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向型孤獨與正向型孤獨的綜合體現

一、孤獨於日治殖民時期文學中的表現

日治中期階段（約1926 年至 1932 年間）這個時期的小說主題，因為正值社 會運動的蓬勃發展期，作家的寫作重心紛紛以反抗日本殖民政策為主。而後因為 日本統治者在臺灣進行開發，大量扶植大企業家購置土地，實行資本主義政策的 關係，使得臺灣內部貧富問題擴大，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作家們以農村社會 的生活困境為刻畫對象，開始另一種以都市中勞動者生活悲劇為題的小說。

臺灣寫實主義的誕生，孕育於1920 年代的賴和筆下，把殖民地社會的各種 重要主題都寫進小說中，例如資本家的醜惡嘴臉、被剝削勞工的可憐境遇、資本 主義與帝國主義結合後的跨國掠奪、知識分子與日本學生聯手的國際反抗行動、

臺灣人回歸鄉土的道路等等。（林春成等編輯，1995：287～289）

出生於彰化，原名賴河的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他出生的那一年（1894 年）

正是中日甲午戰爭，臺灣歷史發生轉折，陷入「仰事俯畜皆不足，淪做馬牛膺奇 辱。我生不幸為俘囚，豈關種族他人擾。弱弱久矣恣強食，至使兩天平等失」的 關鍵性與悲劇性的一年。總括來說，賴和在世的年代，大約是臺灣受到日本強權 酷虐的五十年。（高天生，1994：27）

出生於舊式家庭的賴和，幼時先入私塾接受漢文教育，後來不得不進入學校 接受日式教育。在接受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他主要發表的作品所表現的，大致 可歸類為三個類型：（一）舊社會習俗的敗壞；（二）被屈辱的人民；（三）弱者 的奮鬥。舊社會習俗的敗壞是表達對文化革新、社會進步的要求；被屈辱的人民 是呈現殖民地人民被壓迫、被搾取的景況；弱者的奮鬥則是伸張被壓迫人民的反 抗意志和不屈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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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賴和的小說畢竟是為了揭露民族矛盾和批露剝削者（日本警察）的醜惡行 徑，所以很多研究者所看見的，是賴和筆下的人物像我們整個民族的代表，不是 被奴役就是在受辱。就日治時期來說，我們回頭在檢討當局對人民的壓迫，以及 人民因為受到如何不平等的待遇而心生恐懼、無奈之餘，人物也好、事件也好，

其實都是一體兩面的，當我們在說執政者如何壓迫人民的時候，可曾有人跳脫這 樣的模式，反過來檢視執政者的角度和心態，則是我所好奇的。

以〈不如意的過年〉為例，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日本警察，因為過年收到的 年禮過少，而覺得自己是不是被人民看不起，進而在鄉里間找人民麻煩。

這麼一篇小說，在葉淑美的認為裡，她認為〈不如意的過年〉是運用嘲諷手 法，抨擊日警欺壓善良百姓的小說。作品中的警察大人，因在過年時所收到的「御 歲暮」（年禮）過少而遷怒於勞苦大眾，於是假借權勢：「對於行商人取締的峻嚴，

一動手就是人倒擔頭翻；或是民家門口，早上慢一點掃除，就被告發罰金；又以 度量衡規矩的保障，折斷幾家店鋪的『稱仔』。」她還認為文中日警運用各種手 段，意圖激怒老百姓，好用妨害公務的罪名進行更大的迫害，來使人民懼怕，以 便從中收賄撈取好處。然而，他的詭計並沒有成功，因為綿羊一般柔馴的人們「受 到他嚴酷的取締，也如從前一樣，很溫馴地服從，不敢有些怨言，絕不能捉到反 抗的表示。」失望之餘的查大人，禁不住大罵臺灣老百姓都是「豬，一群蠢豬！」

全文以諷刺而挖苦的筆觸，剖析警察的統治心理，為了他心理的不滿，他以為應 維持他的尊嚴，發揮他的無上權威性，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他更加兇狠地虐待 大眾、欺凌他們，置他們於死地才能報償他權威上的失望。（葉淑美，2005）

古繼堂在分析〈不如意的過年〉時，也類似葉淑美的觀點，認為賴和此篇小 說是採用新的角度，透過解剖一個日本警察卑鄙骯髒的內心世界，暴露了佔領者 罪惡的醜態。同樣一段「對於行商人取締的峻嚴，一動手就是人倒擔頭翻；或是 民家門口，早上慢一點掃除，就被告發罰金；又以度量衡規矩的保障，折斷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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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的『稱仔』」，在古繼堂的認為裡，覺得取締商人這個行為是日本警察因為自 己心裡作威的醜陋內心活動而表現出來的行為。在小說的最後，日本警察上街抓 賭，可是賭徒們聞風而逃，只剩下在現場卻無辜的小孩。在日本警察詢問小孩的 過程，文本裡是這樣寫的：「查大人自己，也覺對這兒童有些冤屈；雖是冤屈，

做官是還是官的威嚴要緊，冤屈只好讓他怨恨他自己的命運。」這個部分在古繼 堂的分析則是：把日本警察的蠻橫無恥、貪婪又殘暴的形象描寫得入木三分。（古 繼堂，1996：47）

或許日治殖民時期，確實有許多人民被壓迫的無奈，但同樣的一篇〈不如意 的過年〉卻讓我看到與葉淑美、古繼堂不同的地方。對關心社會的學者們來說，

他們看見的是賴和如何運用諷刺的寫法，反寫日本警察為了逞自我高高在上的心 理而表現出的骯髒手段，可是我從此篇看到的，卻是日本警察的孤獨。

如同第三章所定義的孤獨中所提到的：當一個人滿足不了自己的社會期望 時，會產生孤獨感、或是一個人渴望接近他人，但社會因素使他們無法滿足也會 產生孤獨。以這兩項來看〈不如意的過年〉中的日本警察，在文本的一開始：

查大人（查，巡查。大人，日據下臺灣人對日本警察的尊稱）這幾日來總 有些憤慨。因為今年的歲暮，照例的御歲暮（日語，年禮）乃意外減少，

而且又是意外輕薄。在查大人這些原不介意，他的心裡，以為這是轄內的 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結果。真的如此就有重大的意義了。實在，做官 而使人民不怕，已經是了不得，那堪又被看不起？簡直做不成官了！……

官之所以為官，只在保持他的威嚴。（施淑編，1994：35）

文本寫到的是，針對年禮收的少這一件事，日本警察原本是不介意的，但因為心 裡越想越覺得這是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結果，所以他覺得做官做到人民不怕 他，也就無威嚴可言；為了恢復他的威嚴，才讓他決定上街找人民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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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大人憤憤之餘，似覺有恢復他的威嚴的必要，這是就這幾日來對於「行 商人取締的峻嚴，一動手就是人倒擔頭翻；或是民家門口，早上慢一點掃 除，就被告發罰金；又以度量衡規矩的保障，折斷幾家店舖的『稱仔』」，

由這些行為，可以歸納出來。（施淑編，1994：35～36）

在找麻煩的過程，日本警察也不完全是隨意就對人民發脾氣，例如他雖然在找人 民的麻煩，但大家卻表現地如溫馴綿羊一樣，於是針對年禮減少的原因，他思索 後覺得人民可能是受到社會運動家所提出「官吏和農、工、商賈，是社會的分業，

職務上沒有貴賤之差，農民的耕種、工人的製作、商賈的交易，比較巡警的捕捉 賭，督勵掃除，不見得就沒有功勞及於社會」、「法律是管社會生活的人，勿論誰 都要遵守，不以為做官，就可除外，像巡警的亂暴（日語，粗暴、蠻橫、無法無 天）打人，也該受法的制裁」的影響，所以膽子才大了起來。

就日本警察來說，他想要給那些社會運動家一些教訓，於是他找人民麻煩，

想藉由蹂躪人民來讓社會運動家們知道那些演講上的公理人道正義是無用的，可 他自己也知道這只是在拿人民開刀，卻不能真的對那些鼓吹思想的運動家們有什 麼影響或懲戒；無法真正處置到那些令他不愉快的運動家，讓這日本警察雖然欺 壓著一般百姓，內心卻更憤憤不平。這樣的情緒延伸到後來新年的時候（因為同 化政策的關係，當時的新年指的是日本人過的元旦，而非舊曆年）：

他由官長那兒，拜過了新年，回到自己衙門去的路上，看見民家插旗雜亂 不整，人民們一點也沒有歡祝的表示，心中很不爽快。人民心裡的變遷，

確已證實了。這又使他重新憶起御歲暮的憤慨……（施淑編，1994：39）

因此，他決定抓賭博的人來開刀（但對日本警察來說，他還是知道抓賭博這件事 並不是非得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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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新年，既生為漢民族以上，勿論誰，最先想到就是賭錢……閒暇的新 正年頭，自然被一般公認為賭錢季節，雖表面上有法律的嚴禁，也不會阻 遏它的繁盛……社會運動者比較賭博人、強盜，其攪亂安寧秩序的危險更 多。尤要借仗查大人用心監視，也就難怪十字路頭賭場公開，兼顧不來，

原屬當然的事。（施淑編，1994：38～39）

因為覺得人民可能受到社會運動者的影響，才會這樣表現出對日本人的新年不以 為意、沒什麼要慶祝的感覺，所以日本警察轉而想找賭博的人麻煩。可是賭徒已 聞聲先散去，只剩下無辜的小孩在現場，但日本警察一方面還在氣頭上，一方面 覺得自己面子掛不住，於是隨便拉個小孩詢問，小孩被警察突然一拉嚇到哭出 來，日本警察為了制止小孩而出手摑了小孩一掌，卻不是真用力想懲罰小孩。文 本裡是這樣寫的：

不幸這個兒童，竟遇到這厭惡哭聲的查大人。他嘗說：啼哭是弱者的呼喊，

無用者的祈求，頂卑劣的舉動，有污辱人的資格，尤其是一等國民的面子。

所以他就用教訓的意義，輕輕地打他一掌說：「緘點著（安靜）！不許哭，

賭錢的什麼人？」很有效力，這一下子打，那兒童立刻止住哭聲……這真 是意外，世間的男子女人，不曾打過孩子的，怕一個也沒有……在被打的 兒童，使他自己感著是在挨打，也沒有不啼哭，這也是誰都經驗過的事實。

賭錢的什麼人？」很有效力，這一下子打，那兒童立刻止住哭聲……這真 是意外，世間的男子女人，不曾打過孩子的，怕一個也沒有……在被打的 兒童，使他自己感著是在挨打，也沒有不啼哭，這也是誰都經驗過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