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選人的議題位置登錄

效度，但是這樣的測量難以進一步轉化為指標。

呼應 Peterson 將政策形諸於預算與計畫的想法，我們考慮近年來的台灣社會 現況，仿效美國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NES)以及 General Social Surveys (GSS) 問卷，詢問受訪者應該增加或減少那些措施的預算，設計了六項預算題目，並且 詢問受訪者最想要增加以及減少那一個預算。為了提高效度，在題組前面增加一 段說明：「在縣市政府預算有限的情形下，有些預算增加，有些預算就會減少。

如果您可以影響地方政府社會福利、地方建設方面的預算，請問您會如何調整？

是增加、減少，還是維持不變？」在這段說明語中提到「縣市政府」的用意為引 導民眾思考與其生活較接近的縣市政府，方便其回答，而且方便建構各縣市的整 體指標，以解釋預算的編列以及民意代表的政見等。雖然縣市政府的財政權相當 有限，但是地方政府可向中央政府爭取補助，所以地方建設、社會福利、教育、

環保等工作，應該仍在縣市政府可以著力的範圍內。題組中的各項預算隨機出 現，並請訪員追問強弱度。預算題組的題目包括：社會福利、中小學教育、醫療 保健、失業救助、交通建設、環境保護等六項。前三項題目主要是探討受訪者對 重分配型政策的態度；後三項題目則旨在詢問受訪者對於發展型政策的態度。原 始資料來自於 2006 年所執行的「台灣民眾之政策偏好與政治行為之多層次貝氏 分析」計畫（以下簡稱為「政策偏好與政治行為」計畫），以電話簿為樣本清冊，

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出電話號碼後進行訪問。

除了預算之外，我們還詢問受訪者什麼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並根據他們的 回答加以歸納出幾項重要的議題。根據以往的研究，我們詢問受訪者經濟發展或 環境保護重要，是否應該更加開放台灣與大陸之間的經貿關係等議題，以及在統 獨議題上的立場。另外，受訪者在上次縣市長選舉的投票選擇是重要的政治行 為，也是民意的表現。此外，教育程度、年齡、地區、性別等資料讓我們觀察態 度的差異來源。

第三節 候選人的議題位置登錄

根據第一章的理論，民眾的投票根據除了基於長期的政黨認同，還有就是政 黨所提出的議題。在民眾的偏好不變的情況下，政黨所提出的政策或是長期的意 識形態是重要的選擇參考點。由於 2008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採用單一選區與政黨 比例代表混合制，因此政黨與候選人均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立委選舉的結 果將決定政黨在立法院的實力，所以政黨無不提出各項全國性的政策爭取選民支 持。另一方面，候選人需要以與選區切身相關的政策，證明其服務選民的能力與 決心。

政黨的立場代表一種空間(space)，可以用政黨認同或是政黨的政策進行測 量。而候選人所提出的政策代表一種資源的分配，也是另一種空間。選民必須綜 合這兩種空間做一選擇。假設有 n 個議題，某一候選人的政策空間為θ=(θ1,θ2,…, θn)，而某一選民的政策空間為 x=(x1, x2, …,xn)。對於每一個θ，選民的分布為 一常態分配，亦即選民的位置分布在連續的象限上，而且其密度分布為單峰對稱

的形態。

由定義可以推演出，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利益函數為 U(x,θ)。根據 Downs (1957)及 Riker and Ordeshook(1967)的模型，R=PB+D-C，其中的 B 可視為 |U(x, θi) - U(x,θ^j)|，其中 i 不等於 j。也就是說，如果θⁱ比θj更接近 x，那麼該選民 將選擇採取θi的候選人。

在選舉公報中所提出的議題，應該是候選人希望該選區的長期或近期發展的 方向，反應出更深一層的政策空間。例如，設立工業園區、捷運延伸、加強警力 巡邏等政見，反應的是當地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而補助幼兒托育、提供失業補 助，反應的是福利照顧的提升。或許在理論上，民眾有能力分辨形形色色的政見 並且按照 |U(x,θi) - U(x,θ^j)| 的方式計算在眾多的政見中到底那一個候選人較 接近自己，但是在實務上，民眾做判斷的依賴的可能是少數一兩個政見，也就是 最能凸顯候選人的政策議題。

另一方面，政黨立場的空間可由心理認同感——政黨認同——做為測量的基 礎(Budge and Farlie 1977, 180)。政黨認同雖然屬於一種自我的認同，而非可排列 在象限上的偏好，但是根據學者提出的政黨認同理論(Campbell, Converse, Stokes, and Miller 1960)，若有 A、B 兩黨，對政黨 A 的認同越強，越可能投票給該政黨，

而不會投給 B 政黨。若轉變成空間位置，該選民離政黨 A 的距離應該小於與政 黨 B 的距離。如何結合政黨立場與議題立場並解釋投票行為，是一個困難的課 題。

Robertson(1976)認為，根據政黨政見所建構的政黨議題位置，反應出政黨領 袖的政治目標以及根據登錄政見的因素分析得到的政黨立場，這兩者的結合在經 驗上與政黨認同的空間所得到的結果相同(Budge and Farlie 1977, 230)。也就是說 來自於社會背景的政黨偏好若可以在一個單面向空間上排列，那麼政黨或政治領 袖會視選民的分布推出政策以吸引選民。選民一般而言會依照其政黨傾向投票，

但是政黨傾向不強的選民，會根據政策做決定。而政黨因為其社會基礎而傾向某 種意識形態或政策，例如自由或保守、國有化或民營化等等。因此選民與政黨在 政策面向上的分布應該是一致的，而政黨會在選舉中稍微調整立場，以爭取最多 的選民支持。

在 Robertson(1976)的研究中，政黨所提出的選舉政見以及選區候選人的政見 均納入分析。他發現兩者得到非常近似的政黨議題位置。因此候選人的政見總體 而言應該可以代表政黨的立場。雖然政黨與候選人的立場不見得重疊，但是候選 人還是會提出跟選民的政黨分布相符合的政見，與政黨的政見不相衝突。而個別 候選人可能會突顯各自認為重要的政見，但是綜合起來還是不脫政黨的政策屬 性。

因此，我們根據 Robertson(1976)、Budge, Robertson, and Hearl(1987)、Budge et al. (1987)、Klingemann et al. (2006)的理論，並參考劉從葦（2006）的做法，進 行登錄。Robertson(1976)分析 1924 到 1966 年的兩黨競選綱領。列出 21 項主要 的議題，例如帝國包括偏好帝國與共和體，區域主義包括政府分權的必需，自由

第三章

為教育選擇的自由等等。登錄單位為口語的句子。登錄計算每一項所佔的比例 後，以因素分析找出七大議題面向(Robertson 1976, 77)。第一個面向包含經濟、

帝國、誘因等等。第二個面向包含自由、企業等等。Robertson 提出顯著性理論 (saliency theory)，主張政黨強調的議題就是這個政黨希望選民注意到的。它和對 立(confrontation)理論不同，因為政黨通常不會在文宣中強調自己做得不好或不贊 成的事，例如工黨不會提到社會秩序，這會暴露自己的弱點或是強調對手的優 點。只要政黨意識到自己或對手「擁有｣某項政策，把自己與對手間做一區隔是 很正常的。事實上政黨即使以攻擊字眼也很少提到對手政黨，只會提到某項政 策。Ginsberg (1976)已開始登錄 1844 到 1968 的美國政黨文宣，共歸類為七大領 域，包括資本主義、主權、重分配等等。每一段文字所包涵的正面或負面的訊息 被登錄下來，然後跟美國的主要政策做對照。

依循 Robertson 的方法，Budge(1982)比較 23 個國家政黨的議題，強調顯著 性理論。Budge, Robertson, and Hearl(1987)登錄 1945 到 1980 年代初的各國政黨 的黨綱。他們同樣以顯著性理論，即計算政黨承諾了那些政策，次數又是多少。

他們縮減 Robertson 的分類為七大類——外交、自由與民主、政府、經濟、社會 福利、社會、社會團體。使用空間分析及因素分析更進一步確定政黨所強調的重 點。例如計算某一面向佔總政見的比例，觀察面向之間有無共變。也可以觀察在 空間中，政黨的議題位置是否移動。

在 Klingemann et al. (2006)中，將中歐與東歐從 1990 到 2003 的政黨政策納 入分析。另一本相關著作是 1945 到 1998 的紐西蘭、美國等國家的研究(Budge et al. 2001)。分析的單位是文件中的句子，例如：「我們將減稅與減少軍隊｣視為兩 個政策。如果是「我們要自由，所以需要強大國防｣，被視為兩個句子。「我們將：

禁止化學武器、拒絕部署巡弋飛彈、開始討論減少核子基地｣這三個訴求指的都 是非武化(disarmament)，但是屬於不同政策領域，所以視為三種政見。

這些文獻不僅提供我們過去歐洲國家政黨立場的變遷，還有許多登錄技術。

劉從葦（2006）對於台灣政黨的政策研究，更進一步地應用這些技術與程序在研 究候選人在選舉公報刊登的政見。因此綜合國外與本土的研究，可以歸納出下列 的程序：

1. 研究者決定登錄的對象 2. 研究者決定登錄的架構

3. 在登錄之前，登錄者應該熟悉所有政策種類的定義。如果找不到可以歸 類的項目，先視為不可登錄的(uncodable)，或者需要創造一個新的次項 目。如果有兩個以上項目，那麼先看看是否講到具體政策，以具體政策 而非相關的社會團體（第七面向）為準。如果有具體政策跟經濟目標，

則以具體政策為準。

4. 進行登錄者信度檢驗 5. 實際登錄

6. 登錄資料

7. 除錯

8. 進行登錄結果信度檢驗

這幾個步驟的關鍵在於登錄之初所決定的編碼結構是固定不變的。劉從葦

（2006, 27-28）指出編碼人員除了有編碼架構與定義表外，還有難以歸類案例表 及編碼字典，以處理難以歸類的句子。但是這樣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會限制政見的 範圍。事實上，候選人的政見形形色色，一個編碼架構完全涵蓋所有的政見殊非 易事。例如某候選人提出要設立警察局分所，同一選區候選人提出要提高體育經 費。這些林林總總的政見不但難以歸類，而且可能是其他候選人不會提到的，但

（2006, 27-28）指出編碼人員除了有編碼架構與定義表外，還有難以歸類案例表 及編碼字典，以處理難以歸類的句子。但是這樣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會限制政見的 範圍。事實上，候選人的政見形形色色，一個編碼架構完全涵蓋所有的政見殊非 易事。例如某候選人提出要設立警察局分所，同一選區候選人提出要提高體育經 費。這些林林總總的政見不但難以歸類，而且可能是其他候選人不會提到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