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問題意識
2. 為什麼研究電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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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什麼研究電影法？
1989 年事件以後的 90 年代中國常被海外學人稱作「後社會主義」（post socialist）時期，「文化事業」（culture institutions）開始逐漸向「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ies）轉變(Yue, 2013, pp.365-366)。1997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 會報告在論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時稱，「發展文學藝術、新聞 出版、廣播影視等事業，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廣播影視仍舊被視為文化事 業；當時的電影體制改革仍在深化之中，試圖從觀念上和制度上開始慢慢確立電 影的文化產業本性（尹鴻，1999）。1998 年 7 月，文化部成立「文化產業司」，
處理相關文化產業發展問題，這代表對文化產業的管理已經進入國家管理機關的 視野，開始逐漸獲得與文化事業相當的位置。
2000 年《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首次在中央級別的正式檔案中使用了「文化產業」這一概念，提出要「完善文化 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而在此前的三 個五年計畫中，文化都是與「事業」或「工作」聯繫在一起（韓永進，2002; 劉 海龍、黃雅蘭，2013）。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 的重要途徑。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 實力和競爭力」，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已經並置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內容。
《電影產業促進法》的出現再度昭示了作為產業的電影在官方話語中的地位認定，
也印證了中國對於「文化產業」的逐步確認。這種確認還伴隨著中國傳播產業研 究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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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在全球範圍內廣泛的政策變遷始於上世紀80 年代，政府部門從 70 年代石油危機造成的資本主義社會萎縮中慢慢恢復，文化產業、電子通訊等新興 產 業 受 到 扶 持 ， 新 自 由 主 義 和 資 訊 社 會 的 論 述 開 始 產 生 深 遠 的 影 響 (Hesmondhalgh, 2012)。於此同時，以陳凱歌、張藝謀為首的中國「第五代」導演 在世界影展中嶄露頭角，中國電影重新回到世界的視野之中，美國的中國電影研 究也在八十年代中期崛起，但政治問題構成了西方對於中國電影的大部分興趣所 在，這一點從對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大量報導中可見一斑（張英進，2008）。近 二三十年來的西方尤其是美國，電影是認識中國的有效工具，許多理論被用於中 國電影研究，八九十年代對外開放初期的國內電影研究的理論話語也深受這些理 論的影響。
葉月瑜（2011）曾在總結近年來華語電影研究的中西文著作特點時認為，由 於書寫主體和預想的讀者族群的差異，西文作品偏重以文本出發的理論演練，中 文著作則因地利人和，更在理論之外有歷史的選擇，二者互相補充各有價值；但 與經濟和政治環節緊密連結的、聚焦於電影工業史和工業史論方法的研究還非常 欠缺，也就是說中文著作在歷史方面的明顯優勢未能發揮出來。隨著市場化的深 入和政策對電影產業的重視，當前中國大陸電影研究有從理論轉向實證、從文本 轉移到數據的趨勢，有關電影的政策、品牌學、營銷學研究層出不窮（葉月瑜，
2011），這些研究中有不少關於電影政策，但中國電影產業化起步較晚，電影產 業政策研究也整體處於學術界邊緣，多是實用性、同質化的議題研究，深入的理 論研究更是匱乏（劉陽，2015b）。
湖南大學教授何春耕 （2012）著有專書《中國電影產業與政策發展研究》，
就1949 年以來新中國電影產業和產業政策發展的歷史、特徵及經驗做了較為詳 細的梳理，同時指導了多篇相關內容的碩士論文（有不少內容也收錄在該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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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影印本，是重要的電影歷史研究資料。參見http://www.bfa.edu.cn/news/2008-04/23/content_19545.htm
10 除了在搜尋引擎和中國知網做大量關鍵詞檢索一無所獲之外，出版年鑑的中國電影年鑑社亦 蹤跡全無。我曾於2017 年 7 月向中國電影家協會官方網站（http://www.cfa1949.com/）上公佈 的聯絡地址（zgdyjxh@163.com）發送問詢電郵，求教2011 年以後不再出版新的年鑑是出於何 種緣由，但除了「信件已經收到。我們會盡快處理。」的自動回覆再未收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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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0 年中國電影記事》中曾提及《2009 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和《2009 中國電影藝術報告》召開發佈會，這兩本與《中國電影年鑑》一樣由中國電影家 協會組織編纂的、按年度出版的報告具體出自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之手，
但以產業分析報告為主的實際內容與年鑑的資料性質仍有不小的差距，似乎不能 視之為年鑑的替代品，但可從中窺見學界、業界十分明顯的對於電影之文化產業 定位的偏好，而「一板一眼」的年鑑消失卻再無人過問。
改革啟動之初，1992 年中共十四大就宣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歷多年的改革實踐之後利用電影立法將電影的商 業特性喚出並強化似乎無可爭議；但從政治和文化角度看，埋頭苦幹搞經濟和繼 承社會主義遺產也並不矛盾，「你們必須牢記，在一切藝術中，對我們來說，最 重要的就是電影」，列寧（1990）在 1922 年發出的指示依舊振聾發聵，中國並 沒有放棄將電影作為重要的宣傳和文化陣地，尤其當中國戲院裡出現了名為《光 榮與夢想——我們的中國夢》的強制貼片廣告以及《厲害了我的國》這樣的院線 電影的時刻。
綜上，《電影產業促進法》的誕生不僅可以成為我補充中國電影政策研究的 起點，以專門法作為傳播研究對象，使過往寬泛的政策研究獲得重點和焦點，借 助歷史資料回溯出電影最高法出現的背景、意義，更能以點帶面地描繪出中國電 影產業中廣泛存在的電影的政治性、商業性與藝術性的衝突，以及這部明顯具有 產業傾向的法律是如何調和、掩飾或忽略這些衝突的。這些也就將我的研究問題 凝聚至一個最重要的面向：通過立法促進電影產業發展的目的何在？這個問題中 隱藏著的主語決定了本文意義所在。