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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限制了臺灣的創業競爭優勢,甚至於部分有利創業之因素,如「勤勞文化」

等,更使得年輕一代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第三節 研究反思與建議

本研究總結不同社會文化理論研究層面,從不同研究階層來觀察文化環 境、各社會單元和個體性,以此建立新的、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分析結構。本研 究沒有牽涉經濟或政治條件之考量,單純從社會文化角度解釋說明其對創業精 神之影響。

筆者為了客服理論性的限制,而設計在俄羅斯和臺灣分別進行田野調查作 業,以收集第一手資料。歸納整理後,與現有的理論觀念比較發現,俄羅斯和 臺灣之學術研究與受訪者回應有多方相似處,證明學術界對這些問題的關切程 度和重視性。此外,田野調查所提供的一手資料亦補充了學術短缺實證的地 方,讓筆者從親切互動、面對面溝通,以及私下親密對談中,更能體驗俄羅斯 和臺灣之創業精神,發覺書籍無法表達的另一種樣態。

設計此研究時,筆者最擔心本研究的複雜結構設計,不僅為跨國研究,還 是一種跨領域研究,將社會概念與創業研究相結合。不過在田野調查所獲取的 豐富資源,對本研究提供多方面的解釋和思考,讓筆者得以清楚比較俄羅斯和 臺灣社會文化,且對社會文化和創業精神建立「二位一體」的概念圖,確立了社 會文化和創業的密切連結。

以往多數學術理論將臺灣中小企業蓬勃發展與政經改革掛勾,但本研究提 出對於臺灣創業動力的另一個解釋,即其根源自臺灣社會文化,臺灣社會文化 為臺灣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基本條件。反之,俄羅斯多年政經改革無法啟動中小 企業發展之原因,與社會文化有密切關係。田野調查結果顯示,最有可觀性的 六項社會文化因素中,其中五項對俄羅斯創業精神不利,抵觸中央政府各種經 濟計劃、嚴重阻礙中小企業在俄羅斯的發展。

本研究也證實社會文化與歷史背景有關聯性,而文化遺傳對新社會制度的 影響會不斷改變。舉例而言,研究的第三章提及,在歷史文化的不同階段,觀 察到古代俄羅斯社會強調「連坐制」及「官僚體系的個人化」;到了蘇聯時期轉 變為「自己人」及「特殊機會(blat)」;1990 年代政治改革後,以「罩」和「行 賄」為普遍的社會現象;而現代俄羅斯社會則以「關係」和「採購行賄」為主,

此結果與田野調查的資料相符,「關係」因素是現代俄羅斯最主要的社會現象。

總之,俄羅斯代代串連的價值觀和自由市場價值觀之間的距離,導致「舊」的社 會經濟和「新」的市場經濟價值觀之矛盾,造成俄羅斯社會無法立刻習慣新的遊 戲規則,反而由「罩」、「行賄」、「關係」和「採購行賄」來彌補制度缺陷,

最終導致市場經濟在俄羅斯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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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俄羅斯相同的是,在臺灣創業社會文化環境也受「被扭曲」價值觀所影 響。如多數研究顯示,在 1950-1990 年代,臺灣從農業轉變為工業社會,但農業 社會的一些價值觀在臺灣工業社會中仍繼續存在,如他人取向沒有被自我取向 替代、權威趨向也沒有被平權取代等。文獻分析將這些現象歸因於家族主義與 家長權威。本研究之訪談結果再度證明,在臺灣社會中最有影響力的六項社會 文化因素中,「家族企業文化」的制度與管理方式已深根,尤其被家族企業的下 一代的所傳承。而在家族企業占多數的臺灣經濟結構中,「家族企業文化」在未 來的企業經營是否能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值得學術界繼續觀察。

另一點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證實具有同樣名稱的社會現象,在不同社會 中會有不一樣的內涵。以「關係」為例,在俄羅斯和臺灣都是關鍵社會因素,然 而,其在兩個社會中所涵蓋的意義和扮演角色不同:在缺乏市場經濟思維的俄 羅斯,「關係」是必須掌握的社會資本之一,對創業者而言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而且在所有助於創業的因素中最為有利。相對而言,在臺灣,「關係」在工業化 和市場價值普遍化後,雖然繼續存在,但已失去過去的濃厚內涵,不再是對創 業精神有絕對影響力的因素。反觀俄羅斯市場改革幾年後,「關係」作用並未像 臺灣社會一樣影響力減弱,其另一個原因在於俄羅斯嚴重缺乏「信任」,導致創 業家為了確保自身生意安全,必須尋找及建立做生意之社會網路,使得創業越 來越脫離自由市場機制,雪上加霜的是,如此亦阻礙了自由市場機制的發展,

造成一種惡性循環。

本研究發現,臺灣社會自農業往工業社會之轉變中,同時存在價值觀的變 化。如農業社會中極為重要的「勤勞文化」,在高科技時代逐漸轉向知識、特殊 能力、創意等,「勤勞」不再是臺灣年輕世代所保有的社會特色。同樣地,以往 對臺灣創業精神影響很大的「當老闆」風潮、「情感」、「家族企業」等價值觀,

在面臨 21 世紀的國際化與市場帶來各種挑戰之下,對社會的影響程度不得不產 生改變,新一代創業者普遍接受較多的工業社會價值觀。

然而,對臺灣創業精神最有影響力的「信任文化」社會因素仍繼續存在。互 信精神、履行承諾、責任等概念起源於華人傳統概念。以面子為例,其亦跟臺 灣儒家價值宣傳教育、信仰道德觀念有關。或許因為臺灣社會與中國不同,維 持了古老華人文化且存有濃厚的信仰思想,也是讓臺灣社會繼續維持「信任文 化」精神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臺灣政府必須將「信任文化」視為臺灣社會戰 略資源,在國際合作時代,此一臺灣社會文化之特色不應被消弭,才能讓臺灣 社會維繫既有創業精神和創業文化。

當然,本研究所提到的社會文化因素不僅對創業精神有影響。由於社會文 化與各種社會單元關聯性極高,所以對政治、經濟、外交等也都會產生相關作 用,學界值得注意和觀察,或許也能夠成為筆者下一項研究議題。

雖然本研究之過程,以及研究的每一階段進度皆符合本研究設計規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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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似乎已很難從創業者身上獲得一些極為敏感議題之答案,必須深究創業者 對各題目的認真理解、思考、分析和說明程度,才可追求實證結果;或許這些 障礙也是相關社會文化研究不夠普遍與深入原因之一,如此亦可說明為何俄臺 田野調查比較研究至今仍有嚴重限制,因此無法將本研究結果與相關研究做比 較,只能與文獻理論對話。然而,未來俄臺相關的研究能針對此一議題再做進 一步的實證探討,並與本研究所提出的臺俄社會文化差異成果做一比較,將對 此一領域的研究能有更充分的補充和解讀,對學術將有更大的貢獻。

本研究為跨國研究,關注俄羅斯和臺灣社會文化慣習對於商業倫理與概念 的影響。時至今日,許多臺灣商業人士至俄羅斯創業、設立工廠及分公司等,

為了讓這些創業行為更為順利且更有保障,除了熟悉俄羅斯當地法律規定外,

也必須了解俄羅斯與臺灣社會文化的差異性。由此理解創業的可能方式,並藉 由瞭解當地社會文化和規範,促進臺俄雙邊的理解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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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號 職稱 公司成立 年度

營業地點 公司規模

RU03 總經理 1993 Ekaterinburg 80 人 RU04 總經理 2010 Moscow 17 人 RU08 高級經理 1996 Perm 43 人 RU09 總經理 2007 Ekaterinburg 80 人 RU10 總經理 2006 Moscow 20 人 RU11 高級經理 2011 Moscow 20 人 RU14 總經理 2003 Rostov 25 人 RU15 高級經理 1997 Tomsk 36 人 RU16 高級經理 2011 Moscow 45 人 RU18 總經理 2002 Saint-Petersburg 24 人 RU19 高級經理 1996 Voronezh 50 人 RU21 高級經理 1997 Tomsk 60 人 RU24 高級經理 1995 Ekaterinburg 74 人 RU26 總經理 2005 Saint-Petersburg 35 人 RU27 副總經理 2001 Moscow 47 人 RU28 總經理 1999 Moscow 65 人 RU35 總經理 2004 Moscow 45 人 RU36 副總經理 2009 Saint-Petersburg 40 人 RU37 總經理 2001 Irkutsk 23 人 RU39 總經理 2003 Moscow 30 人 RU40 總經理 1999 Saint-Petersburg 70 人 RU43 高級經理 1997 Moscow 60 人 RU44 行銷副總 2004 Grozni 24 人 RU46 高級經理 2009 Moscow 15 人 RU47 高級經理 2003 Moscow 45 人 RU49 高級協理 2003 Moscow 50 人 RU52 總經理 2009 Moscow 15 人 RU52 高級協理 2004 Moscow 25 人 RU52 總經理 2008 Moscow 18 人 RU55 總經理 1992 Moscow 75 人 RU57 副總經理 2006 Saratov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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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號 職稱 公司成立 年度

營業地點 公司規模

TW01 副總經理 1997 台北 70 人 TW03 高級經理 2001 台北 20 人 TW04 總經理 1972 台中 37 人 TW06 高級經理 1984 台中 110 人 TW07 總經理 1974 台中 70 人 TW10 董事長 1967 台南 120 人 TW14 總經理 1977 台中 40 人 TW15 高級經理 2010 台北 6 人 TW16 總經理 1978 台中 90 人 TW18 總經理 1965 台南 70 人 TW20 總經理 1994 台北 35 人 TW22 副總經理 1997 台北 45 人 TW26 董事長 1969 台南 140 人 TW31 總經理 1997 台北 30 人 TW33 董事長 1972 台南 125 人 TW35 總經理 1981 台北 20 人 TW36 董事長 1967 台南 80 人 TW37 高級經理 2011 台北 12 人 TW38 董事長 1967 台中 60 人 TW40 董事長 1964 台中 50 人 TW41 董事長 1965 台南 110 人 TW44 總經理 1977 台中 60 人 TW47 總經理 2003 台北 40 人 TW50 高級經理 1995 台中 35 人 TW54 總經理 1976 台中 80 人 TW59 總經理 1970 台中 65 人 TW60 副總經理 1983 台南 70 人 TW63 董事長 1981 台中 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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