脫的 阿羅漢在權力交錯，互利共生的政教關係中，合理化國王殺人如麻的行為，已嚴 重違反佛教基本教義，雖然伽摩尼王有意識到自己的過錯，卻沒有深刻反省為什 麼犯錯，確認犯錯的行為，請求原諒並且不再犯。佛教在地化之後，教法存亡的 重要性高於教義本身，由伽摩尼王的例子可發現，早期佛教的倫理價值觀與悔過 的觀念，在錫蘭已被一點一滴的改變，究竟改變成什麼樣貌呢？
第四節 佛教倫理在教史中的轉變
上述各家學者由不同角度討論國王的罪、悔過與可能的救度途徑，問題的癥 結大多指向阿羅漢的說法與佛教的倫理道德觀格格不入，並且與經典之教義明顯
226 《佛說興起行經》，CBETA, T04, no. 197, pp. 169c28-170a28。
227 伽 摩 尼 王 的 傳 奇 與 這 光 榮 的 歷 史 ， 成 為 形 塑 僧 伽 羅 佛 教 徒 身 分 認 同 的 重 要 論 述 ， 也 成 為 僧 伽 羅 與 泰 米 爾 族 群 衝 突 的 歷 史 根 源 ， 在 現 代 斯 里 蘭 卡 的 選 舉 中 ， 常 被 某 些 政 黨 當 作 選 舉 操 作 議 題 ， 以 此 做 為 動 員 僧 伽 羅 族 群 的 論 述 材 料 。 Steven Kemper,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hronicl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Sinhala Life. pp.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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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協調，問題是當時這些阿羅漢為何會有如此自相矛盾的論述？以下將由王權、
僧伽與教法；罪、宗教倫理與救度；國王、彌勒與救度三個面向討論之。
一、王權、僧伽與教法
國王與僧眾在世俗與神聖領域中各自努力，卻又權力交錯，互相依賴，王權 與僧伽在錫蘭如何影響教法的轉變？以下將由大寺派史觀，國王的角色，政教關 係與佛教在地化等四方面討論之。
(一) 大寺派史觀
伽摩尼王的事蹟在《島史》只有簡短提到他做了很多功德，過逝之後生兜率 天，228《大史》作者用十一章的篇幅撰寫其英雄事蹟，別具用心地塑造一位上座 部佛教國王的典範，其中有其宗教與政治目的，藉由伽摩尼王對泰米爾人發動戰 爭，將佛教與楞伽島及僧伽羅人結合，以此為號召對抗泰米爾人的侵略與威脅；
另一方面國王為了佛教殺害泰米爾人並且統一全島，對僧伽羅的佛教徒而言有其 正當性，而阿羅漢的說法是支持護教不遺餘力的正義之王，教法之安住與經典之 教義，孰輕孰重，以大寺派的立場而言，不言可喻。
(二) 國王的角色
佛教對國王角色的期待由《起世因本經》中維護社會公義與秩序，到佛陀時 期則是尊敬與護持僧伽，在阿育王時期為了僧伽的清淨與團結開始涉入僧伽的運 作，伽摩尼王時期維護教法的安住成為國王的重責大任，在物換星移及外在環境 改變的情況下，國王的角色不再只是布施護持僧伽，當佛教面臨存亡之際，國王 必須挺身而出捍衛教法生存，雖犯下殺人重罪，為了教法的生存與延續，阿羅漢
228 韓廷傑譯 《島史》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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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須與國王立場一至，因而合理化國王殺人之罪行。
(三)政教關係
在佛陀時期宗教秩序高於政治秩序，佛陀是宗教領袖，法的指導者，國王致 力於世俗領域，護持僧伽與教法但不介入僧團運作；伽摩尼王時期王權與僧伽之 間形成互利共生的權力結構，王權利用佛教鞏固其統治權威，僧伽也開始涉入世 俗政治領域，影響王權政治運作，國王支持僧伽與寺院的日常開支，並且維護僧 伽的利益與特權，在這利益衝突(interest conflicts)的關係中，阿羅漢如何能秉持宗 教師的立場，協助國王意識到自己的罪過？在僧伽過度依賴王權護持的情況下，
僧眾失去其教法指導者的超然地位，雖然擁有教法詮釋權，礙於國王威權與自身 利益而對經典核心教義有一番新的論述與觀點。
(四) 佛教在地化的影響
佛教由印度傳至錫蘭之後，首先須建立僧團才有可能進一步傳播至社會各階 層，而在這過程中須借助王室的權勢與金錢，在國家力量大力支持下，僧團漸漸 組織化、機構化，發展成具有宗教性、社會性與政治性的教團，而在地化之後，
佛教結合民族與國家，而成為僧伽羅人的國家宗教，教法的存亡與楞伽島的僧伽 羅人息息相關，三者成為命運共同體，阿羅漢因此對國王的罪業提出現新的詮釋 與觀點，國王殺人是為了教法、民族與國家，在此情況阿羅漢選擇支持國王的立 場，因而說出生天與未來佛之論述，為國王殺人的罪行解套。
二、罪、宗教倫理與救度
在前述因政、教、史等外在因素，影響僧伽對佛教基本教義之詮釋，然而有 關伽摩尼王的罪與救度問題，阿羅漢合理化其罪行之說法，是否可由佛教之宗教 倫理與救度的角度，理解教史對國王害生之處理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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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教倫理與除罪
佛教的倫理系統主要由戒律與因果業報理論所建構，違犯戒律會構成心理負 擔，形成倫理上的罪，倫理上的罪部分可由懺悔機制清除，如殺人這種重罪會有 業力存在，在因緣成熟時仍會有果報的懲罰，犯罪者因而冀望藉由符合倫理的德 行與虔敬之善行，轉化罪惡的報應。229 在佛教倫理的救度系統中，懺悔與累積福 德善業是有可能轉變業緣因而重罪輕報，不過伽摩尼王所犯的殺人罪，沒有經由 懺悔處理罪的問題，雖然王有許多善業，在佛教的倫理系統中，是無法完全除罪，
那麼國王的罪是否可能由佛教其他的救度系統處理罪與果報的問題？
(二) 罪惡與救度
整體而言救度的想法是為了要處理人的罪與邪惡，諸如焦慮、疾病、悲傷、
感覺卑賤、恐懼死亡等，因而尋求療癒並去除這些邪惡的元素，冀望得到權力、
財富、地位與光明的未來，甚至是好的來世與人生的解脫。全方位的救度是提供 人們脫離所有無法容忍的情況，不只是具體的不舒服或抱怨，在廣泛的救度光譜 中包含解決日常生活中各種疑難雜症，瑣碎複雜的問題，乃至提供個人的利益與 福祉，甚至跨越到光譜的另一端，處理人生超越性的問題，諸如好的來生、死後 去處與解脫等。佛教認為人們所處的娑婆世界充滿各種苦難(suffering)，人生的本 質也是苦(dukkha)，根本的解決之道是得涅槃，徹底解脫生死輪迴，除此之外仍 有其他得福樂之救度途徑，例如：世間樂土，生天享福，跟隨彌勒於未來成佛等。
229 韋伯認為任何違反倫理的行為皆構成罪惡，對於罪惡的懲罰與報應，個人冀望由虔敬的行為
得到解脫或救贖，因而發展出對救贖的期待，希望藉由德行與神聖的力量化解個人的罪惡，由 邪惡的沉淪走向善的聖潔。韋伯 著，康特．簡惠美 譯，《宗教社會學》，頁 55-57。在佛教 倫理中可藉由懺悔與善行處理部分罪的問題，不過業的影響力仍在，無法因善行而一筆勾消所 有的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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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對國王而言此生得涅槃恐怕不是那麼容易之事，那麼伽摩尼王在佛教倫理系 統中無法處理之罪，是否可能由生天成為彌勒弟子並於未來成佛，因而解決殺人 之罪業與果報問題？
三、國王、彌勒與救度
阿羅漢身為教法專家，對於害生、懺悔與因果業報這些基本教義應是相當熟 稔，不過面對國王的威權與教團的利益，《大史》的作者試圖從經典教義為國王 的罪找到可能的出路，也藉此彰顯大寺派的史觀與立場。因此《大史》作者安排 國王死後生兜率天成為彌勒的弟子，這樣的說法與因果業報理論衝突嗎？伽摩尼 王、未來佛與錫蘭的政教救贖史之間有何關聯？以下將由轉輪聖王、彌勒與王權；
伽摩尼王與彌勒信仰；伽摩尼王、未來佛與救贖史等三方面討論之。
(一) 轉輪聖王、彌勒與王權
彌勒在過去生中曾是轉輪王，在位期間即發願未來將修佛道得證悟，並且如 世尊一樣致力於弘揚佛法，佛陀在過去生中也多次為世間轉輪王，最後轉世修道 成佛。再者彌勒也是佛陀授記的未來佛，親自指定的傳法繼承人，由世間最高成 就者，轉而成為未來法統接班人。231 除此之外《長阿含經》中記載儴伽轉輪聖王 一切功德圓滿後，於彌勒世尊現世時，剃髮鬚披法衣，出家修行，證悟佛道。232 佛教理想國王的典範，最後仍是以出家修道為究竟之終極目標，在此也透露出佛 教王權之階序低於證悟成佛之果位。阿育王是佛教歷史上的轉輪聖王，王歸依並
230 Steven Collins, Nirvana and Other Buddhist Felicities. pp. 102-110.
231 Padmanabh S. Jaini, “Stages in the Bodhisattva Career of the Tathāgata Maitreya.”Maitreya, the Future Buddha. pp. 55-56.
232 《長阿含經》，CBETA, T01, no. 1, pp. 41c22-42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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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於佛法僧三寶，建立以法征服(dharma vijita)世人之大帝國，並且創下新三寶，
將佛教王權、正法(教法)與佛教國家三者合一(triad)，形成三足鼎立之佛教王國治 理模式，在後阿育王時期的南傳佛教，將固有之三寶加入第二層次之新三寶，而 成為南傳佛教國家政教合作之統治模式。在此新三寶中之主導人物為佛教國王，
將佛教王權、正法(教法)與佛教國家三者合一(triad)，形成三足鼎立之佛教王國治 理模式，在後阿育王時期的南傳佛教，將固有之三寶加入第二層次之新三寶，而 成為南傳佛教國家政教合作之統治模式。在此新三寶中之主導人物為佛教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