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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合?《電影產業促進法》

第一節 立法的準備

2. 內在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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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戰也延伸到電影領域,增加票房分帳比例和擴大進口成為美國電影行業最主要 的訴求,截至本文寫作後期仍在膠著狀態。

隨著市場的開放,中國電影票房的昂揚姿態與好萊塢在中國的步步進逼有密 切關聯。有大陸學者以2002-2013 年間中國電影音像貿易進口額和國產影片票房 數據為樣本,對進口影片和國產影片之間關係做實證研究,認為進口電影額與國 產電影票房呈高度相關,2002-2013 年間的電影進口額平均每增加 1%就會使國 產片票房增加約 1.64%,進口影片對國產片收益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王國強,

2014)。究其原因,本文推測,除了刺激國內從業者和管理部門提高作品質量和 管理效率外,進口影片本身的品質和國外高度發達的工業水準也為國內電影產業 提供了各方面可資學習的榜樣,二者共同推進中國電影產業的高速發展。

2. 內在的推力

從不開放到開放再到開放至何種程度,進口影片一直是懸在中國電影頭頂的 達摩克利斯之劍,而中國電影受制於長期的政治限制和體制弊病,電影市場直到 新世紀才在持續的改革中煥發活力,製片、發行、放映體系都開始慢慢適應產業 化浪潮,作為文化產業重要部分的電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

十六大以後的2003 年密集推出電影產業化改革政策,2004 年的電影管理延 續了上一年的產業結構調整路線,據簡要統計2004 年發佈或施行的有關電影的 規範性檔案多達九個,一方面從製片到放映再到發行,逐漸向社會、民營、境外、

國外資本和企業開放行業進入門檻,另一方面就電影產品進入市場減少程式、放 寬標準,電影審查的尺度更為適應電影娛樂產品的屬性,也使得進口影片和國產 影片的評鑑標準相對接近(尹鴻、王曉豐,2005)。特別是 2004 年初《關於加 快電影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41 號)強調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建立起電影產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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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模式,「把我國電影產業做強做大,使我國真正成為世界電影強國」,被當時 廣電總局電影事業管理局局長童剛(2004,頁 48)稱作「未來一個時期電影產業 發展的具有指導意義的綱領性檔案」。產業化改革初啟動的政策密集時期之後,

2005 年起電影政策進入調整期,趨於常規化的補充和完善(尹鴻、詹慶生,2006;

饒曙光、李國聰,2017)。電影市場也呈現出日漸繁盛的景象,不僅國產電影產 量高,多廳影院的建設也在全國廣泛鋪展,電影票房收入逐年攀升(參見圖 五 -1,圖 五-2)。

中共十六大以來由官方推動的文化產業化改革一直在實踐中不斷調整,2006 年《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將文化產業界定為從事文化產品生 產和提供文化服務的經營性行業,並將影視製作業與出版業、發行業等九個門類 作為重點發展的文化產業;2007 年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 動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和大繁榮」,「大力發展文化產業」;2009 年國務院通 過並發佈《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首次就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提出明確的指導方向 和工作重點;2011 年 10 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 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化體制改革 開始全面推進;2012 年依據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和《十二五規劃綱要》編制

《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標題增加「改革」二字,內容 進一步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以及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性;2017 年《國家

「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改革發展」被調整成為「發展改革」,

文化繁榮發展,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主旋律」和「正能量」堂皇出現在 序言中,並宣稱「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更有信心和能力鑄就中華文化新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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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產業化改革以來的重要電影政策也基本圍繞深化電影體制改革 和加快發展電影產業的主題。到2010 年,中國全年故事影片產量 526 部,成為 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產國,票房突破100 億元人民幣,躋身世界前十(尹鴻、程文,

2011);2011 年全國總票房 131.15 億元,成為僅次於北美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 電影市場(尹鴻、程文,2012)。2010 年初,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促進電影 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9 號),不僅回應十七大以來對於大力發展文化產 業的部署,落實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央對於經濟的整體決策,也是對 2009 年《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在電影產業中的具體實踐提出指導意見。從《文化產業 振興規劃》具體到9 號文《關於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標誌著 文化產業包括電影產業的發展和振興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王玉明、金冠軍,

2010,頁 115),這是截止到當時有關電影的政策檔案中「級別最高、戰略地位 最高的電影產業政策檔案」(劉藩,2010,頁 15)。而劉藩(2010,頁 18)借 產業政策理論對 9 號文分析後認為,不同於 1993 年和 2002 年之後電影政策中 顯露出的市場化改革精神,9 號文更多的是「以國家干預推動資源傾斜配置以扶 持產業發展的內容」,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政府正在喪失改革的動力」。從 這個意義上說,回看 1993 年和 2002 年,兩次都是電影市場陷入危機,後者更是 面臨入世後引進大片的衝擊,改革的動力源自現實中市場的迫切需要,而到了 2010 年,穩步前進的市場使得產業化改革成為政府的自覺或是刻意的引導,一 方面存在著干預失靈的風險,另一方面也讓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成為後發機制,

難以催動更深層次的改革。

在9 號文發佈的 2010 年初,電影法的制定也終於進入國務院一檔立法計劃,

「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的名稱就此敲定。在國家主導的推動文化大繁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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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背景下,大的改革方向已經明確,進入穩定發展的電影產業開始慢慢接近 第一部電影法的問世。

圖 五- 1 2003-2017 年中國大陸電影總票房及國產電影票房

資料來源:(原)廣電總局官方網站(http://www.sapprft.gov.cn)

圖 五-2 2002-2017 年中國大陸影院數及銀幕數

資料來源:(原)廣電總局網站,《中外合拍影片簡明手冊與問答》(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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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03-2017年中國大陸電影總票房及國產電影票房

(單位:億元人民幣)

總票房 國產片票房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影院數 銀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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