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少保護社工員職場暴力議題

在探討兒少保社工身人安全議題時，必須就臺灣的社會環境變遷與社會工 作專業發展連結分析，才能對兒少保護社工員的職場暴力預防提出合乎本土實 務的建議。以下，研究者將以臺灣兒少保護社會工作發展、法定社會工作與法令 賦予兒少保護社工「執法者」的角色與衝突，呈現兒少保護社工員的職場暴力議 題。

壹、 臺灣兒少保護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

為 回 應接 受聯 合國 兒童 緊 急基 金補 助 (United Nation International Child Emergency Fund )，我國於民國 62 年公佈了「兒童福利法」，內容共計 30 條，

強調「家庭應負保育兒童責任」、「兒童應生長於親生家庭」精神為主要特色，

此為我國兒童福利服務的開端（蔡文輝、張苙雲，1985，引自曾平鎮，2003）。

當時，少年福利法尚未公佈，因此該法第二十八條也明定：「在少年福利法未公 布前，本法於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暫準用之。」

該法開啟臺灣社會福利立法先河，但因無專責單位與經費比例規定而流於 條件不足（馮燕、郭靜晃，1992），使得該法內涵與效能似不夠強而有力，缺乏 執行力。且利害關係人與當地主管機關，很難知道兒童少年有被虐待的事實，

因為何種樣態、強度才叫做兒童虐待或有虐待之虞，又該由誰來認定虐待？且 缺乏負責控訴兒虐事實的人士，因此法令通過後十多年來在我國似乎「沒有」兒 童被虐待事件（李鍾元，1994）。

民國 77 年「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設置兒童保護熱線；同 年，政府部門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開啟最早的兒童保護業務，且在 1989 年成 立第一支通報專線（余漢儀，1999；何素秋，2000；馮燕，2003），社會大眾漸

上的瓶頸就是法源依據問題，法令沒有說明若兒童遭受重大虐待、傷害、不適 宜繼續住在家中時，公部門或實務工作者到底該如何處理。而當時法令精神為

「家庭應負保育兒童責任」、「兒童應生長於親生家庭」，再從另一個角度來檢 視，「家庭責任」的精神似乎也潛藏著「兒童是家庭、個人財產」的意涵，此讓 實務工作者更陷入執行兒童保護時手腳難伸張的困境。

此段期間中央政府為了增進兒童福祉於民國 64 年、68 年、75 年召開三次全 國兒童福利研討會。在民國 78 年也公布了「少年福利法」，其第一條的立法目 的就指出：「為增進少年福利，健全少年身心發展，提高父母及監護人對少年之 責任感，特制定本法。」因此，該法雖在第九條規定「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致無法生活於其家庭者，當地主管機關應對少年予以適當之保護與安置」，但該 安置並未授權給主管機關可「依職權進行安置」或可「向法院聲請安置」之「強 制性保護」權限，其安置前提仍是「須經過監護人同意」後實務工作者始可尋找 適切安置處所進行安置。試想，家內亂倫案件中監護人就是加害人，怎可能同 意讓被害人接受政府安置？

有鑑於此，亦為回應 1990 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兒童人權公約」的精神，在 民國 82 年修正「兒童福利法」，擴大為六章五十四條條文，對兒童保護制度、

程序以及主管機關的相關權責有初步的範定。首度設立保護專章（第四章保護措 施），賦予公權力介入兒童保護事務（通報責任制、強制性安置措施），並界定 何種對待行為屬於兒童保護案件，實務工作者總算有法源依據採取必要的安置 措施。然該立法背後的精神隱含著家庭與雙親的權利，政府的角色則是在支持 家庭（馮燕，1997a；余漢儀，1999；彭淑華 1996），因此實務工作者若真採取 緊急安置處遇，亦須在法定的六個月零三天完成相關處遇工作。修法後的兒童 福利法因兒童保護工作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不僅讓法入家門，也開始了臺灣制 度化地實施兒童保護工作。

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事件，民國 84 公佈了「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緊接著，民國 87 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明確各縣市 需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專責家暴業務，兒童及少年保護問題更受到政府重視；

民國 88 年 11 月 20 日內政部兒童局成立，局內設「保護重建組」專責受虐及受 疏忽兒童保護工作，使我國兒童福利制度更加健全。

然而，兒童及少年福利仍不斷出現的新議題，實務工作中也發現兒童及少年 福利兩法分立的狀況下造成服務不連續及斷裂，「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

在歷經多年的修法努力下，經過了五十四次修法會議及四個會期的朝野協商，

終於在民國 92 年 5 月 2 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兩法合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使得我國所定義及保障的兒童福利比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包含十八歲以下 的兒童和少年，使國內兒童福利工作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因網路資訊化的快速發展，網路相約自殺事件頻繁。且強迫、引誘、容留 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情節嚴重者將會危及兒童及少年的生命。又為 防止保險法修正後造成兒童保險漏洞，避免父母以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死 亡保險契約，產生為詐領保險金而謀害子女之道德危險，因此民國 92 年公佈後 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至民國 100 年間歷經 3 次修法，希望提供給未成年的兒童 及少年有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

經歷修正後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似乎看起來更完備，然民間團體批評，二 ００三年通過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有兩個主要問題：

一、拼湊：當初兒少法整併時，是以兒童保護為主要觀點，拼湊少年福利 法而成，法條的精神仍是把將兒童少年視為社會保護的對象，缺乏回應一般少 年的成長需求及對弱勢少年的權益維護。

二、重視補救、輕忽發展：過度偏重補救性的福利措施，缺乏全面觀照兒

因此由數個民間團體結合成立「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⁶」，為新一 波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推動倡議行動。該法已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經總統公布後施行。

貳、 法定社會工作

臺灣社會福利是從殘補式、政府德政開始，在 1949 到 1963 年代的社會福利 是以社會立法為主，當時主要通過勞工保險法、軍人保險、公務員保險，針對

「兒童服務」一項的內容則是以「設立育幼院」、「家庭補助」為主。與「家庭 福利服務」有關的立法則是「社會救助」，以「家庭補助、災難救助、低收入扶 助」等「補助」業務為主。在戒嚴時期社會工作是作為「社會控制」的目的，社 工員提供「補助」，執行業務是彰顯政府德政，對於不幸的人提供撫慰，專業自 主性低。

「保護性服務」係指政府以公權力介入特殊弱勢福利人口及其家庭以提供個 別與專業性之福利服務，這些服務對象包括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

暴力受虐者等；而以公權力強制性的手段介入家庭的做法，係期待保護這些服 務對象的基本人權、職場暴力，並能改善問題情境，提昇其生活品質（陳武宗，

2003）。

社會工作本屬社會結構的一環（王增勇等譯，2005），因此社會工作相當重 要的功能之一，乃在執行主流社會的價值，並處理社會所界定的問題或法律規 章。為了確保執行的可能，國家常經由立法賦予社會工作者某種法定權力，這

6 「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有鑑於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側重殘補性之保護服務，

於 2008 年 11 月由臺少盟、勵馨、家扶、兒福聯盟、勵友中心、靖娟、人本、中華育幼關懷協會、

全國教師會、全國家長聯盟等核心修法團體團體，組成「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推動聯盟」，完 成民間版「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草案」。2009 年 5 月，民間版「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草案」

順利於立法院完成一讀，交付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2010 年 11 月 17 日在立法院「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草案」委員會中完成初審，並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草案更名為「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草案，會中同時決議交付立法院院會審查。2011 年 11 月 11 日立法院 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草案，修正法案名稱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外，修文則 由現行 76 條增列至 118 條。（資料來源：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內政部）

種情況特別是在保護及犯罪矯正性工作尤甚(Palmer，1983; Hasenfeld，1987)。

隨者解嚴後臺灣社會福利制度的蓬勃發展，1990 年代後，臺灣的社會福利 發展從「社會救助」進展「保護性業務」，社工角色開始有所轉變。自從「家庭 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訂或訂定過後，

打破「法不入家門」的傳統觀念，國家依法進入家庭處理暴力議題，對於保護性 工作人員的需求量也增加。

2000 年後，更多社會福利立法進行修正，許多福利政策與法規相當倚重社 會工作者，社工員不只服務範圍擴大，角色變得更多元，同時也面臨工作量暴 增的困境。社工專業服務的提供從搖籃到墳墓，從補助性到保護性，積極介入 家庭處遇。隨著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和複雜化，許多福利政策與法規相當倚重 社會工作者，明文規定社工要執行的工作，也賦予公部門從事兒少護性業務社 工員更多法定責任。福利政策與法規希望社會工作者可以扮演化解社會問題和追 求社會正義的角色，甚至是和警察一樣扮演者控制者的執法角色，以處理經濟 補助審核業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兒少保護強制安置、未成年子女 監護權訪視業務、監督會面交往、通報責任、緊急安置收容及剝奪親權、陪同

2000 年後，更多社會福利立法進行修正，許多福利政策與法規相當倚重社 會工作者，社工員不只服務範圍擴大，角色變得更多元，同時也面臨工作量暴 增的困境。社工專業服務的提供從搖籃到墳墓，從補助性到保護性，積極介入 家庭處遇。隨著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和複雜化，許多福利政策與法規相當倚重 社會工作者，明文規定社工要執行的工作，也賦予公部門從事兒少護性業務社 工員更多法定責任。福利政策與法規希望社會工作者可以扮演化解社會問題和追 求社會正義的角色，甚至是和警察一樣扮演者控制者的執法角色，以處理經濟 補助審核業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兒少保護強制安置、未成年子女 監護權訪視業務、監督會面交往、通報責任、緊急安置收容及剝奪親權、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