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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化過程，華人家族主義和家文化傳統的延續及影響力或許正在淡 化，但由於這些家族文化觀念也被新成立的中小企業吸收，其仍對華人社會的 經濟與社會行動產生影響。因此，在研究臺灣社會文化的脈動時，華人「家族 主義」被視為社會創業行動及其發展所依存的社會文化脈絡。
總而言之，臺灣的「家族主義」具有如下特色：集體主義、關係、權威、
順服。只要臺灣傳統家庭的概念持續存在，臺灣的社會文化就仍根植在此之 上。
第二節 價值觀之變化：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
臺灣的傳統價值觀源於中國農業社會。自 1950 年代起臺灣走向工業社會 時，原來的價值觀面臨巨大挑戰。如同蘇聯從共產主義走向自由民主社會一 樣，臺灣在邁向工業社會時，開始面臨國際市場因素和外部力量的干擾。新的 價值觀逐漸形成，唯傳統價值觀也同時存在，造成臺灣社會中的一些矛盾現 象，即為本節討論重點。
在第一節，筆者分析發現臺灣家族文化以及傳統的華人家族觀念有助於
「特殊主義」在臺灣發展，幫助企業藉由企業家的關係網絡或威權以確保其發 展。另一個「特殊主義」的形成因素為「恩比侍從」(clientalism)，在國民黨來 臺後出現，是本節討論內容之一。
一、臺灣走向工業社會之歷程
國民黨來臺後，有別於中國過往歷史，臺灣農村在自耕農階層形成後出現 大轉變，創造了一般所謂之「經濟奇蹟」。這也是政府土地改革所造成最直接 的結果之一。
國民黨政府為了強化社會的自主性脈動，在 1950 年代開始進行進口取替代 業化政策。為了達成此目標，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扶植私人資本，特別是紡織、
食品加工、水泥、塑膠工業等。由於當時政府對經濟生產鉅細靡遺地管制，如 物價管制、原料進口配額、到外匯管制等，因此國民黨政府可以利用這些管制 作政治性分配，嘉惠那些對它忠誡的企業，或給予那些它想要合作之對象。25
在 1950-1970 年代崛起時有跟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紡幟業，如上海幫與山東 幫，以及臺灣籍的臺南幫、臺灣水泥的辜振甫和台塑王永慶等。這些進口替代 時期崛起的企業，因為服從政府計畫而獲得社會資本、社會網絡與資金等，逐 漸成為國內市場的主要勢力。正如蕭全政描述當時臺灣企業與政府間的往來規
1995), p.78.
25 朱雲漢，「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蕭新煌等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
析 (台北：臺灣研究基金會，1989 年)，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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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事實上，隱含政府與企業間的緊密結合...而強調以出口順差帶動經濟發 展並累積外匯的重商主義色調」。 26 由於出口導向工業化，臺灣興起了大量與 世界市場有密切關係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在臺灣工業結構中佔了相當重 要的份量，而中小企業的產品則大部分以銷往外國市場為主。27
自 1950 年代進口替代時期開始，直到 1960 年代以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
私人資本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公營企業所佔的比例相對減少。舉例來說，在 1952 年 ， 私 人 資 本 在 製 造 業 的 產 值 佔 該 產 業 的 43.8% ， 而 公 營 企 業 則 佔 56.2%，但到了 1960 年則相反，此後，公營企業的比例節節下降，到了 1980 年 代則僅佔 19%左右。28
在政府的扶植下，除了出口導向的中小企業發展，農業發展也有明顯突 破。黃俊傑在《農復會與臺灣經驗，1949-1979》一書中特別指出土地改革對自 耕農階層擴大有巨大影響。臺灣從 1949 年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 領」、「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統計資料顯示，在 1946 年的臺 灣農戶中，自耕農僅佔 32.7%，到了 1960 年提昇至 64%，而後逐年緩步上升，
1989 年時臺灣自耕農佔農戶比例已達 86%。29由此可知，自耕農階層在臺灣的 發展，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傳統，且 成功為臺灣後續工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農業改革改變了舊有的租佃 制度，一方面扶植自耕農，另一方面也轉移土地投資於工商業，創造人力及物 力的「剩餘」，並將此種「剩餘」轉移至非農業部門。臺灣農業部門一直有大 量的資本流入非農業部門，最終促成 1960 年代中期以後的工業起飛。綜言之，
農業發展為中小企業之發展提供了兩個主要資源：「良好人力」與「資金」。
臺灣當時的變化與美國學者萊特•米斯（Wright Mills）在其經典著作《權 力菁英》（The Power Elite）一書中所討論的美國階級結構變化很相似。米斯
（Mills）分析美國新富階級（nouveau rich）便是在一個市場變動幅度大的時代 中興起，當老世家難以維繫其市場地位，新舊世家地位變動的交叉點使得重視 血統的文化影響力減弱：
「在階級結構牢固的時代，古老的血統系譜成為社會聲望穩定的 基礎。於此時，各式各樣的傳統成規與禮節才會在穩定的經濟土 壤中生根茁壯。然而，一旦經濟迅速變遷且社會階層流動加快，
新富階級勢必竄起，相較之下，對地位的宣稱與透過傳統延續下 來的文化成見也將被摒除。」30
26 蕭全政，臺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 (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89 年) ，頁 16。
27 周添城，「權力邊陲的中小企業」，蕭新煌等著，解剖臺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
(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 年)，頁 97-118。
28 林忠正，「威權主義下弱勢團體相互剝削的循環」，蕭新煌等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
政治經濟分析 (台北：臺灣研究基金會，1989 年)，頁 34。
29 黃俊傑，農復會與臺灣經驗 1949-1979（台北：三民書局，1991），頁 283-284。
30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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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 年間，臺灣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 50%左右，但當臺灣走向工業化 後，農業人口至 1990 年下降到 17%。臺灣在人口結構方面出現明顯變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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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與工業社會有所差異，進而在創業方面導致不同的出發點以及社會動 力。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帶動了諸多社會變遷現象。廖正宏在《光復後臺灣 農業政策的演變：歷史與社會的分析》中指出，土地改革後的十年間，由於農 業所創造的利潤不比非農業差，且農業增加就業機會，每公頃土地之農業就業 人口自 1953 年開始逐年增加，到 1964 年達到最高峰。而 1964 年以後，由於
「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順利地將農業部門的資金移轉到非農業部門，帶動非 農業就業機會的快速成長。32
胡台麗在《台灣農村小型工業發展的特質及其經濟文化基礎》裡說明農村 小型工業的特質與經濟文化基礎。她表示，農業利潤降低、非農業的工作機會 與工資增加以及農業機械化普及等因素，促使農民轉業並將累積的資本投向小 型工業。因此造就了臺灣自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歷史性轉折。
二、臺灣走向工業社會之特色現象
1. 政府在社會文化中的角色：從「恩比侍從」到合作夥伴關係
自 1949 年國民黨政府來臺，到 1987 年政治解嚴為止，政府與私人資本間 呈現不同類型的關係。當時的國家機器以其政策及資源極力扶持私人資本，鼓 勵中小企業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政府在中小企業發展初期，扶植私人 資本進行資本累積的同時，仍具有一定的主導權。在當時的臺灣，特別是農人 缺乏資本的時代中，國民黨政府的參與類似於家長扶植兒子的起步發展。
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對經濟實施全面壟斷。不過當時的政府為了在政治上 獲取大眾青睞，採取「將經濟利益優先分配給對它忠誠之跟隨者」的策略。因 此，在 1950 年代後，臺灣出現「恩比侍從」(Patron-Client) 之關係類型。王振 寰回顧臺灣歷史時提到，在臺灣出現的國家機器與資本之關係，是屬於國家統 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政治機制，33 當時在臺灣出現的很多工商業總會主要 由政府設立，扮演著控制組織成員的政治代理機構。
尤其在 1950-1970 年代，「恩比侍從」與中小企業之發展可被視為臺灣歷史 中的新社會現象。「恩比侍從」是指一種特殊關係，這種關係並不及於一般人 身上，而是針對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人。基本上，「恩比侍從」是特殊利益和 政治支持間的交換，與國家的分配和控制資源的角色有關。34 這種關係並不是 一般政府和企業間的往來，而是一種交換關係。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控制了所
32 關於本節所歸納的戰後台灣農業政策的發展，請參考：廖正宏、黃俊傑、蕭新煌，光復後台
灣農業政策的演變：歷史與社會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頁 83-84。
33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新政商關係的形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1993 年第 14 期，頁 123-163。
34 Bob Jessop,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London: Polity, 1990),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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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tter）的說法來描述 1950-1970 年代臺灣政府所啟動的方案：「國家主動 設立各種非競爭性、少數和壟斷性利益代理組織，並提供給它們正式的利益代 理權，以此與之交換領袖選擇權和政治支持」。39在臺灣，國民黨政府則主要透過工業總會、商業總會，以及工商協進會等 進行與企業家之間的統合性政治關係。由此可見，在早期中小企業的發展時 代，專業社會網絡（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s）的起源和建構跟政府參與有密 切關聯。雖然政府參與的主要目標在於實現「恩比侍從」，扶植對政府忠誠的
35 Chi-Nien Chung, “Beyond Guanxi: Network Contingencies in Taiwanese Business Groups,”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27(2005), pp. 461-489.
36 Ichiro Numazaki, “Networks and Partnership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Elite in Taiw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92), p. 318.
37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新政商關係的形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1993 年第 14 期，頁 123-163。
38 陳明通、朱雲漢，「區域性聯合獨占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一項省議員候選人背景
資料的分析」，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台北)，1992 年第 2 卷第 1 期，頁 77-97。
39 Phi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Vol.36 (1974), pp. 8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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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維護社會管理，以及獲取企業家的後續支持，但同時亦有意無意地創造 了類似於「家父長式」的經濟管理作風。
自 195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利用極大之政治和經濟資源來強化自己的統
自 195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利用極大之政治和經濟資源來強化自己的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