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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制度轉型後的俄羅斯社會與創業
顯而易見地，共產主義與計劃經濟的歷史，對於現代俄羅斯民眾之思維與社 會文化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有學者指出，「在人們的心靈與行為當中存在新舊兩 種文化模式，既相互衝突又相互依賴。」52
後共產主義過渡階段，是罕見的歷史事件之一，在這之中，既有文化和經濟 同時經歷徹底地改變。在原蘇聯地區，經濟和社會產生戲劇性地變化，過去以中 央規劃之制度為基礎的蘇聯，轉而成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新社會制度。這種劇 烈的變化震撼國營企業家，在前蘇聯，他們是商務活動的主要參與者，但面對新 格局，企業家們無法再依賴前蘇聯的經驗和商業價值。
創業行為決定於創業者對事情的反應及決定，而對蘇聯解體之後的社會成員 而言，這將成為一個巨大挑戰。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曾指出：
「企業組織型態非一成不變，相反地，它們深受到外在制度環境與社會文化結構 的影響。」53
一、社會價值觀缺乏一致性
談及俄羅斯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多數俄羅斯學者會提到其激進地經濟轉型，
促使俄羅斯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新環境。但是，當社會成員都還延續著蘇聯一代 的社會文化價值和觀念，又該如何針對新的社會環境作出反應呢？在新環境之 下，社會成員必須採取新的理性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因此，俄羅斯社會文化之價 值在蘇聯解體後面臨巨大的挑戰，並在這些不得已地新舊拉鋸之間開始產生變 化。
韓頓透納（Charles Hampden-Turner）和特羅姆普納斯（Fons Trompenaars）
指出：「文化不可能是正確的或不正確的，文化形塑對某件事情的反應，反而會 使混亂發生」。54俄羅斯在 1990 年代之後，資本主義價值觀與前蘇聯的社會價 值觀產生巨大矛盾。雖然俄羅斯開始走向市場經濟，並培養新的創業家，但其社 會成員仍普遍持有「舊」觀念，俄羅斯企業家無法從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經驗 中解放自己，進而習慣新的社會安排。縱然如此，當時的新創業者所持有之共同 社會經驗仍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交流訊息框架以支援其企業經營，顯示在俄羅斯 社會中，「非正式規則」之發展相當顯著。就如第一章所說明，蘇聯時期的老百 姓已習慣並接受「非正式規則」之存在，到了 1990 年代，其普遍性已超越並滅
52 Эдуард Я. Батал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Общая и прикладна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М.: Наука, 1997), стр. 704.
53 Mark S.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3 (1985), pp.481-510.
54 Charles M. Hampden-Turner and Fons Trompenaars,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doing business in Asia” in Malcolm Warner and Pat Joynt eds., Managing across cultures: issues and perspective (London and Boston: International Thompson business press, 1996), pp.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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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了正式規則。
以上所述符合制度理論的預測，亦即在未健全的制度基礎上，共同文化背景 之約束等，將成為社會成員解決其商業問題的基礎。55在俄羅斯轉型經濟的背景 下，發展出新的社會矛盾，「非正式規則」的應用慣例源自於蘇聯時代的中央計 劃經濟，但在市場經濟場域下仍維持其適用性。在改革過程中，「非正式規則」
和法律規則之間的衝突是必然結果，最終導致俄羅斯發生一連串惡性循環：在新 國家體系中缺乏新法律框架的情況下，社會成員必須依賴「非正式規則」來滿足 創業需求，但這種依賴卻使得新框架更難出現。
在觀念轉變的過渡階段，有些在蘇聯舊體制下被稱讚的社會文化價值，到了 新社會中變成「無關的」或「不利的」。因此，代表傳統價值觀的俄羅斯第一代 企業家，面臨被淘汰之危機，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舊」觀念。他們被迫放棄蘇聯 社會經濟之規範，拋棄過去視為社會負責的行為模式。
這樣的矛盾很容易創造出衝突和緊張的社會關係。蘇聯社會普遍將任何一種 自我追求經濟利益之行為當作非社會行為（antisocial），認為這不符合社會期待 及道德觀念。以文化而言，這種活動被視為「低水準的、不雅及可恥的」。根據 1990-2000 年間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民眾傾向否認企業家的「美 德、道德、誠信、人才和勤奮」，並普遍認為這些社會文化美德絕對不適合用來 形容「俄羅斯新創業者」。另外，依據 2000 年全俄輿論中心（All Russian Centre for Public Opinion）的調查結果顯示，「不誠實」和「關係」被民眾認為是企業取 得成功的關鍵因素。56當初多數民眾將俄羅斯新創業家稱為「新俄羅斯人」（новый русский），並時常以玩笑方式描述其「成功技巧」，例如缺乏教育、不懂禮貌、
驕傲、看不起別人等。以此來看，雖然俄羅斯新創業家成為新文化規範和價值觀 念的傳播者，但在許多社會成員的思維中，這些新觀念與他們在蘇聯時期視為惡 性之道德理由相結合，最終導致俄羅斯社會堅決地拒絕「熱情接待」新創業者。
多數俄羅斯學者抱持著與尤利婭•拉特尼娜（Yulia Latynina）類似的想法：
在當前俄羅斯的經濟和制度情況下，成員鮮少採取「誠實」的賺錢途徑。57這也 說明了新創業者不受歡迎的形象。更雪上加霜的是，腐敗和道德低下的官僚階層 造成社會大眾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態度又衍生到新創業的企業家身上。有不 少從共產黨官僚機構離開的人士開始自行創業，並將自己的關係網絡視為創業的 主要「資源」，以增加個人「利益」。在後共產主義過渡期間，不少官僚階層成員 藉著他們對財富和政治權力的掌握成為創業家，這群創業家為社會帶來不利於創
55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4-38.
56 本田野調查 Vadim Radaev 進行，請參考 Vadim Radaev, How Trust Is Established in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hen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Are Not Trustworthy (The Case of Russia), CERP/WDI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llegium, Budapest, 3-5 July, 2003).
57 Юлия Латынина, “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Эксперт, №3 (1999), стр.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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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價值，如墮落、偏見，以及前蘇聯官僚中不能容忍、無能和腐敗等特質。
綜言之，在制度的真空中，俄羅斯社會出現了矛盾現象，「新」「舊」價值觀 之衝突帶給創業行為負面影響。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繼承了蘇聯時期對創業所 存在之偏見，如狡猾、不誠實行為等，因此在 1990 年代，俄羅斯社會將新創業 家視為「缺乏良心」的一群人。
二、在俄羅斯被扭曲的自由市場經濟
後共產主義過渡階段之經驗大幅影響了新社會價值的形成。俄羅斯學者在研 究「俄國式的資本主義」時，常常提及「殘酷和不公平」，自由主義市場價值雖 然被移植到俄羅斯，卻得到負面詮釋。俄羅斯社會對自由主義市場的價值並不熟 稔，而是透過自身體驗和觀察來認知市場機制。換言之，俄羅斯社會是藉由認識 創業家之行為和價值觀來了解市場經濟的倫理。然而，俄羅斯創業家不能完全代 表市場經濟的價值觀，約翰•內利斯（John Nellis）指出「在沒有制度保障下，
他們也不被鼓勵採取公平行為」。58 因此，創業家的行為並不能代表他們自身，
亦或是市場經濟的價值觀，更遑論引發社會大眾讚許。
創業家的道德概念並非來自道德教育，也不能做為俄羅斯社會價值觀的代 表。誠如梅根（Vladimir Magun）所言：「價值觀是依照制度的安排而自動生成」。
在沒有制度的約束下，「自我利益追求行為」變得沒有任何限制，使得人們能夠 超越理性之制衡並進而占據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這便促使企業家採取「一炮打 響」的經營戰略，讓他們奔向協議，違抗合作，造成互不信任的環境。59
最終的直接影響造成 2000 年時，俄羅斯社會幾乎不存在被普遍認可為社會 規範或價值觀，並施作之行為規則。從新創業者之經濟「利益」或「機會」追求 的視角切入，此種現象明顯地增加風險和交易成本，制約企業增長的可能性。另 外，因為缺乏社會行為規範和價值管理，破壞了社會之公平性、道德和信任，而 形成俄羅斯社會對資本主義和資本家之不準確印象。
雖然本研究以社會文化為基礎，但制度性缺點及蘇聯解體後的問題，如法律 模糊、無法提供保障給產權與合約、法制觀念很弱、商業道德很低等因素均會影 響社會文化的形成。馬里奧•諾迪（Mario Nuti）敘明：「目前俄羅斯屬於在經濟 制度上的非制度」（economic non-system），60亦即舊的經濟機制已被拆除，但新 的還沒有完全落實。因此，創業家必須重視很多小細節，反觀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58 John Nellis, “Time to rethink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ransition, Vol.10, No.
1(1999), pp. 4-6.
59 Vladimir Magun, “Labor Culture,” Shalin D. ed., Russian Culture in Transition: Paradoxes of Postcommunist Consciousnes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1996), pp.82-84.
60 Mario D. Nuti, “Economic Inertia in the Transitional Economies of Eastern Europe,”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mpediment to the transition: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polici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1992), pp.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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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需要重視此類細節，也無須留意法律、社會和文化習俗的規範和主導。
在自由市場經濟結構中存在「不確定性」是正常現象。從某種意義而言，「不 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為新創業者提供創業機會，讓他們以「創新」的熱情在模 糊之環境中尋求「機會」，進而創造獨特的發展潛力。如馬克•卡森（Mark Casson）
指出，「不確定性」對願意改變環境的創業者較為有利。61
但在俄羅斯，「不確定性」導致經濟環境中的訊息有可能被扭曲、混亂和不 完整，而這些現象也反映了過渡時期俄羅斯機構效率之低落。62在這些情況下，
企業家和經理人作決定的能力和發展長期戰略的計劃皆受到巨大阻力。訊息扭曲 部分源自於俄羅斯新創業家之主要創業原則從長期發展策略轉為短期利益，社會 環境造成創業者短期利益追求之形態，創業者看待事情的態度改變為「短期導向 的合理性」（short-term oriented rationality），進而阻礙創業家作出長期的戰略發 展計劃。以「利益」和「機會」的思維模式而言，創業者的思維被侷限在短期有 利潤的方案上。
在 1990 年代經濟過渡階段當中，社會主義之破壞創造了「產權的真空」，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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