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佛教由經典到教史的主要轉變
第三節、 政教關係的轉變與佛教在地化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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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之國度。50
三、小結
佛教理想國王須兼備十善的品格與治國的能力，而王權存在的正當性在於國 王施行正法，沙門為正法的實踐者與指導者，王修習並教導十善業，成為世俗政 治上的法王，沙門修習究竟解脫道高於王所修的世間法，王權的維護須立基於依 法、行法與護法，具解脫智慧的沙門是宗教領域的權威，宗教秩序獨立於世俗政 治，成為王權的制衡力量，幫助國王持續以正法治世，指正國王個人行為與施政 之偏差與過失，使國王不致濫權腐化，及時改過向善，成為以正法治國之理想聖 王，建立人間樂土，造福天下黎民蒼生。早期佛教之政教關係，沙門職掌絕對價 值的精神領域，國王掌管世俗統治權，維持世間的社會秩序，主持公平與正義，
沙門僧團需仰賴王權維護社會安定與繁榮，才能專心致力於修行解脫；沙門所實 踐與教導的正法價值高於王權所掌管的杖罰(daṇḍa)，因此國王犯錯若無法以世俗 律法定罪時，則須以宗教正法之普世價值論斷其罪過，讓王意識到自己的過錯，
之後才有懺悔改過的可能。
第三節、政教關係的轉變與佛教在地化
斯里蘭卡上座部佛教常以佛教正統自居，不過佛教由印度本土傳至島上之後，
面對異國政治與文化環境時，不可避免地須面臨在地化的問題，在政治力介入的 情況下，在地化之後的佛教，面對國王的權威，經典教義需適度調整與轉變，而 這樣的轉變是否仍能保留教法之核心價值？國王在其中的角色為何？政教關係
50 Uma Chakravarti,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Early Buddhism. pp. 16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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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如何影響佛教在地化之後的轉變？
一、國王角色的轉變
在《起世因本經》中「眾許平等王」是由大眾所推舉，主要是維持社會公平 與正義，應是佛教理想國王之原型，以正法治世的轉輪聖王則是佛教國王的理想 典範，早期佛教波斯匿王推崇佛陀的尊貴，尊崇法與供養法，當時宗教秩序高於 政治秩序，國王掌理世間俗事，並不干涉僧伽運作，國王護持佛教，但也供養婆 羅門及其他沙門宗教，並不獨尊特定宗教，例如：阿闍世王在《沙門果經》中，
王尊敬禮遇沙門教主，請教佛陀及六師沙門教主有關沙門果報的問題。阿育王是 佛教史上國王角色的典範，在歸依佛教之後，實行正法，以正法教化百姓，將宗 教理念轉為政治信念，他支持各種宗教與佛教並存，尊敬所有婆羅門與沙門，但 由於對佛教僧團布施豐厚，引起外道覬覦混進僧伽，造成僧團紀律敗壞，阿育王 甚至親自測試僧人教理，協助僧伽排除賊居外道，重建僧伽組織，以確保教法之 純淨與僧伽之健全發展，掌管世俗權力的國王，跨過世俗與神聖之界線，將其影 響力擴展至宗教領域，經過此事件之後，上座部佛教國王認為保護信仰與僧伽是 國王的義務，清理僧伽內部敗壞問題是為了維護佛教之正統與延續。51 佛教傳入 錫蘭之後，保護教法成為國王的責任，王須適時去除汙染教法之異端，維持教法 之純淨與正統；也將影響力擴及僧伽內部的運作，當僧伽腐敗、鬆散時須協助其 內部去蕪存菁，若僧伽內部引發紛爭，僧人無法自行平息，國王須介入調解。52 伽摩尼王時更將佛教與政治結合，獨尊佛教，利用佛教鞏固王權，國王不再只是 世俗權威，掌管世間俗事，而是將其勢力擴及宗教神聖領域，而僧伽也開始涉入 世俗政治領域，國王角色的轉變與政教互動模式，將如何影響佛教在地化後的改
51 Richard Gombrich, Theravada Buddhism. pp. 129-133.
52 Walpola Rahula,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pp.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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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以下將先進一步分析當時之政教關係。
二、政教關係
從佛陀時代開始僧伽即傾向與政權合作，但僧團戒律禁止僧人參與政治，反 應當時出家僧人對政治並不感興趣，解脫才是他們人生最重要的事。53 當時社會 尊敬棄世沙門，宗教價值高於政治價值，國王尊崇法，佛陀是法的指導者，國王 不會介入僧伽事務，僧伽也不會干預世俗政治。佛教傳到錫蘭之初即成為國教，
守護教法成為國王的責任，以此為正當理由，國王開始關心並運用權力影響僧伽 內部事務，以維持其健全發展，例如：國王制定僧伽所屬單位與事業體的管理規 章，取得僧伽同意後，雇用專職人員管理教團所轄之事業與機構，但不表示國王 權威在教團之上，基本上教團是屬於自行運轉的政府機構，王權只是確保其內部 清淨，運作良好；相反地，僧伽也會運用其宗教影響力，間接涉入世俗的政治運 作，雖沒有直接掌理世俗政權，但總是會以支持或協助的方式說服國王實踐僧團 的意志與想法，間接影響國王的決策與國政，例如：伽摩尼王與其弟發生內戰，
僧伽長老與弟兄出面調解，擺平兄弟之間的糾紛，終止島上內戰與兄弟鬩牆之悲 劇，除此之外長老也常是國王的顧問，有時亦擔任王儲的培育與養成工作，甚至 介入王位繼承之爭。另外國王做重大決策時也會諮詢長老的意見並爭取僧伽的支 持，因為僧人在社會上廣受尊重，具有深遠影響力，贏得僧眾同意即可得到大眾 的支持，例如：伽摩尼王對泰米爾人發動戰爭時，邀請僧眾加入保護佛教的戰爭，
並隨身攜帶佛舍利，希望得到僧伽的祝福與護佑。54 王權與僧伽在世俗與宗教領 域互相涉入與影響，在宗教事務上偶有爭議，在政治與世俗事務上衝突較少，兩 者除了互相角力之外，也有各自利用權威利益對方的面向，在國王灌頂加冕典禮
53 R.A.L.H Gunawardana, Robe and Plough. pp. 170-171.
54 Walpola Rahula,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pp.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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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僧伽為王注入神聖元素，賦予國王宗教力量與僧團整體之背書，以強化其統治 權威與合法性，贏得全民的支持與信賴，也就是說僧伽給予王權統治之正當性，
加冕典禮之後國王即舉行供僧大會，核准寺院維修經費，甚至賜予村社與土地，
雙方關係密切，互蒙其利，僧伽強化國王的統治權，國王也會照顧僧團的利益，
然而國王與僧伽這種互相依賴的關係，仍需要國王出面維持這兩股力量平衡，以 免踰越對方權限，造成彼此損害。55 基本上國王是非常尊敬與禮遇僧伽，國家花 費大筆金錢在宗教事務上，甚至特別徵稅做為維修大型寺院的經費，僧眾免賦稅 亦享有司法豁免權，國王自己犯錯時會特意表彰僧伽對國家的貢獻，並給予大筆 經費，甚至還會象徵性的捨棄王權獻給教法，但若僧伽權力過大或財產過多，具 有足夠的力量挑戰國王權威，維護自己的特權，這時國王也會以整頓僧團的名義，
分化其勢力，弱化僧伽的權威與影響力。56 有關錫蘭特殊的政教關係，英國學者 Gombrich 認為國王與僧伽之互動模式，在錫蘭發展成一種權力平衡，世俗與神 聖領域功能互補，與其說是競爭敵對的狀態，不如說是有共同利益存在的關係，
是一種互補、互利的政教關係。57 Gunawardana 則認為國王與僧伽之間具有共生 的(symbiotic)特質，不過當僧伽權力擴張時，又會限制國王的權威，某種程度上二 者是屬於一種對立共生(antagonistic symbiosis)的關係。58 總之，國王與僧伽之間處 於一種競合關係，有時會有權力較勁的張力存在，但雙方最大的公約數仍是創造 雙贏，維護彼此的共同利益，原則上是保持合作大於互相競爭。不過這樣的關係 仍有其矛盾性的存在，首先國王必須是佛教徒，其統治權威來自佛教僧伽，而國 王本身又是僧伽最主要護持者，必要時也會干預僧伽組織運作，在這種權力交錯，
55 R. A .L. H Gunawardana, Robe and Plough. pp. 176-178.
56 Walpola Rahula,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pp. 73-76.
57 Richard Gombrich, Theravada Buddhism. p. 160.
58 R. A. L. H Gunawardana, Robe and Plough. p.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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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依賴的情況下，僧伽面對國王執政疏失時，可能失去其宗教的自主性與超然 地位，佛教的倫理普世價值可能受到嚴重的衝擊，而佛教在地化之後將會有什麼 改變呢？
三、佛教在地化的轉變
佛教傳至錫蘭後即成為國教，並在互利共生的政教關係中，發展成在地化的 區域性佛教，開始失去其原本出世與單純的精神，並且逐漸發展成一個兼具多面 向與多功能的教團組織，除了本身的宗教性與社會責任之外，也轉變成具有社會 性與政治性的教團。59 在宗教上由於國家力量的介入，教團發展日益壯大，也漸 漸組織化、機構化，並且迅速成為全民宗教，佛教為了快速融入庶民階層，也吸 收部分民間信仰儀式，融入佛教宗教儀式中。另外，由於國家大筆經費的挹注，
寺院規模日漸擴大，不再只是僧人居住的地方，而是兼具地方教育，信眾聚會討 論教法與舉辦宗教慶典之功能，然佛教最大的轉變是在政治上與國家、民族結合 後，不再是普世宗教，而是僧伽羅人的國家宗教，這樣的轉變是否會影響到佛教 的普世倫理價值觀，本文將以國王害生之合理化為例，討論佛教在地化之後，佛 教之倫理觀念與意涵在錫蘭有何重大的轉變？
本章小結
佛陀時代恆河沿岸小國林立，各國之間紛爭不斷，政治動盪不安，人心苦悶；
社會變動劇烈，反婆羅門勢力壯大，新的商賈階層興起；農業經濟發達帶動其他 手工業及通商貿易，由於以上這些外在的有利因素，因而孕育出佛教與其他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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