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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界重振自我所屬文化系統的憑藉

第七章 相關研究成果的運用途徑

第三節 作為學界重振自我所屬文化系統的憑藉

社會學認為人是社會的產物,從出生受到父母的照顧,就出現了社會關係,

所以人的行為和思想是受到社會影響的,但回過頭來說,社會與制度是人所創造 的,所以也可以被人為改變;也就是說,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化在什麼場合該有怎 樣的規範,這種便是社會的規範,是我們從小到大透過不同方式被訓練而來的,

但是該怎麼做比較好這種規範,是牽涉到價值觀的。例如傳統中國的五倫觀念模 塑了中國人的家庭主義,孝順成為中國人價值中一個重要的部分,這就與歐美強 調個人的個人主義有相當的不同;又例如中國人強調功成名就,但有絕大的成分 是為了光宗耀祖、榮歸故里,這與西方人為了追求財富彰顯個人來榮耀上帝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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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的。(瞿海源等主編,2005:10~11)

從原始人類以來,為了克服大自然的限制而有意識地創造工具、組織社會,

使大自然資源成為維繫生命的物質來源,到後來更新改革到靠機器的工業化,這 些轉變到底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就工業化的影響來說,最顯而易 見的是因為機器直接參與人類的日常生活,所以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同時 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工業社會中,應聲而起的服務業改變了原先需要緊密 團結、彼此提攜、親友協助、主僕扶持的家族體制;工業所需要的人員機動性與 分散性,也改變昔日聚族而居的舊傳統,同一家庭的分子可能散落在各地賣力工 作,通訊科技的發明也讓人與人面對面的機會減少,家庭逐漸由大而小甚至消弭 於無形,團體由大變小變成獨立的行動個體,轉變的社會,也造成群居的人群,

分散成為各自獨立的個體。

面對這樣的改變,馬森曾這樣說過:「以我國而論,自1840 年的鴉片戰爭以 降,中國註定與其固有的傳統告別。陶淵明的籬下菊、李商隱的藍田玉,以至曹 雪芹的大觀園,這一切一切足以顯示傳統的中國人的嚮往懷抱、人生情趣,和特 有的人際關係、生活方式,都隨著圓明園的煙塵一去不返了。不管以何種形式或 途徑,中國都不得不步上西方工業化的後塵……然而,歷史本來就是種不得不然 的進程。到了今日,中國人也只有盡力拋卻情感上的歷史包袱,勇敢地面對這一 種現實。」(馬森,2000:孤絕的人代序 18)

正如馬森所說的,隨著時代的邁進,改變確實不可避免。可是中西文化交會 不一定非要抹除母體一路而來的文化,如果二文化的立足點並不一致,那也就沒 非要誰完全變成誰才是好的。就像第六章第四節所談到的,從小說文本可以發現 個體與家族群體二者在中西方的終極信仰裡,本質上就不一樣,一者是想要媲美 上帝、進而超越的創造觀型文化;一者則是精氣化生、講求自然諧和的氣化觀型 文化。如果硬是要求氣化觀型文化中的人轉變到創造觀型文化中,就如同將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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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氣體充滿才可以往上飛揚的汽球被迫洩掉空氣一樣,抽空本體的內容物,只會 像氣球抽空氣體一樣,變成只是個皮囊,而不是個有個人特色且能飛能舞的氣球 了。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發現,即使是研究人與社會關係的社會學家,又或是關心 自我認同及定位的作家,學者們雖然知道中西文化有差異,但也僅止於異文化兩 端各自表述而已,鮮少有進一步的討論與比較,也沒有將價值觀(或是終極信仰)

作完整的分析和對比。所以可以看見學者們發現人們受到相異文化的影響,可能 會導致兩系統相衝突而產生「孤獨」與「疏離」,但是怎麼有效的幫助人們解除 這樣的感受,這一個區塊則是目前缺少討論與引導的。透過第六章第四節所使用 的文化五個次系統,可以幫助學者專家們從潛意識(終極信仰)來理解一個文化 所以生成的規範起源於何,以及影響人民表現行為的可能等等。也唯有理解自身 所屬的文化系統,重振自我歸屬將本體站穩後,才能在看見異文化系統的優點 時,進一步截長補短,轉而強化到自身所屬系統;如果未能先行站穩自我歸屬,

就急迫的想吸取異文化,必定會導致失根,甚或在本體系統與異系統間載浮載 沉,造成更嚴重的負向型孤獨與疏離狀況產生,變成裡外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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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